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中央特科</h3>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

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

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

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

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

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

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

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

中央特科有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

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

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

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

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

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

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

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

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

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h3>中统</h3>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

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 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

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

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

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

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

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

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

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

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

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

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

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

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

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

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

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

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

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

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

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

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h3>六封绝密情报</h3>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

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

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

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

“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

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

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