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张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这种“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所谓请祠，是大宋官员的一种退职请求，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给个“提举宫观”的虚职回家养着。

在这期间，李纲的老朋友、左司谏陈公辅，以辨冤为由，向高宗提出辞职。陈公辅在靖康年间被李邦彦等人诬为煽动“民众闹事”，至今犹未昭雪。如今时过境迁，陈公辅觉得，如果不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远说不清了。李纲紧跟着也提出“请祠”，算是对老朋友表示了一种声援。李纲说：“臣当年遭谤尤甚，虽蒙渊圣皇帝下诏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为借口。”

高宗不愿翻这个陈年老账，只是下诏不允李纲辞职，并安慰了一下：“伏阕之往事皆无根之浮辞。朕力排邪议而用卿，卿也请守夙心而自信，无虑人言。”

这一年初，道君皇帝赵佶在两年前病死的消息传到朝廷，高宗给道君上的庙号，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虏后，一路迁播，颠沛流离，辗转四年后被安置在金国北方边境的五国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是当时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生女真”五个部落的会盟之城。徽宗的晚年再也无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继，连金人都有所怜悯。他的郑皇后，在迁入五国城后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儿——大宋朝的帝姬( 公主)，被金国贵族哄抢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迁移路途中多有因饥饿而死的。

如此悲惨不算，还要不时向金国皇帝上表，感谢金帝的“深恩厚泽”。

——亡国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后的徽宗异常悔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绍兴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拘押地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他死后，仍有一批被囚禁在各地的北宋旧臣坚持不降金，宁愿一世流落在金国做贱民。宋旧臣洪皓为徽宗写了一篇祭文，字字泣血。大宋旧臣们读了，无不流泪。

“五国城”从此成了历史上永久的隐痛！后世民间一直传说，徽宗父子在这里是被拘押在一口井里的，每日只能坐井观天。以至五国城遗址至今仍有一景叫做“坐井观天遗址”。

笔者幼年时曾经看过《岳飞传》的连环画，里面徽、钦二帝最后的形象，就是他们蓬头垢面坐在一口枯井里发愁的样子。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后主的这一曲悲歌，徽宗在他生命的尽头，怕是吟味得最多的一段文字吧？

李纲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悲不自胜；当年任调解使、迎回道君的往事一如昨日！他上了个札子，建议高宗化悲痛为力量，“推广孝思，益修军政”。

绍兴七年春，高宗巡幸建康，对伪齐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李纲借此机会，接连上了四个札子，请求皇帝加强战守之备、建立中兴之功、任用直谏之士等。

直到这时，李纲也还没放弃对高宗的说服，企图以利害打动高宗，雪国家之耻，报父兄之仇，免蹈靖康之覆辙。

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是钦宗的弟弟。靖康巨变中，他不仅父兄被俘，而且亲生母亲与妻子也都落入金人之手。父母、兄长及其他亲属的悲惨命运，理应在高宗心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不要说贵为天子，即使一般平民遭此厄运，也会奋起雪耻。可惜，做了十年皇帝的高宗，到此时大志全无。近些年虽然对伪齐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只想保住现有地盘。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对金人永久妥协的机会。李纲的中兴之论，在他不过是东风吹马耳罢了。在高宗看来，一个前任宰相，唱唱恢复高调也无妨；一方面可装点一下南宋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可构成对金人的心理压力。

因此，李纲的反复劝说，就像石头扔进深潭里，无声无息。高宗那里既不接受，也不恼怒——朕知道你忠心就是了！

这年三月，伪齐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南宋一下摆脱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当月，南宋方面的一员猛将郦琼叛变，率三万人投降伪齐。困窘之中的刘豫大喜，授郦琼以节度使职，两人商议要再次出兵南宋。刘豫新添了羽翼，雄心勃勃，便向金人请求援助。哪里知道，大金方面对伪齐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先坚决支持伪齐的金国权臣宗翰已死，新即位不久的金熙宗本来就不大买宗翰的账，对伪齐就更是厌恶了。好几年都搞不定南宋，这使金熙宗深感厌倦；现在又见刘豫跃跃欲试，更是怕刘豫势大难制。他于是产生了废除伪齐、全面与宋妥协的全新战略设想。

随后，金人便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先是通知刘豫：郦琼靠不住，恐是诈降，强令刘豫解散了郦琼叛军。

这时候的刘豫全然不知道金人已经开始对他用计了，仍坐在汴京城里做灭宋的美梦。——早在建炎四年，金人就已占领了汴京，并于绍兴二年，将伪齐的首都从大名迁到了汴京。

此时，金将领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下攻宋为名，率军至汴京，将刘麟先哄出城来，一举擒获。而后，金军骑兵一拥入城。

宗弼本是沙场能征惯战的悍将，对付刘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他只带领三名随从，就闯进了东华门去捉拿刘豫。

当时刘豫正在讲武殿练习射箭，宗弻便呼刘豫出来。伪皇帝见主子来了，连忙下殿相迎。宗弼下马，一把拉住刘豫的手，拉扯着走到宣德门，让他骑上一匹瘦马，令军士以刀剑挟持，带出宫城，囚禁于城西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次日，两员金将对伪齐百官宣读了金帝诏书，宣布废黜刘豫。又派出铁骑兵数千围住宫城，巡逻街巷。对伪齐军队，一律解甲遣散；对伪宫里的宫女，也一律听其嫁人。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浚、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长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 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 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寐；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

这一年，宋金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伪齐垮台，宋金关系有所松动，宋廷趁机派王伦出使金国，要求迎回徽宗的“梓宫”（骸骨及棺材）。

王伦在入见完颜昌时提出，请金国归还占去的陕西、河南之地，两国从此交好。完颜昌欣然同意，让王伦直接去请求金熙宗。当年八月，大金派出使者到江南，正式与宋朝议和。

宋朝这方面，高宗早就得知了王伦传回来的消息，便提拔“金人所喜”的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与金议和事宜。

这次金使南来虽有议和诚意，但人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强势地位，而是打算狠狠压大宋一头。他们派出的议和使，不叫议和使，而称“诏谕江南使”。这个奇特的名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把大宋看成是对等国家，而只看作藩属，所以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二是不说是来“议和”的，而说是来宣谕诏旨的，把大宋当成了臣属。过去，宋被迫对辽对金称“伯”而自称“侄”；在堂堂国书里，起首就自称什么“大宋侄皇帝”。这已经是千古奇耻了，现在则要进一步沦为“江南”，要大宋天子向金主稽首为礼，那还得了！朝中臣僚一片哗然，反对议和者无日无之。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反对曲膝称臣。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舍得一身剐，上疏请斩秦桧、王伦等，以谢天下。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