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长城抗战”</h3>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

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

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

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

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

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

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

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

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

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h3>张学良去西北</h3>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

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

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

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

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

《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

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

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

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

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

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

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

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

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

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

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

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

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

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h3>杨永泰献“剿匪”大计</h3>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

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

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

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

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

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

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

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

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

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

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

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

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

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

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

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

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

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

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

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

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

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