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4日，一个寒冷的冬日。

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却正在进行一场有21人参加的热烈讨论。一位年近四十的壮汉被推为主席，他乃是前清禁卫军管带、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参议、中国现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蒋百里庄严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议首先由一位23岁的青年西谛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西谛此时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一名学生，却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强的活动组织能力，他日后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郑振铎。

郑振铎报告说：1920年11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便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商务印书馆只答应改组《小说月报》，上海的同志沈雁冰君来信，亦说他编辑的《小说月报》“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北京的同志遂于11月29日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一个会，议决积极筹备文学会的发起，并推郑振铎起草会章，决定暂以《小说月报》“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12月4日，又在万宝盖的耿济之的住宅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共推周作人君起草宣言书，决定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名义发起本会。遂在京内各日报、杂志发表本会之宣言与简章，并征求会员入会。两周后入会者很多。12月30日，又在耿宅开会通过加人本会之会员，议决于1921年正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会，并议定成立会秩序。至此，本会筹备发起之事遂完全告竣。

郑振铎报告后，21人对会章逐条讨论、修改、表决。然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选举毕，提前摄影。摄影后，又讨论了如下七个问题：

（甲）读书会议决分为若干组，以便进行，并推举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许地山四君为读书会简章起草员。

（乙）基金募集问题议决随时由会员募集之。并以《小说月报》稿费1／10，捐人本会，为基金。

（丙）图书馆问题议决以基金未募得，暂缓组织。第一步先由各会员把自己所藏之书，开一目录，交于书记干事，汇齐付印，交给各会员，以图相互借书之便利。

（丁）会报问题议决每年出版四册，材料取给于读书会及本会各种纪事。

（戊）丛书问题略加讨论，未议决。

（己）讲演会议决随时举行。

（庚）会址问题暂时不设会址，借书记干事寓所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

讨论竣，茶点，谈话，至晚6时始散会。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就这样成立了。

其实，文学研究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11月。当时，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旬刊《新社会》，他们均是社会实进社的成员，创办这个旬刊，旨在倡导社会改造和平民教育。然而半年后《新社会》被政府查禁，他们又办了一份月刊《人道》，才出一期又因政治压迫而停刊，于是，创办一份新的刊物，并进一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借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成为这些人的迫切需要。

恰在同一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总校对，年仅25岁的沈雁冰，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也是1919年11月，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名蕴章，别号西神），决定《小说月报》从1920年起用1／3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沈雁冰主持该栏实际编务。于是，拥有10年历史的作为旧文学顽固堡垒的《小说月报》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决口之下，难有完堤。“小说新潮”以外的其他栏目也在渐渐“新文学化”。到了1920年的第10号，《小说月报》取消了新旧小说栏目之并置，“一律采用‘小说新潮’栏之最新译著小说，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资方和读者两方面的压力使《小说月报》的完全新文学化成为大势所趋，终于到1920年底，王药农辞职，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从1921年第12卷第1号起全面革新。京沪双方一拍即合，《小说月报》从它的新生之日起，便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

此后，文学研究会又相继创办《文学旬刊》（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月刊，编印《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和《小说月报从刊》等六类丛书近300种。1932年《小说月报》因战事停刊后，文学研究会无形中解散，但其丛书仍继续出版到1941年。后来傅东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则可看做是文学研究会的余波。

作为文学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沈雁冰，在谈到文学研究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辩解文研会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强调它“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说“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人杂志”，“事实上，它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他还说，“从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并没打出什么旗号作为会员们思想上、行动上共同的目标。在当代文学流派中，它们没有说自己是倾向于那一派的”，“宣言及简章中并没半句话可以认为是提倡‘为人生的艺术’”。

沈雁冰之言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的大肆辩解不能不令人对其良苦用心有所探究。沈雁冰在文学界可以说是“诸葛一生惟谨慎”，极为明智清醒。他对自己在文学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深藏着无可置疑的自信，所以他宁愿将种种矛盾留到身后而不愿在现实生活中引来过多的麻烦。几十年动荡的政治风波，使他对“团体”、“派别”怀有敏感的警觉。仔细分析他那些辩解的语境和语义，可以断定，沈雁冰的用意在于，竭力淡化文研会与创造社的争论与对立，消除文研会留给人们的“党派”色彩，努力显示自己并未参加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党外小团体，特别是文研会后来走向不同道路的良莠不齐的那些成员，沈雁冰更不敢引为“同志”。

的确，与严格的政党相比较，文学研究会算是“非常散漫”的。但是，若以文学集团的角度来看，则不能不承认它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文学集团、流派，但是，有正式的宣言、正式的简章、明确的组织机构、固定的机关刊物、系统的组织活动，从酝酿成立到展开工作的有筹谋有步骤有分工，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以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为己任并为之不懈地一致奋斗，由这些特点所凝成的一个“现代”式的文学团体，则无疑可以说，文学研究会是破天荒的。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说他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希望“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研会的“中心”意识非常明确，他们是要借团体的力量，占据文学中心，夺取现代文学的话语权。二是“增进知识”，希望“渐渐改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研会的“增进知识”实际上是“统一知识”，进而统一公共的话语空间，以实现文学的所谓“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文研会要彻底改变文学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要造成一个文学的大托拉斯，把文学纳人整个“人生事业”的系统运作之中。

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第一条是命名，第二条是“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这一宗旨包揽了当时中国文学事业的全部。另外八条，则分别规定了人会条件和程序、本会事业、会议召集办法、选举制度、费用来源、分会制度、修正办法等。如此严密有序的“简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称亘古未有，这本身即可充分说明文学研究会至少在它成立之初，已是一个颇具会党面目的“组织”。

文学，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本来是最无组织、最无计划的。《文心雕龙》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然而，由自然情意生发出来的文学进入社会人生的大系统后，与这个系统的其他要素彼此作用，便产生了相互制约的复杂关联。所以，文学一方面是混沌的，另一方面又是有序的。它的混沌或有序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状态保持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故《文心雕龙》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原道”、“征圣”、“宗经”，对维系社会统治发挥辅助教化的功能。然而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以后，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残酷而悲壮的现实境况中，这个民族开始意识到，不富强就无以生存，而不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无以富强。这个民族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钱财，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骨气，更不是没有人力，没有精英，而是没有把这一切集中起来进行有效运作的一个体制。因此这个国家才四分五裂，兵连祸结。而要建立起一个集中全民族精神能量与物质能量的体制，首要的一点和标志性的一点在于，这个民族的话语必须统一，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必须统一。无论对于民族的前途来说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峻现实。表面看去专制无比的封建政府，实际上远不能控制和领导纵横万里的泱決大国。现代型的民主国家，权力虽非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却能集中在一个“民族意志”之下，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运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理性”问题。只有在理性的筹划与监控之下，这样的现代权力才能诞生和成长。于是，“组织起来！”就成了国家富强的第一要著！

10个军人可以消灭100个武装平民，因为军人是有组织的；一个生命可以抵御亿万病毒的侵袭，可以愈合肌体创伤，可以大量占有和毁灭非生命物质，因为生命是有组织的；一个政党可以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療原烈焰，因为政党是有组织的。“组织”的威力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飞速进步愈来愈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石墨和金刚石是由相同的元素所构成，区别只在于“组织”方式不同。20世纪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论、结构论思想的发展，“整体”的观念、“组织”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个劣势系统如果要赶超优势系统，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最佳的选择便是调整自身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状态，因此当一个落后民族发现自己的组织状态很糟糕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时，它自然会从心底迸发出一声呐喊：“组织起来！”从清王朝的覆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38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重新建构自己的组织状态的大调整、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总体的趋势都是走向组织、走向计划。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则标志着民族文化中最自由的一部分也开始列队看齐——计划文学萌芽了。

计划意味着效益。文学研究会其实还谈不上具有详细的计划，只是有一份大体的粗线条的纲领而已，但他们凭此就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战果。

在创作上，文研会标举“为人生”的大旗，普遍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文学的真实性，注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写出了包括“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

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悟》提倡：“世界是爱的，宇宙是大公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有一个深悬极爱他的母亲。……有了母爱，世人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是冰心问题小说最显著的特色。而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则与冰心相反，充满了苦闷、焦灼和冰冷、仇恨。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是“穿了恋爱的夕卜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宣扬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同时又积极向上的处世哲学。王统照的《微笑》、《沉思》，叶绍钧的《隔膜》都是赞颂“美”和“爱”对于人生的力量。这些“问题小说”有的发表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但文研会倡导“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使问题小说在1921年达到了创作的高潮。

问题小说过去之后的乡土小说取得了更加坚实的成果。1921年，周作人号召作家“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自己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认为“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应该是新文艺的特性。鲁迅的《风波》、《故乡》则成为乡土小说的典范。一时涌现出王任叔《疲惫者》、彭家煌《陈四爹的牛》、鲁彦《菊英的出嫁》、许杰《惨雾》、蹇先艾《水葬》、徐玉诺《一只破鞋》、许钦文《疯妇》、台静农《蚯蚓们》等名篇佳作，描写衰败农村的痛苦生活景象、美丽的田园风光、野蛮的乡风陋习、愚昧而纯朴的农民，从中传达出对故土的怀恋、忧虑。乡土小说的兴盛，使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在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也在20年代的诗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冰心、俞平伯、王统照、徐玉诺等都出版过个人诗集。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新诗专刊《诗》月刊，发表诗作、译诗、诗评，促进了当时新诗的发展，特别在新诗的散文化和小诗的风行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性的诗作有朱自清《光明》、《毁灭》，周作人《小河》，徐玉诺《将来的花园》，冰心《繁星》、《春水》及八人合集《雪朝》等。

文研会在散文等方面也取得了很丰厚的收获。

创作之外，文研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外国文学的评介工作。《小说月报》革新后的11年内，共译介各种作品804篇，涉及39个国家的304位作者。在文研会出版的240多种丛书中，外国文学译著达120多种，超过了50%。

文研会“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当时，由于俄国近代文学很多是描写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其中表现了“改良生活的愿望”、“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的观念”，于是，《小说月刊》非常重视，陆续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安德列夫等人的作品。《小说月报》曾出版《俄国文学研究》专号，《文学周报》曾出版《苏俄小说》专号。

对于捷克、小俄罗斯、芬兰、保加利亚、新犹太、波兰、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北欧、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文研会也积极进行评介。《小说月报》出有《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裴多菲、显克微奇等著名文学家都得到过介绍。

《小说月报》还出过《法国文学研究号》、《拜伦纪念号》、《安徒生号》、《现代世界文学号》、《霍普德曼研究》、《芥川龙之介研究》等专号，广泛介绍了巴尔扎克、乔治桑、莫泊桑、菲利普、法朗士、缪塞、泰戈尔、本间久雄、厨川白村等世界文豪，同时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思潮引人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如果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很难想象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