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也都指望徽宗能振作起来，领导大伙保住江山，继续往日幸福的日子。于是李邦彦提议，别怕皇上伤心，此时应该把金人檄文呈上去，可促使徽宗下决心求直言。

次日，在宣和殿早朝时，徽宗就看到了这份檄文。一看之下，差点没气死。檄文斥责徽宗在当亲王时就包藏祸心，谋夺帝位，后来果然借宫中之力，登上了大宝。得逞之后，用心险恶，政治昏聩，而且还目空四海，以为天命在身，就可以为所欲为、作恶多端了。

普天之下，除了敌人，谁能把皇帝的缺点错误说得这么透彻？徽宗看了，又一次当场失态，声泪俱下。过了好久，才对大臣们叹道：“休，休矣！卿等晚间可来商议！”

他知道，不禅位是不行了。皇帝这帽子再不能留恋，管它今后天翻地覆，把事情都交给太子去收拾吧。

徽宗想开溜的想法，蔡攸是最先知道的，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给事中吴敏。

此时吴敏的家中正住着一位贵客，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李纲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守丧结束，返京之后，因京师房子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宅邸，就暂时借住在好友吴敏家中，起居就在吴敏后花园的书斋内。

吴敏得知徽宗要跑的消息，当晚便告诉了李纲。两人在书斋谈到很晚。

国势危殆，皇帝却要一走了之。大宋的明日可怎么得了？

李纲忧心如焚，对吴敏说：“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六贼，上下不和，人心不一。惟有除去六贼，方能聚四海之力以御敌。可是，皇上若不去位，则六贼坚不可拔。我以为，今日皇上须断然措置，则事或可济。”

吴敏急迫地问道：“如何办？”

李纲说：“非传位于太子，不足以安人心，亦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吴敏大惊：“此事不可妄议，恐大祸将临！”

李纲说：“不见得，我看皇上已有此意。”

吴敏说：“皇上不过想暂避一时，巡幸东南，令太子监国，守城御敌。至于传位一事，莫须有吧？”

李纲说：“皇上巡幸一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威信已失，人心早已离散，即使贩夫走卒之辈，也聚在宣德门前指名咒骂。朝中大臣除却六贼之外，皆已离心。如此朝廷，何以为继？而且太子留守监国，威望不足以服人，政令难行，危局难解。”

吴敏听了，着急起来：“这如何是好？”

李纲霍地起身，慨然道：“依我之见，为大宋宗庙社稷，我辈应向皇上直陈利害。若皇上采纳，则国家可转危为安，天下后世，必对我辈感激不尽！”

国家将亡，妇孺皆知忧愤，何况堂堂七尺男儿！李纲的一番话说得吴敏难以安坐。他立刻决定，明早通过蔡攸的关系，面见皇帝，伺机进劝阻之言。

这个时候的李纲年已四十三。前不久守丧期满，官复原职，于宣和七年夏重返京城。入冬时节，就碰上了金人入侵的大事。李纲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官宦生涯，有作为的时间太短暂，在福建沙县基本上过的是野老生活。如今，报国的时刻到了，他很希望以自己的意志打动“圣上”，只要能保住国脉，拼了头颅一掷也在所不惜！

他的意志后来果然影响到了宣和末年的大宋命脉。次日，被他点燃了报国激情的吴敏在蔡攸安排下，来到了玉华阁，准备找机会面见皇上。

当天，朝堂上纷乱如麻。徽宗一早就有圣旨下来，正式公布了要巡幸淮、浙的消息。汴京城外，金军的鼙鼓似已遥遥响起；城内，皇帝马上就要逃离这座危城了，大臣们怎能不乱！

徽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紧急召大臣到都堂（宰相办公厅）问计，看大家有什么好主张。

就在徽宗神色恍惚地带着诸大臣去都堂时，吴敏在玉华阁看好时机，上前一步拦住圣驾：“请陛下稍停片刻！”

徽宗面露讶异，正要发火，又见吴敏面色严肃，似有要事上奏，便回头示意群臣止步，想听听这个学士院的代理长官要说些什么。吴敏直截了当地问：“陛下，金人毁盟，将如何措置？”

徽宗一听又是这事，几乎要晕。他叹了口气，以手抹额道：“事已至此，朕六神无主，已无良策。”说罢，示意侍从抬起软轿就走。吴敏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见徽宗到现在还不说真心话，便不依不饶，跟随众人来到都堂，大声道：“朝廷欲弃京师不守，将祖宗一百年基业拱手让与金人，这是何道理？果真如此，臣即便死，也不奉诏！”

这一声喊唤起了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大臣们纷纷响应，都说朝廷此时不应向东南奔逃。

吴敏趁势进言道：“以臣之见，京师士庶闻知金人南下，人情震动。陛下若走掉，则局面不可收拾。京城中人有的想跑，有的想固守，还有的想趁机倡乱。此三类人共处一城，京师必破无疑！”

徽宗被他说的一怔，连忙问如何可解。

——好，只要你不耻下问就好！吴敏就按原计划来了一番说词。他不慌不忙地述说了几天前的一个梦，梦中所见大水、山丘、大佛等异象，分别对应皇帝、太子和金人。徽宗听得入神，忧虑之情减缓了许多。

吴敏见时机成熟，就提出了最要害的问题：“陛下定计巡幸东南，臣不敢劝阻，然而万一京师守不住，必将危及此次巡幸。如此，陛下将如何应付？”

徽宗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便脱口而出：“朕之忧虑，正在于此。”吴敏接着说：“陛下若使守京师者具备至尊之威权，则京师守御必固。京师守卫既固，陛下则可安心巡幸。”他渐渐把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暗示只要将太子推上台，目前凶险的局面立即就可扭转。徽宗受到吴敏思路的启迪，也觉得事情也还有可为，情绪渐渐高了起来。吴敏推断，金朝大军离汴京还有十日路程，因此向徽宗提出，须在三日之内物色好守城人选。他说：“若陛下早定计，则中原今后数百年不为狄夷所有。若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沦陷。百年之运，就在陛下手中！”

宋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宰执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愿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之人，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慷慨直言：“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徽宗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宰执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新君赵桓。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宰执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

众宰执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性程序。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既然他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宰执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

为了能顺利脱逃，就只有制造戏剧性效果——老子都病成这个样儿，你们还忍心让我再干么？

徽宗在朝堂上这样一闹，召见李纲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第二天，太子赵桓在福宁殿正式即位，成为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宋钦宗。

钦宗的即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在古代，皇帝这位置，恐怕没有人不心向神往之的。可是太子赵桓这时候可不大想接老爷子的班。大敌当前，国运难料，闹不好就是亡国之君，他哪敢冒然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禅位的消息一传出，赵桓极为震惊，跑到徽宗的卧榻前大哭，死也不肯受命。童贯、李邦彦把龙袍加于他身上，他坚持不受。徽宗管不了那么多了，挥手叫内侍把太子拉到福宁殿去完成即位仪式。太子挣扎着不肯去，拉拉扯扯之中，竟然一头昏倒在地。混乱之时，又有意外情况发生！太子的异母弟弟、徽宗的三子郓王赵楷，带着几十名内侍冲到了玉华阁的殿门。郓王赵楷的职务是“皇城司”，也就是负责拱卫京师的头头，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这时候他带人来闯宫，显然是要与太子争位。

宫中形势骤然变得凶险！

正在值勤的殿帅何灌见势头不对，便在殿门仗剑而立，不许任何人入内，并喝令郓王赵楷后退。赵楷连忙满脸堆笑，上前说道：“何帅难道不认识我赵楷吗？”何灌以长剑指着赵楷道：“我虽认识大王，但此物不识！”

利剑寒光闪闪，直逼鼻尖。郓王赵楷与众内侍见状，面面相觑，随即惶恐而退，一场风波才算消弥。

徽宗去意已决，宰执大臣们拗不过他。大家都知道，现任皇帝一走，以往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君臣在分手之前，相对痛哭了一场。

哭罢，徽宗道：“内侍们都说禅位为大错，真是浮言可畏！”吴敏听了一惊，他担心形势逆转，就在人群中抗声道：“何人说禅位为错？请斩一人，以儆效尤，”

徽宗摆摆手，表示不想追究，当然，他也决不可能轻易改变主意。自此，在大宋权力中心的舞台上，他就渐行渐远了。我们再来看钦宗。钦宗被几股力量推着，当了这个朝不保夕的末代皇帝。如今的龙椅是连穷掉底的老百姓也不会羡慕的，不过，钦宗好歹比他老爹要有担待一些，既然不得已坐上了这个烫屁股的皇位，就不能坐以待毙。三天后，他听从执宰们的意见，下令节度使梁方平率领禁军精骑七千，前去守卫黎阳津北岸，又指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带兵两万去扼守黄河。

这个棋路本来不错，近三万兵马加上黄河天堑，肯定够金军喝一壶的。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表明：战时的皇帝光棋下得好还不行。军事部署完毕，钦宗马上在延和殿召见了李纲，讨教安邦定国之计。钦宗对李纲当年的直言劝谏，印象极深，特别提起了论水奏疏的事，对李纲的孤忠大加赞扬。随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走入大宋的政治中心，以文臣身份介入了军事行动。

李纲叩谢后，当场向钦宗递交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抓住了钦宗与徽宗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敦促钦宗进行政治革新。他逐个点名，痛斥“六贼”之误国害民。他说，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

接着，他谈了为什么要换掉现任宰相、台谏之臣的道理。他说，天下之事惟有宰相可行；惟有台谏可言。宰相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协商治国；台谏立于殿堂之间，与天子争是非。如果他们失职，则为宰相者何以领袖百官、安抚四夷？为台谏者何以纠百官之邪、谏皇帝之恶？他们尸位素餐，就是无补于国家；他们沉默不言，就是危害宗社。其罪恶不是一点点！

他说，拿掉“六贼”，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欲”的大好事。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那样的话，人心大悦，夷狄就不难抵御了！

李纲的话，钦宗听着顺耳，龙心大悦，意犹未尽。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钦宗又下旨召见。

这次，两人谈的是军国大事。李纲向皇帝进呈了著名的《论御寇用兵札子》，纵论金军入寇以后的局势和对策，显示出他很不一般的战略眼光，决非只懂舞文弄墨的书生可比。

他说：金国大军入寇之后，兵势迫急，国事可忧。而庙堂大臣纷然惊扰，起初无御寇之先定之计，继而所发命令皆失事机，使四方州县无所适从，万民无所依托。而陛下初即大位，因谦虚之故，威信未立，号令未行，贤材未用，奸邪未去。如此何以抵御大敌、守护宗社？然后，他一口气提出了二十条建议。针对当前战守、统兵、募兵、钱粮、兵器、情报等方面问题，逐一道来。

他对抗击金军的战略设想，总体上是一个“守”字。金大军深入，战线过长，人地生疏，不可能久留。因此宋军只要坚持“固守之策”，早晚可以看到金军狼狈撤退的时候。李纲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士兵与民夫，广张声势，屯军在要害地段，坚壁深垒，不与争锋。等其气堕，再议征战也不迟。

他分析：金大军入侵，目的无非有五：一、要求“尊大之礼”，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金国的皇帝之尊，抬高自己；二、索要叛民；三、想要多加一些“岁币”；四、责备我方首先败盟的责任；五、欲割河北之地。

对于“尊大礼”，李纲的意见是：不管他那么多，不妨屈体事之，他愿意叫什么名号就叫什么名号，反正大宋又不实际损失什么。对方请求归还降人，这也不妨答应。把那些从大金跑过来的降人统统遣返，以示我们的诚意，且今后再不用提防这些桀傲不驯的降人了，又省去了养活他们的钱粮柴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对方要求增加“岁币”，则不可答应；只能答复说：按照旧约，燕云归中国，岁币才可倍于大辽；如今金既败盟，燕云之地全部拿走，还谈什么增加岁币？

至于对方欲求割地，则可答复：祖宗之土，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地岂可割以赠人？假若割了，再有所求，我方又将送什么给外人？一旦割让河北，险地就尽在对方手中，我朝将何以立国？因此，对这一条当择善辩之士，以死争之。在这个札子中，李纲对今后应做的军事部署，说得详尽、透彻、周密，令人惊叹。看来他平时是没少阅读兵书，也没少在实践中下工夫琢磨。

比如，他建议：以朝廷大臣三人，各率精兵十万，分驻大河以北、以南和以东。便宜从事，朝廷不加干预。三帅各据险要坚守，慎勿与战。让敌寇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如果敌军一旦深入，我军就可断其粮道，然后审时度势，发兵攻击，敌人必逃。

钦宗看了他这折子，大为叹服，连连点头称是。

此时的钦宗，多少缓过了劲儿来，不再张皇失措了，颇有些重振天下的抱负。转年正月初一，他下诏鼓励中外臣民上书言朝政得失。正月初四，又下诏，改元“靖康”，一时间颇有一些新气象。可惜，这位不想当皇帝的皇帝，实在是生不逢时。他上任之后，国家的形势既不“靖”，又不“康”。“靖康”二字，反倒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屈辱的一个年代的标记。

与此同时，李纲还上了一道请求把徽宗尊为“道君太上皇”的奏疏，就很关键的皇帝名份问题，发表了意见。

徽宗退位之时，只想着怎么赶紧卸掉担子就好，况且他觉得皇家的事就是他们自家的事，所以没跟任何人讨论。他给自己定的名号非常欠考虑，叫做“道君皇帝”。这样一来，一国之中就有了两个皇帝，实为史上所罕见。这两个皇帝，在法统上都拥有相等的权力，那么退位一事就成了口头约定。一旦徽宗想复辟的话，他还可以用父权来压倒钦宗，再回到旧格局。

李纲对这个可能的风险有些担忧，直言应该为徽宗加上“道君太上皇”的名号，“务合典礼，以昭示四海，而垂后世”——让老爷子当个名正言顺的太上皇，才能保证最高权力归于钦宗。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徽宗不久后便正式被称为太上皇，全国军民也都知道，他已经是当今皇帝他老爹、而不是现任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