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李唐进入国力强盛，四夷臣服的辉煌时期。那一年，农业的大丰收，让一斗米价只需三四钱，百姓安居乐业，连盗贼都似乎销声匿迹，出现了“外户不闭”的情况。

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下，唐太宗再次下诏大赦天下，在赦免的人中，除了那些枉法的官吏以及受贿者外，其他不论是罪重还是罪轻，都有可能得到赦免。那一年，真正处死的死刑犯竟然只有29人。

当然，除了犯罪率确实低外，还因对待死刑犯的谨慎态度让真正被执行死刑的人少之又少。

唐太宗曾担任过尚书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权力高度集中下产生的不足和危害。更知自己一时冲动下的“金口玉言”，很可能导致事实偏颇和失误，进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唐太宗时期，在律法上，李唐仍然延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从体制上来看，不管是诏令的起草还是审核、监督，三省官员都可互相制约，似乎很完善，实际上，这三省官员却很少能真正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更多的时候是互相推诿或相互“勾引”，更或者只是“察”皇“颜”，“观”皇“色”行事。试想一下，当一切都以皇上的意见为意见时，即便知道皇上的意见是错了，也不敢加劝谏的话，制造冤假错案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元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因此才提出：“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不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苛避私隙，相惜颜面，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亡国之政。”

不过，因担心“金口”误事，唐太宗在用刑上，也就越发谨慎了，开始实施“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每处决一名重刑犯，都要“三覆五奏”，只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即便如此，在终审时，他还会召集中书、门下两个部门五品以上的官员及尚书一起商议，甚至为了避免冤案的发生，他还定期巡视监狱，以便给罪犯以直面皇上喊冤的机会。

这种做法，曾遭到了萧瑀等人的坚决反对，觉得身为大唐天子却去监狱那种地方，不成体统。

萧瑀自上次和侍中陈叔达在朝堂争吵，被唐太宗一气之下罢相后，心高气傲的他便大病一场，卧床不起。对于萧瑀的忠诚和能力，唐太宗还是非常认可的，知道他的所言所行，虽然固执且不讨巧，但却都是为了李唐的江山社稷着想。于是在罢了萧瑀的官不久后，又下了一道圣旨，任命萧瑀为太子少师。

萧瑀本身就是一个忠君之臣，如今见皇上给足了自己的面子，也就借坡下驴，去宫里谢恩。君臣聊得很是开心，唐太宗高兴之余，还将女儿襄城公主许配给了萧瑀的儿子萧锐。和皇上变成儿女亲家的萧瑀，自然更把李唐的江山社稷，当成自家的事来做，来想。

一次，在唐太宗和大臣谈论盗贼是要严惩还是轻判时，萧瑀又当着唐太宗的面和魏征争论了起来。萧瑀认为，只有重刑才能对盗贼有威慑力，才能让他们收手。还说重刑能让罪犯对法律持有敬畏之心。而魏征则认为，很多盗贼偷盗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生计，因而，想要解决盗贼出没的问题，只要解决百姓的温饱，温饱解决了，盗贼自然就会减少，还说对法律持敬畏之心，不是只有靠酷刑才能做到。

两个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唐太宗怕再次上演臣子“打架”的闹剧，便说话了，他说：有些人为什么盗窃？很多时候，那些盗窃者只是因为赋税太重，加上官吏的贪婪，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才会盗窃。饥饿可以让人忘记廉耻，因此，想要从根上解决偷盗问题，就要减少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员，杜绝奢靡。如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他们又何必要去干偷偷摸摸的事呢？不去偷偷摸摸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用什么重刑了！

不用说，唐太宗这是认同了魏征的“轻判论”，其实，唐太宗有如此改变，皆是因他在贞观二年的一次冲动行事，让一位功臣丢了命。

丢命的到底是谁呢？

<h2>第一百节 错杀张蕴古</h2><h3>（1）</h3>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一位生性机敏、博览群书、善记忆，出生于相州洹水，在幽州总管府任职的张蕴古，见唐太宗真心实意重视谏言，也便辛辛苦苦地写了一本《大宝箴》（给唐太宗的一篇劝诫书），并不辞辛苦，从幽州来到长安，敬献给唐太宗李世民。

《大宝箴》上写道:

“是故要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不能以天下之力侍奉一人。

建宏丽宫殿于内廷，所居不过是一身容膝之地，那些昏庸的帝王不明此理，却用玉石装饰宫殿台榭，罗列着精细的美味食肴于眼前，但所食的不过是适口而已。那些心性迷乱的帝王不明此理，却使美酒满地，抛弃的糟粕堆积如山。

不要昧于政事，使自己昏暗。不要事事苛求，大小巨细都要一一明察。虽然冠冕上的垂旒遮蔽眼前，但要设法看出事物的底蕴。虽然黄色的棉球塞住耳朵，却要听细微的声音。

君主的权威可以让他任意地作威作福，但要做个圣明贤君却确实困难。君主主宰着天下百姓，身处在王公之上，各地贡品供他的需求，百官都听他的旨意。因此之故，恐惧之心日久会松弛，不正当的情欲日久会放纵。要知道大事起端于对小事的疏忽，祸患萌生在不能预期的地方。

不要说自己无所不知，居住于高位要倾听卑小臣民的诉说。不要说小错没有什么损害，多积小错便会酿成大祸。享乐不要过度，过度便会生出悲哀。情欲不可放纵，放纵便会酿成祸灾。

天下为公，这才会使君主有福同庆。”

……

这本针对帝王的《大宝箴》，内容切中时弊，言语犀利，用词精准，让唐太宗看了很是感动，不仅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还为未能及早发现这位有见地的人才而后悔。

“今日上朝，朕让你们看个东西。”一日上朝时，唐太宗冲殿内臣子说。

随即，张蕴古写的《大宝箴》就这么在众臣中来回传阅。

“写得好啊！切中要害！”

“确实好！虽然言辞尖刻，却句句在理！”

“这张蕴古是谁？”

……

朝堂上的众臣看着，窃窃私语着。龙椅上的唐太宗则默默看着朝臣，待他们看得差不多了才说：“文中说，‘居住于高位要倾听卑小臣民的诉说’。众爱卿说说，朕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回陛下，正是陛下的重视谏言，才会有张蕴古的《大宝箴》。”房玄龄反应最快，即刻说。

“可如张蕴古这样的人才，朕却只让他在幽州府做了一个小官吏，这难道不是朕的失职吗？”唐太宗说。

“回陛下，是臣失职！”杜如晦上前一步说，“臣没有尽到为陛下推荐人才的责任！”

杜如晦说着话就要下跪，却是一个踉跄，两旁的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同时伸手去扶他，却被他拒绝了，坚决跪了下去。

“杜爱卿快快走身！杜爱卿身体不适，不必拘礼！”唐太宗大声说。

“谢主隆恩！”杜如晦慢慢起身。

众臣，甚至龙椅上的唐太宗都看出杜如晦脸色苍白，容颜憔悴。

杜如晦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有一段时间都无法上朝，这天他不管家人的劝阻，执意要上朝。这让众臣，特别是唐太宗很为他担心。

“陛下，是臣的失职！”房玄龄说完，看了一眼杜如晦说，“陛下信任臣和尚书大人（杜如晦），让臣和尚书大人为朝廷推荐人才，尚书大人因病没能尽责，可原谅，可臣未尽责任，不可原谅，请陛下降罪！”

唐太宗摇了摇头说：“你们二位不必愧疚，你们是朝廷功臣，朝廷那么多人才都来自于你们的推荐，你们已经尽责了。朕只是看到这篇《大宝箴》，高兴而已。”

唐太宗说完，停了一下又说:“朕想任张蕴古做执掌全国刑狱的大理寺丞。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皇上圣明！”

众臣齐声说。

于是，张蕴古因一本《大宝箴》，从幽州府的一个小官吏，来到了长安，做了大理寺丞。

然而，就在张蕴古准备将满腔热血贡献给国家，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时，灾难来了。

俗话说，“福兮祸所优，祸兮福所倚”。张蕴古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仅仅只过了三年，皇上对他的提拔，竟然会要了他的命……

<h3>（2）</h3>

那是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事，唐太宗接到奏报，称河南沁阳有个叫李好德的人，说自己是神仙下凡，整天神神道道，说一些鬼怪异事，甚至还妄议朝政，诋毁皇上。

虽然“妄议朝政”怎么个“妄议”法，“诋毁皇上”都“诋毁”了些什么，奏报者并没有说清楚，也没什么证据显示，但这足以让唐太宗生气至极。他想，自己悉心为民，让天下统一，百姓安乐，竟然还有人妄议朝政，诋毁自己，真是岂有此理。

这李好德到底想干什么？整日妖言惑众，难道有什么其他企图？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称自己是上天安排的管理者，这李好德竟然也说自己是神仙下凡，什么意思？一定没安好心。

唐太宗越想越生气，当即下令将李好德逮捕入狱。审问后如证据确凿，便以谋反罪、妄议朝政罪处置。

那么，审理此案的是谁呢？就是因那本《大宝鉴》而被唐太宗提拔的大理寺丞张蕴古。

为了谨慎起见，张蕴古亲自审问李好德，审问过程中，发现李好德言语混乱，神志不清，便怀疑他有精神病。在又派人去河南沁阳做了一番了解后，上奏唐太宗说：“李好德有疯癫病，按照法律不应当治罪！”

这本是一件简单的案子，而当唐太宗看到张蕴古的奏表时，也甚感欣慰。因为他之所以生气，令人抓李好德入狱，是因为在天下安泰之时，竟然有人不怀好意，妄议朝政，诋毁他，破坏他的清明。如今，既然这个人是个疯子，一个疯子的疯话，自然没人会当真，别人不当真，自己的清明也就保住了。

“既然只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那就随他去吧！”

唐太宗赦免了李好德的罪，李好德被无罪释放。

张蕴古很为李好德高兴，因李好德虽然是个疯子，却在疯前棋艺了得，而且他的疯时断时续，清醒时，依然是个棋艺了得的人才。张蕴古本是棋痴，早闻其大名，也一直想和李好德对弈，无奈没机会见面，好不容易见了面吧，李好德又是个罪犯。现在好了，既然李好德被皇上赦免，他就是个无罪之人。既然他是个无罪之人，那么自己就可以等他清醒时，和他对弈了。

张蕴古的兴奋可想而知。

然而，世上最难得的是个“巧”字，而最怕的也是个“巧”字。由于太过迫切，张蕴古竟然亲自去接李好德出狱，巧的是，出狱时，李好德又正清醒着，而更巧的是，张蕴古接李好德出狱，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场景，又被正巧路过的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看到了。

“早闻先生棋艺不凡，本官可否邀请先生对弈一番？”张蕴古和李好德一番热情问候后，张蕴古毕恭毕敬地对李好德说。

那时候的张蕴古，并未将自己当成官吏，也没把李好德当作刚刚释放的囚犯，而将他视为老师。

李好德知道自己被赦免，全靠张蕴古的上表，当然很感激，也拱手施礼道：“小民能出狱，全靠张大人，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呢？”

“好！好！”张蕴古高兴地说，“请！请！请老师去寒舍一叙。”

两个人就这么说笑着上了张蕴古专门为李好德准备的轿子。看着轿子远去，权万纪有些晕头转向。

“你们听到什么了吗？”他问身边的小吏，“张大人和那……李好德的对话，说了什么？”

“听到了，听到了！”小吏说，“张大人邀请那李好德去府里下棋！对了，那李好德不是疯子吗？怎么一点儿都不像呢？”

小吏说完，又补充一句：“早听说张大人爱棋如痴，想不到是真的，竟然对一个刚刚释放的罪犯，还是疯子那么恭敬！”

“怕就怕不是疯子！”权万纪喃喃道，“那我们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

“什么？大人刚刚说什么，什么欺君之罪？”小吏没听清楚。

权万纪没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只留下一脸茫然的小吏在自顾自地说：“怎么一个个都怪怪的！”

权万纪匆匆离开，是要弹劾张蕴古，他说张蕴古袒护李好德，李好德根本就不疯癫。

权万纪和张蕴古没仇，也没想害他，只是以为张蕴古真的在袒护没疯的李好德，那么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唐太宗一看权万纪的上奏，这还了得？这张蕴古不仅袒护李好德，还欺瞒自己，罪不可恕！

就在唐太宗下令要将茫然的张蕴古抓起来，交给大理寺处置时，房玄龄说：“陛下，既然那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疯癫症，而那权万纪又说李好德没有疯癫症，看来不能听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言，不妨交于御史台先调查清楚再说！”

唐太宗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便将此事交给了第三方——御史台去调查。

在李唐，遇到重大案件时，都是三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共审的。而在这三司中，大理寺负责审案；刑部负责复核；御史台负责监察。

御史台的监察御史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冤假错案：不是张蕴古欺瞒皇上，就是权万纪欺瞒皇上。

“此事调查时千万不能马虎，一丝一毫的马虎都不能！一定要调查清楚，把张蕴古、李好德的整个家族都调查清楚！”监察御史吩咐手下说，“不能有任何遗漏。”

一段时间过去了，调查结果放在了监察御史的手里：李好德的哥哥在相州任刺史。相州是张蕴古的老家。

于是，御史台仍然不敢有丝毫马虎，将调查结果上奏给了唐太宗，唐太宗一看，调查资料一大堆，但结果却简洁易懂，清楚明了。

一定是张蕴古和李好德的哥哥私交很好，甚至收了李好德哥哥的好处，帮李好德以“疯癫”脱罪。

张蕴古牵扯上了“官官相护”“营私舞弊”“蓄意包庇”——任何一条都是唐太宗最忌讳的，一时，他气得血往头顶冲。好你个张蕴古，朕念你有些能力，破格提拔你，没想到你竟然干欺君瞒上之事。

“把张蕴古推出去斩了！”唐太宗大声说。

群臣愕然，而那张蕴古还不知道事情有这么严重，正在为自己准备辩词呢。结果就被太极殿来的几位侍卫抓了起来，关都不再关他，直接拖到东市街头。

瞬间，张蕴古的人头就落了地。

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是倒霉的张蕴古和李好德在相州任刺史的哥哥根本不熟，只是巧合而已。可他根本没机会辩解，唐太宗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在东市街头，任他用多大的声喊冤，喊得嗓子都哑了都不起作用。

不知在他被斩的那刻，有没有后悔献给皇上那本《大宝箴》，因为如果不献《大宝箴》的话，他就不会被破格提拔，不被破格提拔，也就没有机会去审李好德，不审李好德，又怎么会出这种事？

当然，他还应该后悔不该那么痴迷于“棋”，如果不是对“棋”的痴迷，他也许就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如果只是如果，结局已经产生，任何后悔都不能改变结果。

<h2>第一百零一节 制定慎刑制度</h2><h3>（3）</h3>

张蕴古死了，可他那本《大宝箴》还在唐太宗那里。

在将张蕴古执行死刑后的第四天，唐太宗在书房偶然看到了那本张蕴古献给他的《大宝箴》，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刚开始，他厌恶地将《大宝箴》推到了一边，然后又禁不住拿在了手里，随意翻开一页，看到上面写着：君主的权威可以让他任意地作威作福，但要做个圣明贤君却确实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