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觉到了危机。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督办”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皇而去。

刘湘讲话当然有不妥之处，可这院长也未免太尖酸无礼了些。只能说，那时候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有的是独立精神，敢跟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荣的不在少数。

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未发火也未报复，这就不是一般人，也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不上的。

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滚出去！”

刘湘对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年先主的取胜之道。

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连刘湘都遭人起哄，可见诸侯们的发言水准，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系他一人构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的内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他素材和观点。有一个主题，据说他讲过十八次，这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你还别小瞧了演讲，西方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若不会演说，都迈不进政治这个门槛。

刘文辉出来讲话，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即席演讲，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就算讲的时间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不小反差。

这还不光是口才，更关系到一个人的见识。

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这样的惊人壮举。

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中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猎，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

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连“隆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

刘湘是从刘备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乎同样与读书无缘。他小学还没毕业，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务的速成学堂也远不能与保定军校相比，虽然小时候有那些所谓“挑灯夜读”的神话佳话，但只要看看上学时平庸的成绩单就知道可信度多大了。起码有一点不能否认，刘湘从军后，从没有人看见他“手不释卷”过。

刘文辉则不同，他最喜读书，像《战争论》这样军政大家的书籍尤其珍爱。平时只要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甚至在庭院散步时，都不肯浪费时间，一定要让秘书们给他选读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

川中诸侯虽多如牛毛，然而像刘文辉这样军政两方面才能都极为突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包括刘湘在内，大多数人树立权威，依赖的不过还是手中的军权，独有刘文辉，号称“以军为主，以政为辅”，也就是说他发号施令，不光靠膀子粗，还有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打个比方，如果刘湘是川版刘备，刘文辉就是川版曹操，从见识到气魄，莫不如此。

刘湘的“闭关亦能自守”并非口误，而更可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当时“二次北伐”已经结束，在张作霖主持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被推翻之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俨然已可号令天下。

纵使刘湘曾不止一次有过“做皇帝”的梦，但到了这个地步，也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老实说，能够像刘皇叔那样“三分天下有其一”，他已经庆幸不已了。

刘湘的最高目标，已被他截止到诸侯，当然是统一四川后的诸侯，因此才会说出“闭关自守”的话。有人根据刘湘迷信风水，不断迁移父母祖坟，就认为他仍想“做皇帝”，甚至还有人列出刘湘“称帝”的具体步骤和“国号”，可那实在是捕风捉影，因为既不符合刘湘相对务实保守的个性，也不切合当时情况。

就在刘湘纠结于如何才能“自守”时，比他小几岁的“幺爸”却把目标定在了“问鼎中原”上。

刘文辉不是看不清时势，但他说，四川光守是守不住的，这里原本就非坐守之地，历史上你看谁坐守四川能守得住？所以应该“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刘文辉熟读史书，据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造反成功者少，而诸侯造反成功者多，既然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为什么要“闭关自守”，把目标定得这么低呢？

他公开声称，他要效法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复兴中华，把中国带向现代化。

在当时，不知几多人想“做皇帝”、“当总统”、“夺天下”，但大家都憋在心里不说，展示给各界的全是各种各样漂亮的口号。所以也有人劝刘文辉含蓄一点，没必要树大招风，刘文辉的回答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话语之中，孟德公那种敢说敢做、舍我其谁的气概已毕露无遗。刘文辉确实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四川诸侯一度曾多如牛毛，其间互相攻伐，据张澜统计，仅自熊克武建立防区制后，川中即经历大小战争四百余次。诸侯们从“春秋”杀到“战国”，最终大诸侯由数十个合并为八个，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刘存厚，李家钰和罗泽洲常被视为一家，因此被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每个诸侯都朝不保夕，连刘湘也起起伏伏，多次跌入谷底。只有刘文辉始终保持蓬勃的上升势头，加上他的防区多在川南，向为富饶之地，犹如当年的曹魏之雄踞中原，想不做大都难。

就在许多诸侯寅吃卯粮，连过冬都困难的时候，刘文辉的部队依旧能做到按月发饷，从而提前跨入了小康社会。

不知不觉中，刘文辉超越刘湘，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在他后面，分别为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他们仿佛是战国时代的秦齐楚赵，所以又有好事者对其冠名曰：七雄四强。

距离还在继续拉大。

曹操能争霸天下，政治谋略才是他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刘文辉丝毫不让前辈，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直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他用保定军校的关系，来罩住邓锡侯和田颂尧，邓、田既在四强之列，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刘文辉又巧妙地通过与刘湘的家族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便放风要“二刘合作”，以对邓、田进行威吓和挟制。

“秦齐”联手，“楚赵”必然完蛋，邓、田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乖乖地待在保定系里面，跟着刘文辉耍枪弄棒。

就算是李家钰的军官系，刘文辉也有办法连宗，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四川陆军小学，正是刘文辉上过的学校。

刘文辉左拉保定系、右牵军官系，使得“七雄四强”中的三分之二力量都归入了他的阵营，在与刘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尽便宜。

在刘文辉面前，刘湘也相形见拙，只能以自己在军事方面或许比对方稍强而聊以自慰。

可就这点小安慰，刘文辉似乎也不打算留给侄儿。

合纵连横仅仅用来牵制大诸侯，对中小诸侯，刘文辉向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打得那些可怜的诸侯们毫无招架之功。

刘成勋是刘文辉的老上司，对其有知遇之恩，且两人同为“大邑系”，但刘成勋此时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防区又与刘文辉毗邻，刘文辉就找了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一并了之。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亦与曹阿瞒极为神似。

吃掉刘成勋，刘文辉尽得三师三旅及大片地盘，防区扩展至整个西康。

接着，他又联合刘湘，对同样曾经辉煌，如今落魄的赖心辉发起致命一击，直到将其赶出四川，驱入贵州。在并掉赖心辉之后，刘文辉的防区开始与刘湘密切衔接，成了邻居。

小虾米越来越少，刘文辉的胃口却越来越大。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连手指头都不用动，就从刘湘那里取得资、内两县。这两座县城其实并不好拿，因为刘文辉此前与军官系的关系不错，拿了这两座县城，也就等于站到刘湘一边，与李家钰等人翻了脸。

应该说，刘文辉不是那种气窄量小，见了一点诱饵就忘乎所以的人，他敢伸且能伸这个手，就说明连“李罗杨”这样的“七雄”也被他列入了菜单。

李家钰由于基本没怎么参战，所以无论防区还是兵力都保存完好。但另外两个可就惨了，杨森是防区全部丧失，罗泽洲也在被打得抱头鼠窜的同时，连失两县。

杨、罗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都主张出兵对刘文辉进行报复，同时夺取防区，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在吃食进补之后，也才有力量找刘湘报一箭之仇。

李家钰却并不积极。

这位军官系首脑既能异军突起，由邓锡侯的部下而迈入“七雄”，与邓锡侯等人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绰号叫做李矮子，有人说他是“矮子心多”，而李家钰也确实不像罗、杨那么莽撞，处理事情比较稳重。

在他看来，如今刘文辉兵强马壮，军官系又刚刚落败，此时并非主动向对方出击的最佳时机，取胜也毫无把握。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胜了又怎么样呢，辛辛苦苦夺回几座县城，单是喂饱罗、杨这两个饥肠辘辘的家伙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其实没多少实际利益可得。当然如果败了，那更是罪魁祸首。因此这笔账不管你怎么算，都会觉得划不来。

李家钰认为，他完全可以效仿刘文辉，在“四强”中间玩平衡木，那样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用不着如此冒险。

李家钰这么一犹豫，罗、杨心里都极不是滋味。

不是说“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吗，你老人家自然是闲庭信步，怎么都不着急，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啊。

罗、杨赶到李家钰的防区总部遂宁，哭着喊着求着，要让李家钰担任“同盟军”总指挥。消息一出，四川军官生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闲散的，也都纷至沓来，齐聚遂宁，而且皆愿奉李家钰为领袖——我们又不是厦大（吓大）毕业的，怕什么啊。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话，让我们到哪就到哪，绳子一松，亮着牙就给你冲过去。

老大做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过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待遇，想来也不过如此，李家钰欲罢不能，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只得勉强接过总指挥一职。

没等他正式下达命令，甚至绳子还没松，罗泽洲和杨森就呲着牙，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见此情形，李家钰已毫无退路，他不能不真正参加进去了。

1929年4月，继“下川东之战”后，“上川东之战”随之爆发。

军官系这帮人只知道要混出头，但那闹哄哄的场面早就惊动了刘文辉。

知道你们趁我一个不注意，就要出点幺蛾子，果然耐不住了。

就算“李罗杨”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刘文辉都有把他们摆上餐桌的心，何况还自己爬了上来，那不正好吗？

在李家钰的同盟军出击之前，刘文辉早就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李家钰攻击受挫，接着又得到了一个对他极其不利的情报：邓锡侯、田颂尧也加入了这场是非，尽管他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李家钰、罗泽洲原本都是邓锡侯的部下，后来虽独立出来，但在名义上仍归其节制指挥。

刘文辉放出话来，说：“李、罗、杨是四川祸乱根源。”在从政治上将“李罗杨”置于不利境地后，他指给邓锡侯两条路走：一条是惩处你那惹祸的下级，“平乱”后自有你的好处，另外一条就是跟我决裂，那我再和刘湘“二刘合作”，找机会修理你。

同样的两条路也给了田颂尧。邓、田都明白，虽然刘文辉出的题目貌似多项选择，其实答案却只有一个。

邓锡侯赶快给李家钰和罗泽洲发去电令，要求停止作战，各自率部撤回原防，否则刘、邓、田三家将联合“平乱”。

李家钰从接到电报起，一颗心就猛地沉了下去——“四强”中的三强联手，纵使刘湘也得退避三舍。

“上川东之战”一共才打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出来，就以李家钰宣布撤军而告终。战争虽然结束，可事情并没有完。

刘文辉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个机会，哪里肯舍，裹挟着邓、田两部，在后紧逼围攻，使得李家钰被迫撤出遂宁，退居顺庆。

刘文辉又追到顺庆，但他又想到李家钰实力仍保存完整，硬攻的话自己难免也要损兵折将，于是他便坐而屯兵，将李家钰围在城里。

知道刘文辉狠，没想到会如此之狠。要知道，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曾被逼到那么不堪的境地，最后也没有赶尽杀绝啊。

李家钰所部有六七万人，把个顺庆挤得满满当当。顺庆还算是个中等规模的县城，所以起初生活尚无问题，但以后一天比一天困难，三个月后，官兵不但无薪饷可言，连做到一日三餐都不易了。

这时刘文辉又乘人之危，通过邓锡侯和罗泽洲，用“挖墙脚”的办法，对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进行内部分化，引诱他们的部下叛离。罗泽洲的部队因此率先垮掉，李家钰所部素来团结，才没让刘文辉从中得逞。

刘文辉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亲自跑到重庆，鼓动刘湘出兵。刘湘出于种种考虑，未予应允，且态度冷漠，可是“二刘图顺”的谣言却被刘文辉凭空造了出来。

“三军围顺”加码成了“二刘图顺”，“四强”都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自己，坐困愁城的李家钰更加焦躁不安了。

恰巧那个给刘湘算过命，有“看相如神”之称的王篾匠就住在顺庆，李家钰就约了参谋长一道造访，以卜吉凶。王篾匠没什么废话，一见面就说了四个字：“两人挤座。”

“两人挤座”，恰恰是李家钰此时境遇的暗喻。那请问“挤不过”怎么办呢，篾匠回答：“没坐处就走。”

李家钰信了王篾匠的话，人家又不收钱，也没必要阿谀奉承你，还能骗人不成。

李家钰决定再次撤离，这次王篾匠真的救了他一命。

虽然刘文辉在取顺庆后仍不肯放过李家钰，想要来个“一锅端”，但邓锡侯顾及过去与李家钰有部属关系，起了恻隐之心，反对继续穷追，这才让李家钰虎口得生。

李家钰逃走后四顾茫茫，竟然只能寄身于杨森处。

杨森因为人马少，冲得快，跑得也快。他原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趁着罗泽洲已垮，趁机接收了罗泽洲的部分防区，总算又有了块立足之地。见李家钰逃了过来，他倒也顾及情面，把营山腾出来，容许李家钰暂且跟他挤一个船舱。

“上川东之战”发起之前，李家钰麾下曾有约三十个团，防区和兵力都接近于田颂尧，完全有希望成为“第五强”。被刘文辉“挖墙脚”后，只剩下十四个团，三万多人，连原先的一半也没有了。更惨的是，失去防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李家钰痛哭流涕，自此对刘文辉恨之入骨。直到刘文辉后来退至西康，李家钰仍恨意未消，有人要去西康，他就对此人说：“你如果在西康见着刘文辉，只带我一句话，挖墙脚的人被墙砸死！”

不知刘文辉听到这句话会作何感想，但至少当时当地，他这么做是一点不后悔。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你们留着，迟早还是要跟我争，不如把你们打到灰飞烟灭才好。

每打一次仗，刘文辉的防区就扩充一次，经过前后历次兼并，他一人已占有川康八九十县，超过其余“六强”防区的总和，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四川，而且这些防区大多较为富庶，自贡盐场等尽在其中，无论地盘面积还是赋税收入，此时的刘文辉都无人能及。

打仗除了可以占有地盘，还能收编人马。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通过“挖墙脚”以及战争编并的部队，比他的基本部队还多。最多时，他拥有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以上，所部四个主力师的师长全为刘文辉的保定同学，其余将官也不是保定同学，就是陆小（四川陆军小学）同学，既干练能战，又服从调遣。

刘文辉身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第二十四军军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进入他个人的鼎盛时期。

刘文辉从小就从线装书上领悟到了“为政在人”这个至理名言，自发迹之日起，便以善于拔擢人才而闻名。据说他有段时间经常到成都公园散步，偶然看到一个青年正在荷花池畔凝神读书，而且每次去每次都在。碰到的次数多了，刘文辉就问他所奉何职，原来以为是个学生，未料却是个失业军人。

一个失业军人，还能如此用心刻苦，刘文辉很是欣赏，立即带他到军部，并直接委之以连长。

大权在握后，刘文辉更是如“周公吐哺”般招贤纳士，对“干练之才，知名之士”，皆多方罗致，纳于幕中。平日在他府里出入的，不是陆士级别的高级军事人才，就是出自北平大学的高材生或文化界名流。

刘氏家族对地方教育均异常重视。刘文彩不过是一地主，但在家乡也舍得花钱修建中学，并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又减免贫困生学费。作为省长的刘文辉更是大手笔、大投入，他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自兼董事长，办学经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都来得丰厚，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实行全免费，毕业后还可出国留学。

此外，刘文辉又将成都的多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由省政府出具明文规定，将收缴的肉税拨作该校的专用经费，同时设立“文辉助学金”，以利师生安心读书。

《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文辉意气飞扬，他似乎已提前站到了绝顶之上，看到了山下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