<b>张发</b>：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按职权规定，可掌握两广军队，但实际真正能调动和指挥的只是粤军。

<b>白崇禧</b>：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主持了桂柳会战的作战方略。

<b>陈牧农</b>：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他放弃坚固阵地逃跑，被予以就地枪决。

<b>冈村宁次</b>：时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可节制横山勇及其第十一军。

<b>周翰熙</b>：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b>彭泽生</b>：第三九七团团长。战死于修仁一役，淞沪会战后，他是第二十军第一个阵亡的团级军官。

<b>海竞强</b>：白崇禧的外甥，时任第一八八师师长。

进入1944年下半年，由于装备悬殊，日军在太平洋、缅甸战场上接连遭遇惨败，日本陆军部如此记述：“以作战挽回败局已经无望，今后将逐步陷入穷途末路。”

豫湘桂会战成为日本在舟沉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日军大本营幻想通过大陆交通来弥补海上交通，以此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所以尽管衡阳之战结束后，军内即有“一号作战暂停论”、“ 一号作战结束论”，或“暂停桂柳，专心打通粤汉路”等议论，他们仍决定将豫湘桂会战继续进行下去。

作为日军的下一期攻占目标，“桂柳”首当其冲。

“桂柳”是指广西北部的桂林和柳州，二者均为西南抗战基地，同时又都建有美军飞机场，美军飞机可就地从这里起飞助战，战略价值极其重要。

广西是第四战区的防区，由粤系首脑张发奎任司令长官。张发奎可调度的人马，多半是从长沙和衡阳撤退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有近20个师8万人，但因伤亡和减员，实际战斗力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二。

当时日军可用于攻打“桂柳”的野战部队，一为华中方面的第十一军，一为华南的第二十三军，统共超过9个师团，在15万人左右，仅在兵员数量上就差不多是广西守军的两倍。

一对一都打不过人家，别说少这么多了，一本账真是算到人惊心动魄，张发奎赶快向统帅部紧急求援。

统帅部也正陷入无兵可用的窘境。长衡会战所导致的损失，并不仅仅在于湖南这一兵略要地的丧失，更主要的是国内在南方的野战劲旅，已消耗大半。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答应从薛岳的第九战区抽调一个集团军，转归张发奎使用。

在第九战区调兵之前，广西的已有部队中，兵员和装备较为完整一些的，是桂军的两个军，以及增援来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军，其中第九十三军最为张发奎所看重，因为它有一万多人，且号称“中央军”主力。

第九十三军刚刚由黔入桂，张发奎即调该军守卫被称为广西门户的全州。

广西论战区是张发奎的责任，但用薛岳的话来说，这里又确实是桂系的“地盘”，身为桂系首脑的白崇禧不能不格外关心。

早在衡阳失陷后，白崇禧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名义，带着军令部作战厅长、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等政要，亲自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桂柳会战的作战方略。

谈到如何防守桂林，张发奎按照幕僚们的意见，提出应利用桂林的地形，实行持久防御。

白崇禧立即反对：“我们不能守着挨打，应该沿湘桂铁路正面，在桂北或者及桂南，集中主力与敌决战，然后各个击破。”

谁来守桂林城，白崇禧说是由第九十三军担任——等全州守不住了，再撤到桂林来守，一点都不浪费。

桂林是桂系的老家，却要把最重的守城责任交给其他军队，白崇禧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哑然。

张发奎的意见与白崇禧并不一致，但当场并未表示任何异议。

会议间隙，幕僚赶紧找到张发奎，对他说，白崇禧的作战计划表面上好像很妥

当，实际上非常危险。

“以战区现有的劣势兵力，还要发动攻势作战，哪里有取胜的把握？再说，第九十三军防守全州后，马上又要它移师桂林，部队既不熟悉地形，又无时间准备，也不切合实际。”

幕僚建议，应沿用前议，由桂军守桂林，进行持久防御，待援兵陆续到达，时机成熟后，再实行转移攻势，如此比较稳当。

张发奎认为幕僚说得很对，可他又说：“白崇禧对最高统帅部负责，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何必另出主意，弄到将来作战失利，责任全归咎于我。倒不如由白崇禧一手布置就是了。”

幕僚不以为然，继续进言：“你是战区司令长官，负有整个会战胜败的责任，桂林得失，关系重大，为何不坚持你的意见？将来桂林不保，你还是难逃罪咎。”

张发奎喟然长叹：“反正是广西的事，广西的人，我何必得罪他们，即令桂林失守，究竟谁负责任，自有公论。”

年轻时的张发奎，能打敢拼，北伐及国内战争时期“老铁军军长”的大号，自非浪得虚名，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张发奎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反映在战场上，就是失去了指挥官应有的果敢和责任。

自抗战以来，张发奎的战绩只能用乏善可陈四个字来形容，此前他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不客气地说，真的是老态毕现。

会议继续，张发奎“糊涂人办糊涂事”，不仅不反对白崇禧的计划，还随声附和，于是白崇禧的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白崇禧马上用电话向蒋介石进行汇报。蒋介石对攻势作战原则上表示赞成，但是反对由第九十三军守桂林，理由与张发奎的幕僚所说差不多。

蒋介石定了调，白崇禧才不得不对方案进行修改，同意仍由桂军第三十一军守桂林。

会后，白崇禧随张发奎等人一起去视察桂林城郊的阵地工事。按照白崇禧的说法，“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守上半年绝没有问题。”

接着去平乐察看地形，平乐就是白崇禧所确定的桂南会战地点。在平东，白崇禧兴致勃勃地回忆了一段辉煌的过往，那还是中原大战时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自广东进攻广西，在平乐遭桂军击败，“被打得落花流水”。

距离上次击败“中央军”，屈指算来，十四年光阴过去，今天又凑巧要在平乐再次进行决战，白崇禧认为是吉兆，“当年的战史，可能重演一番。”

如果论到抗战时期的战绩，白崇禧与张发奎几乎是难兄难弟，都称得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典型。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样威风八面的“小诸葛”，在抗日战场上其实一直没指挥过什么漂亮仗，别说无法与薛岳相比，就连和李宗仁相比，还差着一截，但在这一刻，他突然又变得神机妙算起来。

在那次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还提出了全省动员的策略。他打电话对蒋介石说，广西民气刚强，且有民团基础，只要给他足够的装备和粮饷，就可以在两周内编成两师、两纵队。将来如果后续兵团无法如期到达，这些部队可立即投入战场。

大战将即，还能编出这么多部队？蒋介石半信半疑，但白崇禧说得如此肯定，又是急于用兵之时，为形势所迫，就勉强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边正在部署，湘桂边境的双方警戒部队已发生了零星的交火，张发奎率幕僚前往全州，对第九十三军的防御部署做最后一次视察。

全州城位于盆地中央，受西北高地瞰制，且无预设工事，因此不利于守。真正利于守的是桂湘交界处的黄沙河，此处的防御阵地乃军委会直接定点的国防工程，以洞穴碉堡为中心，具备相当规模。衡阳会战时，张发奎曾到黄沙河视察，当场称赞它是广西抗战的第一道防线。

按照第四战区的作战计划，第九十三军的主力须全部安排在黄沙河既设阵地，但当张发奎前去视察时，发现第九十三军并未照做，反而来了个前后倒置：主力被布于全州城，黄沙河方面只使用了一个团。

问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说是蒋介石给他的指示。

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军事统帅，仅在日军所获得的情报中就多次披露，战前蒋介石到广西前线进行过视察，退一步讲，就算蒋介石只看地图，也不可能不知道国防工程的位置所在。

再说了，是陈牧农守全州，不是蒋介石守全州，为将之人，完全应依据实情做出独立判断。

陈牧农者，实庸将耳。他如此配置，讲难听点，其实就是对防守全州毫无信心，打都没打，便想着如何跑路了。

张发奎上前质问，陈牧农说要改变部署也不难，只需由张发奎再补发一道命令，那意思就是要张发奎承担责任。

这一将差点没把张发奎给将死。这位主帅同样庸得可以，他既没有魄力坚持己见，又不敢担责任，竟然也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为由，匆匆忙忙地敷衍了过去。

临走时，张发奎还画蛇添足，关照陈牧农，要求在全州尽可能多坚持一段时间，不得已时再向后撤退。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发奎的重点在“坚持”上，陈牧农的注意力在“撤退”上。他认为有张发奎这句话，就有了向后逃跑的依据。

幕僚提醒他，应该再跟张发奎要一纸相关内容的书面命令。陈牧农了解张发奎的脾性，那人最怕担责，怎么肯写这样的命令，没准改口让他死守下去都说不定，于是赶紧说：“长官当面的指示就是命令，怎能对长官的口头命令不相信呢？”

1944年9月14日，第13师团抢渡黄沙河。当天晚上，陈牧农就率部撤出全州，溜之乎也。

其实当时第13师团的大部队离全州还很远，强渡黄沙河的不过是一个大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真正把陈牧农吓跑的，才区区一个中队！

第13师团派战术专家考察了黄沙河阵地。专家发现这座阵地极为坚固，忍不住慨叹“真是精心的构筑”，他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的是，第九十三军为什么要轻弃如此要地？

为什么？只好问陈牧农自己了。第九十三军把“中央军”的招牌砸了个稀巴烂，两广老百姓都在骂：“中央军是豆腐军！”

据说蒋介石对陈牧农的要求是死守三个月，张发奎虽未明言，但他的期望值也至少在半个月以上，这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了。

张发奎异常震怒，连说非严办陈牧农不可，随后电告蒋介石。按照地方军队的处分惯例，革职或监禁就是最重的了，张发奎起初也只想将陈牧农予以撤职查办。

蒋介石的回复是就地枪决，立即执行！

临刑前，问陈牧农还有什么话要交代。陈牧农说：“张长官（张发奎）害了我，我无话可说。”

战场之上，看似铁石心肠，冷血冷面，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对全局和部下的负责，倒是敷衍塞责，欲说还休，反而害人害己。

方先觉及部将投降后，又都逃回重庆，蒋介石召开盛大的欢迎会，称赞方先觉是“中国军人之模范”，授以勋章，并任命其为青年军师长。

很多人为之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的汉奸”，怎么可以接受如此礼遇，但是只要对比一下第十军在衡阳之战中的努力和战绩，以及陈牧农辈的无能无力，你就可以想见老蒋的心情。

不能不说，在尚武精神上，中日两国从军队到国民，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越到抗战后期越是如此。

全州失守之前，第九战区的援兵已经赶到广西，这就是杨森的第二十军。

对于杨森离开湖南，薛岳极不高兴。

按理说，张发奎与薛岳同为粤系，还曾是上下级的关系，危难时刻，二者该不遗余力地支援对方才是。可是薛岳不管这些，他只记着广西是桂系白崇禧的“地盘”，他要保，也只会保他的粤汉路。

杨森有蒋介石的调令，薛岳无法拦阻，但他竟然先下手为强，派保安团四处围堵，要把新20师给扣下来。新20师师长、副师长均系粤系军人，大概在薛岳看来，这算是他的武装，以前你为他打工，所以才配给你，如今你要跳槽，就得把房车钥匙全部交出来。

大敌当前，杨森不愿与薛岳擦枪走火，因此将新20师交给了薛岳，只将原属第二十军的向文彬团抽回，重新编组成第133、134两师。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此时也在杨森所指挥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内，按规定应随其一道南下。见薛岳的态度不对，杨森马上写了封亲笔信，派人送给王泽浚，催促他尽快行动，并表示可由王泽浚做前锋，第二十军断后，薛岳若有话说，他来出面应付。

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远在重庆，这位老江湖敏感地意识到，薛岳已失去了往日风采，儿子继续跟着他混，很难有多大前途。反过来，若是跟着杨森，虽不一定能保证吃香喝辣，但起码可依

着遮风挡雨，不至于吃太大的亏。

川军在内战中的那些恩恩怨怨，在王泽浚这些小辈人眼里，似乎很了不得，其实他们都是打完架就喝酒，彼此之间仍是你哥子我老弟的关系。

王缵绪当年背叛杨森，远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何况早已时过境迁。像这样的例子多了，比如郭汝栋也背叛过杨森，淞沪会战时彼此还一样相互照应，王陵基更与杨森曾是冤家对头，但在湘北前线，双方的配合很是默契。

都是出门在外的川军，王泽浚又低上一辈，依杨森的性格，绝不可能对之不利。

于是王缵绪给儿子发来密电，称：“该军长（指王泽浚）应不顾一切，率部随同杨森转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

捏着信和密电，王泽浚仍然踌躇不决，他害怕薛岳出手拦截，对自己予以制裁，老头子虽然拍了胸脯，可毕竟远在重庆，远水难救近火啊。

见王泽浚胆小怕事，时间紧迫，不容再留，杨森只好带着第二十军先行离开。

杨森一走，第九战区驻第四十四军的督战官便将上述情况报告薛岳，薛岳即刻派欧震指挥第四十四军，王泽浚就算想走也走不了了。王缵绪得知后一个劲儿跺脚，责备王泽浚：“太胆小了，真误乃公大事。”

杨森欲去广西，最快捷的路径是从郴县走，但郴县已为日军重兵据守。第四战区催得很急，第二十军便找到

日军的一处薄弱环节，然后一穿而过，翻山越岭，绕道进入广西。

白崇禧和张发奎见杨森到来，赶紧把他安排进拟议中的桂北决战。

按照原来的部署，桂北决战系由第九十三军实行正面阻击，由第二十军进行侧击，杨森便抽出两个主力团藏于全州侧后，随时准备使出自己的看家绝招。

然而陈牧农畏敌逃跑，使得日军瞬间从中央深入，那两个团别说侧击了，就连自身通往桂林的退路都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杨森只得命令它们连夜南撤。

别看白崇禧在主持军事会议和检查工事时指点江山，夸夸其谈，其实内心并无多少胜算，甚至当闻听敌军到来时，他都没有张发奎来得镇定。

全州防守战还没打响，白崇禧便慌慌张张地要在桂林“扫清视界”，也就是放火烧房子。本来是烧桂林城外的房子，没想到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火又蔓延到城里来了，前敌指挥官急得乱蹦乱骂：“怎么给烧进城里来了，为什么不堵住？火路事前没有开好……”

桂林大火燃起的这一夜，来到广西不久的杨森恰好就住在白崇禧的公馆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光冲天，名城桂林毁于一夜之间。

放完桂林大火，才发现日军的进攻方向并不在放火那一侧，所谓“扫清视界”等于在做无用功，大后方对此议论纷纷。白崇禧狼狈不堪，又从重庆偷偷地带了一些燃烧剂回桂林，以便作为“汉奸纵火”的证据。

等到全州失守，更乱了。

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返回桂林，看到这座曾经美丽繁华的战时大后方，已经完全陷入火灾和抢掠之中。

只见军用汽车在大街上飞驰，相当多的部队正在一队又一队通过，由于没有纪律约束，很多人浑水摸鱼，趁乱抢劫。大街两侧的店铺因此全都空空荡荡，抢掠者挑肥拣瘦后随手丢弃的货物也随处可见。

目睹这番情景，记者既惊讶又悲愤，当即撰文控诉：“我们的军队遇敌不战自溃，然而对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显示出无比英雄的威风和强暴！”

其实在全州之后，桂林以北尚有两城可以据守，但白崇禧已经放弃了桂北决战的计划，这些部队是为了撤到平乐去参加桂南决战的。

让白崇禧想不到的是，由于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桂南决战也将很快沦为纸上谈兵。

早在发起桂柳会战之前，日军大本营就感到，参与会战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级别相同，必须增设一个指挥机构，以便对两军统一调度。

大本营首先征询第十一军的意见，横山勇直言不讳：“可以将第十一军升格为方面军，以下改编成两个军。”

横山勇的潜台词是他自己想当方面军司令官，对此，第十一军内部也大多表示拥戴，不同意的恰恰是大本营高层。

横山勇自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以来，在指挥作战方面确实无可挑剔，称得上是历任司令官中的佼佼者，然而其个性过于骄狂，屡屡抗命，而上级也拿他没办法。

在高层看来，横山勇适合为将，却不是帅的最佳人选。

高层看中的是冈村宁次大将，并决定由他出任最新组建的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横山勇光顾着自己耍勇斗狠，不知道后方补给有多么困难，冈村和他的幕僚班子甫一上任就对此感到分外头疼。

横山勇以急袭的方式轻取全州，军事上当然是一个胜利，可同时也给后方带来巨大压力。当时美军飞机已逐渐掌握制空权，从衡阳到全州有四百里路，要在飞机轰炸下，将军需品从这四百里路途中运往全州前线，何其之难。

第十一军的军需品缺口是一万吨，第六方面军即使最大限度运用湘江水运，一个月也仅能输送三千吨，因此自全州开战以来，除少数主力师团外，大部分军队从未得到过像样的补给，相当于在进行“饥兵作战”。

补给的困难，决定了硬干是有限度的，冈村认为不能像横山勇那样仅仅满足于“夺取一城一地的战斗主义”，而应利用有限的补给资源，争取在柳州附近举行一场会战，目标不是争城夺地，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消灭中方有生力量。

冈村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再给第十一军运去三千吨军需品，不过在此之前，应以第二十三军的推进为主，并让第二十三军主攻柳州。

与第十一军相比，驻广州的第二十三军较弱，部队也不多，这次为配合豫湘桂会战，日军大本营还专门将杭州的第22师团划拨第二十三军，增强其兵力。

这样看来，似乎冈村更应该用第十一军攻柳州才是，然而这正是冈村的头脑之处。

即便得到第九战区的援兵，张发奎也只有30个师，约12万人，不说战斗力，仅兵员就处于劣势，无论第十一军还是第二十三军，都有绝对把握攻下城池，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冈村用兵得法，尤其善于激励弱兵，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有意将攻占柳州的“立功机会”让给第二十三军，同时考虑到第二十三军缺乏远距离追击的能力，再以第十一军突击柳州背后，从而完全截断守军的退路。

冈村逐个问了一圈，第二十三军方面当然是求之不得，主要是探询横山勇的态度。

横山勇是那种一肚子私心杂念，但表面上还要装正经的人，更何况补给物资不到，他也打不了大仗，于是只好跟着诺诺点头。

1944年10月11日，冈村正式发布攻势命令，而此时第二十三军已占领了柳州东南面的桂平，从背后对柳州形成直接威胁。

柳州是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乃战区中心，从兵力上看，第四战区也无法在桂柳两面同时展开决战，白崇禧又被迫取消了桂南决战的计划。

毕竟一个是“小诸葛”，一个是“老铁军军长”，长年积累的战争经验还是有用的。经过紧急商讨，白崇禧和张发奎决定趁第十一军尚未有大动作之际，抢先出手，集中力量对第二十三军发起一次大反攻，在解除侧背之忧后，再将主力转用于桂林。

如今的第四战区按部队集结区域，可分为三大集团军：桂林方面军的桂军夏威集团军（夏集团）、西江方面的粤军邓龙光集团军（邓集团）、荔浦方面的杨森集团军（杨集团）。

最初作战计划为张发奎所制定，确定以杨集团在北面护佑，邓集团从正面向桂平进攻，夏集团负责渡过邕江，遮断桂平日军的后路。

白崇禧拿去一看，随手一划，把夏集团重叠配备于邓集团之后，理由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于正面。

张发奎的幕僚也不是省油的灯，对此极为反感：谁不知道正面第一线的损失大，躲子弹就躲子弹，还要说漂亮话！

张发奎是老江湖了，未必不知白崇禧的肚皮算盘，但他就跟以往一样，反正“唯上是从”，白崇禧怎么改，他就怎么做——一句话，只要不让他担责任就好。

战场帷幕即将拉开，上前暖场的是杨集团。

除去没有来广西的第四十四军外，杨集团内还有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这两个军与第二十军一样，也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部队，其中第三十七军名为一军，实际只有一个人数不足五千的步兵师，这样合计起来，整个集团军共计五个师。

进入广西后，杨森将总部设于荔浦，对整个集团军进行了整补。广西乃抗战后方，柳州设有军火仓库，枪械弹药的储存量很大，兵员虽然没有办法，但武器的补充相应较为便利，所以不仅步兵的战斗力有所回升，杨森总部还得以配备了野炮特种部队。

杨森派第二十军北上攻击日军侧背，再以第二十六军在旁边遥相呼应，很快就将平乐一线打造成了可靠的北面支撑点。

接着第三十七军奉命朝桂平的东北方向进攻，占领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声东击西，吸引桂平日军的注意力，这一招果然奏效。

主角可以上场了。

1944年10月19日拂晓，张发奎集中战区直属炮兵，配备美式榴弹重炮一个团及山炮一个营，对桂平的前进据点蒙圩展开猛烈轰炸。中美空军也以柳州机场为基地，出动约五十架飞机协同作战。

这是以往在中国军队中极为罕见的立体式打击，小镇转瞬之间就被炮火硝烟所笼罩，阵地工事也变成了黑色的。

邓集团继后冲击，日军猝不及防，阵地前沿当天就被突破，邓集团第二天完全占领了蒙圩。

日军的前卫部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对第四战区的反攻规模和意图，自身就缺乏准确判断，此外由于通信队被炸，对外的有线、无线通讯亦告中断，以致于蒙圩丢失后，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并没有得到及时报告。

后续部队搞不清状况，仍按照正常情况往蒙圩推进，殊不料邓集团已占领了蒙圩，远远看到，就用猛烈炮击给他们送来了见面礼。日军步兵为了快速行军，全系轻装，随身未带任何工事器械，情急之下，只得用饭盒挖出简易工事，才能勉强进行抵抗。

连续几天，第四战区像剥笋一样，一片一片往里剥，逐渐兵临桂平城下。

1944年10月25日，张发奎指挥炮兵集中炮击桂平市区，各个工事不用说了，连日军架设在桂平东侧的舟桥也被炸飞，日军对此瞠目结舌，认为“命中精度堪称优秀”。

在整个桂柳会战的过程中，桂平反攻是中方唯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一击。第二十三军司令部一直以为，第四战区只会注意由湘桂路南下的第十一军，即使反攻桂平，也不可能如此之快。正是因为这一错误判断，让张发奎在反攻初期取得了成功。

大反攻进行到第九天，据守桂平的日军死伤过半，在伤亡统计上，出现了联队长受伤、大队长战死的记录。此外，粮弹也已接济不上，晚上必须用竹炮来代替枪声。

可是邓集团在进攻桂平的最后一处据点时，也卡住了，原因却与白崇禧对作战计划的修改有关。

按照原计划，夏集团要渡过邕江，从侧翼发动攻势，日军为了防止后路被截断，必然要分兵以守。可是修改之后，日军右侧背不受威胁，这就使得他们可以缩小防御正面，集中力量来应付蒙圩正面的攻击，因而还能保持桂平防线不破。

后来日本投降，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受审时亲口供承，如果当时能攻其侧背，桂平日军就支持不住了。

随着第二十三军主力的到达，张发奎已没有这个机会了，战场的主动权将移交给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

田中倒是不折不扣地领悟了冈村的作战原则，即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意义，要大于攻城略地，因此决定集中第二十三军主力，包围歼灭桂平以西的中国野战军。

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并不是每个人觉悟都像他这么高，比如在横山勇眼里，便只有攻城攻城再攻城，立功立功又立功。

1944年10月26日，在冈村下达指令后，第十一军迫不及待地从桂林以北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围攻桂林，一路清除桂林外围阵地，以掩护对桂林的围攻。

横山勇侦知防守桂林外围的为杨集团。对于杨森和第二十军，横山勇并不陌生，也不是第一天打交道，深知对方是何等角色，自然不敢以弱旅相应，他派出的是第3师团，当下第十一军里最强的骨干师团。

1944年11月2日，第3师团进入平乐，发现此地已经彻底清野，附近空无一物，奇怪的是，也见不到一个守军。第二天黎明，正准备在荔浦渡河时，第二十军却猛不丁地冒了出来，在晨雾中与日军隔河作战。

杨汉域所使用的战术，与几个月前的茶陵攻防战类似，即先在荔浦西北的丘陵地带建立控制阵地，然后边打边退，逐步将日军诱进城，一旦日军进入城内，便来一个宰一个，来一对宰一双。

日军在茶陵吃过亏，这回不上当了。第3师团一部向左迂回，率先对丘陵地带展开抢攻。

茶陵攻防战时，第二十军只需固守一座茶陵，现在是包括荔浦在内，各个要点都要分兵据守。尽管杨汉域已从平乐等地收缩了兵力，但荔浦守军仍显薄弱，在对攻战上，明显处于下风。

丘陵由此失守，这场阵地战对于荔浦的价值和作用，有如黄沙铺之与茶陵，杨汉域被迫撤出荔浦。

荔浦之后是修仁，杨森决定以集团兵力相拒，做最后一搏。

首先出来应战的还是第二十军。第二十军将高地、小河河岸作为现成阵地，轻机枪往上面并排一架，迎头就射，经常给沿路行军的日本兵撂点狠的出来。

以第3师团的实力，逼退第二十军已不成问题，但第二十军后面还跟着杨集团的其他部队，就算是每人叫一嗓子，也够他受的。

桂南山峦起伏，地形险恶，加上天气不好，雨水泥泞，日军疲于奔命，外围警戒渐渐地就松了下来。

1944年11月4日晨，第3师团前卫部队刚刚打完一场仗，官兵们饥肠辘辘，急匆匆地开始点火做饭。

杨森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指挥总部野炮兵，以炊烟为目标进行猛烈射击。

野炮是荔浦整补时配给杨集团的重武器，清一色的美制100毫米榴弹炮，先前驻桂平的第二十三军早就已经尝过这种舶来品的滋味，对于第3师团来说却还是第一次。

日军做饭的地方乃空旷所在，炮弹来了，躲没处躲，藏也没法藏，那个狼狈，恨不得赶快找个人把自己给托付了才好。

做饭吃饭本来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事，这个时候挨炸，那感觉如同生吞了十只活苍蝇。日军气急败坏，饭也不吃了，扔下碗筷，便继续进兵。

那天早晨也怪，突然起了大雾，周围看不清楚，只能瞎摸，加上心里窝着火，日军只顾往前乱闯乱撞，其中的中井大队不知不觉，竟然闯入了杨集团的纵深阵地。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杨森指挥各部将中井大队夹在中间，便是结结实实一顿胖揍。中井大队连个小暗示、小眼神都没得到，就糊里糊涂地遭了殃，大队长中井郡次郎大尉也死于混战之中。

得知中井大队陷入重围，第3师团急忙整军压上，直到下午雾散之后，中井大队才被捞了出来。

在第十一军发起攻势之前，横山勇及其幕僚曾有心理准备，认为纵然能攻取桂林，仗也会打得如衡阳之战那么艰苦。

在地方军中，桂军以军事训练认真和作战顽强而闻名，抗战中，日军凡是与广西部队作战，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同时桂林又是桂军的大本营，所以横山勇预料桂军一定会誓死守卫桂林。

衡阳一战，第十一军开始投入兵力不足，导致战斗旷日持久，被横山勇引为教训，此次他除以第3师团扫清外围外，在桂林一共投入了5个步兵师团。

几天之后，通过战报及其他情报，横山勇发现事实与他最初的想象有着相当大的出入。

桂林守军原为桂军第三十一军，这是一支相对完整，战斗力也较强的部队，但白崇禧在对守城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以依城野战为由，把其中的两个师从桂林城内给调了出去。

如果真的是“依城野战”也好，实际并非如此。小诸葛远不像日本军人那么一根肠子，和桂平反攻前一样，他这么做，不过是要保存实力，那两个师早就随着夏集团撤到桂林南面去了。

至于临时扩编的“两师两纵队”，亦是白崇禧为扩充桂军而想出的歪点子，然而尚未组织出来，整个会战就结束了，他从蒋介石那里要来的武器也大部为日军所有。

白崇禧一生自以为聪明，然而他掉坑也全是掉在聪明这两个字上，须知，这个世上的聪明还有大小之分呢。

当然，面子上桂林还是要守一守，可是连横山勇也看出，区区两师，又无外围策应，即便有桂林的石山作为依傍，也“无需特别重视”。

第十一军的参谋们都认为：“桂林已无多大问题，敌情微不足道。”

紧随而来的情报是，一直驻在柳州外围的第四战区主力不知所向，柳州几乎已是一座空城，如能趁机奔袭柳州，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由于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通讯长期中断，横山勇并不知道第四战区主力集中在桂平一带，他只觉得这个便宜不捞的话，自己得后悔一辈子。

问题是冈村已经定调，柳州这口食可是第二十三军的。

参谋们早就为之愤愤不平：都是从小穿开裆裤长大的，打个仗难道还有亲儿子干儿子之分？这心都偏到胳肢窝里去了。

第十一军的一班中小参谋合议之后，集体向一二把手“进谏”。

参谋长中山少将嗫嚅着说：“现在方面军的命令是不管柳州，径直向柳州西北挺进，与第二十三军共同围歼支那军队……”

下面的参谋们异口同声：“柳州西北道路崎岖难行，且第3师团已攻下平乐，往柳州进击可谓一马平川，战机不可错过。”

中山参谋长听后也动了心，便提醒横山勇：“如不明确下定决心，中途犹豫不定，恐有不妥。”

横山勇其实早有此意，参谋们推波助澜，可谓正中下怀，当即斩钉截铁地说：“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横山勇下令，撤销第13师团攻占桂林的原定任务，与第3师团一道向柳州进兵，同时将自己“先斩后奏”的独断决定，以紧急电报的方式上报给方面军总部。

冈村当时正在生病，低烧不断，原本脑袋就晕得不行，横山勇的紧急电报让他震惊不已，头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