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7. 请动护宝槌</h3>
这些年来，古董收藏兴起，文物鉴定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在国外类似节目的启发下，北京电视台也有了文物鉴定的专门节目，叫作《天下收藏》，由演员王刚主持，挥动护宝槌去伪存真。在这个节目当中，经过专家们辨明的假货，都在王刚的护宝槌下粉身碎骨，真货都由专家估出不菲的价格，赠送价值万元的金章，可谓是黑白分明，真假两清。我隐约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种情景，王刚有时拿起护宝槌，想打假又怕打了真，想保留真又担心放走了假，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搞得大家心累心跳，只想你王刚早点说话啊，究竟是真还是假？
结果呢，这件器物有真有假，有黑有白，是一件掺了假的真品。比如说是一件康熙官窑的瓷碗，胎身是真的，上面的字是后来写上去的。又比如说是一件西周铜器，铜器的身子是西周的真品，盖子是战国时代配上去的。相对于西周时代来说，后来配上去的盖子是假的；不过，这个假货相对于战国时代来说，却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护宝槌砸下去，就毁了真东西；不请动护宝槌，又等于承认了假东西。所以，王刚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大家也不得不跟着心累心跳。
文物和文献，都是历史的遗留。文物当中的真假，与文献当中的真假，情况都是相通而类似的，都需要用考古的方法，做出去伪存真的鉴定。在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中，考烈王无子，李园妹生下的儿子不是考烈王的儿子的事情是假，相当于西周铜器上后来配上去的战国盖子。我们如果将这个盖子暂时拿开，留下的铜器就是一件真的西周铜器了。如果我们借用文物鉴定的方法，将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中后来添加的编造部分排除，剩下的部分就应当是器物的真身，反映了真实的历史。长话短说，我们对这个历史故事进行文献考古以后，对其中的真货，也就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真实历史可以签字盖章，开具鉴定书如下：
一、楚考烈王熊元与春申君黄歇的关系非常密切。熊元还是王太子的时候，春申君就是他的亲信，他们一起在国内国外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患难与共，信任无间。春申君帮助考烈王即位以后，长期担任相当于楚国丞相的令尹，是考烈王时代楚国的第一权臣。
二、李园曾经是春申君的家臣，他通过春申君的介绍，将妹妹送进宫中。
三、李园妹进宫以后，得到了考烈王的宠爱，为考烈王生下了儿子熊悍（后来被立为楚幽王），被立为王后。李园也因此被考烈王任用，开始在楚国政坛出头。
四、考烈王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考烈王病重（当时，李园妹第二次怀孕，腹中的孩子就是次子熊犹——楚哀王）。为了确保对于未来的楚幽王，也就是嫡长子熊悍的辅政权，李园兄妹准备清除春申君。春申君得到密告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结果被李园埋伏的武士杀害，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执掌楚国国政的第一权臣。
以上结果，就是我们通过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所能解读到的确切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相当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铜器的真身。
铜器真身的鉴定完成以后，我们再回到假盖子上来。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西周时代来说，这个后来配上去的盖子是假的；不过，这个盖子相对于战国时代来说，却是真的。也就是说，对于掺杂进真货里面的假货，只要我们能够将假货掺入的时间和情况搞清楚，我们就可以由此得到一部关于假货的真历史。这部假货的真历史，虽然隐秘曲折，但能够为我们揭示出一些闻所未闻的真相，帮助我们破解某些历史秘密。
<h3>8. 谁是假货的受益人？</h3>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编造的？这些人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呢？
凡是造假，都有造假的动机。造假的动机，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但造假出于造假者的利益，预期会给造假者带来好处，却是共同的。也就是说，造假者费心用力制造假货，一定是出于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目的。从而，只要我们找到假货的受益者，假货制造者的踪迹也就可以寻觅得到了。那么，假货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审查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春申君是最大受害者，他为此全家覆灭，因此，这个故事不可能是拥护和同情春申君的人编造的。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个故事的受益者似乎是李园兄妹，他们杀死了春申君，获得了执掌楚国政权的重大利益。然而，深入分析这个故事，李园兄妹同样是受害者。大家想想看，李园兄妹利用春申君作跳板，欺骗了考烈王，将假儿子立为太子，假儿子的母亲也因此被立为王后。考烈王死时，李园兄妹又过河拆桥，杀死春申君，拥立假儿子即位，独占了楚国政权。毫无疑问，在这个故事当中，李园是十恶不赦的恶男，李园妹是十恶不赦的毒女，都是应当被谴责、被诛灭的。非常明显，这个故事对他们的形象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他们也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而不是这个故事的编造者。
然而，李园兄妹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仍然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深入一些观察下去的话，将不难发现，这个故事的最大受害者是李园妹的儿子们，也就是楚幽王和楚哀王。这个离奇动人故事的真正目的，是要散布这样一条消息：楚幽王熊悍和楚哀王熊犹，都不是考烈王的儿子，他们的血统都是有问题的，不应当继承王位，而是应当被考烈王的真儿子取代。
分析故事到这里，让我们暂时离开故事编造的事情，再一次回到考烈王死后的历史真实中来。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以后，李园兄妹杀死春申君，扶持太子熊悍继承了王位，是为楚幽王。楚幽王年幼，政权由母太后和舅父李园摄理。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执掌楚国国政的第一权臣。李园主持楚国国政的事情，传世的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却得到了出土文献的确凿证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李园谓辛梧章”，文中说：“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这段文字说，（楚幽王三年）秦国派遣将军辛梧到魏国去，联合魏国一道进攻楚国，执掌楚国政权的李园甚为忧虑……后来他通过外交活动，劝说秦将辛梧化解了这次危机，显示了主持国政的能力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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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熊悍鼎
相传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系楚幽王熊悍所铸。
楚幽王十年，楚国发生政变。之后，一个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开始流传，要点在于否定幽王及其同母弟哀王的楚国王室血统。最终，这个故事移花接木到秦始皇头上。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熊悍去世，熊悍的同母弟，也就是李园妹的小儿子熊犹即位，是为楚哀王。熊犹是考烈王的遗腹子，年幼不过十岁，政权的维系，仍然由太后和舅父李园掌握。两个月后，楚国发生政变，楚哀王被杀，考烈王的庶子负刍被拥立为楚王。这件事，《史记·楚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blockquote>
（楚幽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
</blockquote>
这是说，楚幽王十年，幽王过世，他的同母弟弟熊犹接替他做了楚王，是为楚哀王。哀王被立两个多月后，“负刍之徒”杀死哀王而拥立负刍为楚王。所谓“负刍之徒”，就是支持考烈王的庶子负刍的政治势力，他们发动了政变，建立起以负刍为王的新政权。由于这次政变，以李园兄妹为核心、当政十年之久的李氏外戚集团被消灭。
楚国的这一段历史清楚以后，我们再回到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上来。将两者对照结合起来看的话，故事的真正受益者是谁，他编造这个故事的理由和动机，大致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的真正受益者，应该是公元前228年发动政变，夺取了楚国政权的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和“负刍之徒”，也就是以考烈王的庶子负刍为首的新的政治集团。这个故事，为他们消灭政治对手，也就是以李园兄妹为核心的长期掌控楚国政权的外戚集团提供了最好的口实。这个口实就是，由于李园兄妹利用春申君欺骗了考烈王，楚幽王和楚哀王都不是考烈王的儿子，因而应当被考烈王真正的儿子取而代之。
政治权谋说，凡是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制造舆论。制造夺权的舆论，首要在于宣称旧政权的不义、不道和非正统，以此作为新政权正义、有道和正统的铺垫。连接故事编造的历史和故事中的历史作合情合理的推断，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离奇内容，很可能是楚王负刍之徒编造出来的；这个故事的成形和出现，应当在公元前228年至公元前227年，也就是楚王负刍即位前后。
<h3>9. 移花接木的线索</h3>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真假虚实、来龙去脉大体清楚以后，我们自然会继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移花接木地扯到吕不韦身上，别有用心地编造出秦始皇不是庄襄王儿子的故事呢？
《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载的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是用这样的话收场的：春申君被李园埋伏的武士杀死，家族被诛灭以后，“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这句收场白是说，春申君献给楚考烈王的有孕之女——也就是李园妹——所生下的儿子，被立为王，即是楚幽王。这一年，是秦始皇即位的第九年。嫪毐在这一年叛乱，被发现，诛灭三族，吕不韦也因此被废相。
《史记·春申君列传》本来是讲楚国的事情，讲完春申君、李园、楚幽王的事情后，突然笔头一转，扯到秦始皇、嫪毐、吕不韦身上去了，很有些不自然。不但不自然，而且这种不自然的写法，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春申君、李园和楚幽王的事情，与秦始皇、嫪毐和吕不韦的事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我们已经说过，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是不编故事的。但是，他是喜欢听故事的，他在编撰《史记》的时候，为了丰富纪事的内容，选取了一些既有的历史故事作为史实写进书中。他在选取这些历史故事时，首先面临着如何判断真伪，如何取舍留存的问题。同时，他在选取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多是当时游士们的口头讲述，外交辞令之间插入的话引子，没有纪年，时间混乱，他必须为它们确定年代后，才能写入史书。
打个比方说，这些战国故事，都是些飘浮在空中的树叶，天上地下，随风起舞；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生动有趣，不过，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时候，就虚无缥缈了。历史学家首先得竖立一根时间的树干，再将这些无根的树叶采集起来，经过选择，然后粘贴到树干的适当位置上去。这个做法，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工作，叫作“以年系事”，就是用年代将事情拴起来。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是从战国游士们讲的楚国故事中选取的，本身没有确切的年代。楚国的史书，同战国各国的史书一样，由于秦始皇焚书的原因，都被烧毁了，楚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也失去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是用什么样的时间树干将这个故事拴住，确定它的年代的呢？
秦始皇焚烧各国的史书，却没有焚烧秦国的史书。秦国的史书，到司马迁的时候尽管已经残缺，但确切的年代是有的，司马迁是仔细阅读了的。在秦以外的各国史书被烧毁，各国历史年代不清的情况下，司马迁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从秦国的史书中选取一些年代准确的事情，放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作时间的标杆。换句话说，就是用秦国的历史作树干来粘贴其他国家历史的树叶。春申君之死这件事情，在楚国的历史上没有确切的纪年，司马迁判断大体相当于秦王政九年左右，与秦国发生嫪毐之乱、吕不韦也因此被废相的事件在时间上大体相当。太史公如此粘贴的结果，就是故事成了楚国的事情、秦国的时间这种不自然的怪样子。
不过，这个不自然的怪样子，也实实在在地提醒了我们：战国时代，是各国密切往来的时代，各国的历史，都是跨国的历史。作为秦始皇父辈的吕不韦、子异和赵姬等人，与作为楚幽王父辈的春申君、考烈王和李园妹等人，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不但生活在同一天空之下，他们之间也可能有实在的交际和往来。特别是楚考烈王熊元，他在王太子时代，曾经在春申君的陪同下在秦国首都咸阳做过十年的人质，他曾经在秦国娶妻生子，与秦王室结下了亲缘关系，他与子异之间，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
也许，正是这种时间上的同时同代，事实上的实在关联，成了后来好事者编造同类故事的着眼点和切入点。想象力丰富的好事者，特别是如同小报记者狗仔队员一类的人，由同一时代的这种类似的关系，自然会联想到，春申君与考烈王关系密切，他有如此绯闻，楚幽王竟然是私生子！吕不韦与庄襄王也是关系密切，吕不韦岂非也有类似的绯闻，秦始皇也未必不是私生子？
历史疑案追查到这里，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历史背景已经清楚，同时，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移花接木转嫁到吕不韦身上的线索也找到了，看来，历史侦探可以结束本案的调查，交出一份最终报告书了。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报告书提出，得到了历史法庭的认可。可是，在该报告即将张榜公之于众的时候，最终审阅报告书的审查官们又提出了疑问：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楚王负刍之徒在政变前后编造的，这是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故事移花接木到吕不韦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个故事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编造出来的呢？如果历史侦探能够有一个说法的话，我们将觉得更有说服力。
<h3>10. 古代的“文化大革命”</h3>
历史侦探有时候真烦这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审查官们，他们都是些挑毛病的老手，没完没了。不过，烦过后冷静想一想，这些事情正是他们的工作，很多挑出来的毛病还真是问题，不管烦不烦，都不得不耐着性子一一作答，只是希望公开发表以后不要被指摘为过于烦琐。
历史侦探以为，春申君的故事，出于楚王负刍之徒的编造，战国晚期就开始流传，《战国策》里也可以见到，应当是较早的故事原本。吕不韦的故事，不见于早期的文献，应当是较晚的复制品。那么，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编造出来的呢？
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最初见于《史记》，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下限，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汉武帝时代。不用说了，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上限，是在秦始皇出生的秦昭王末年。由此说来，这个故事可能出现的时间段，是从秦昭王末年到汉武帝时代之间。秦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59年，司马迁大约于汉武帝元封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后开始担任汉王朝的史官——太史令，积极从事于《史记》的编撰。从而，这个故事可能出现的时间就是从公元前259年到公元前110年的这一百五十年间。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历史故事的伪造，往往有需要伪造的动机，有适合于伪造的历史背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出于楚王“负刍之徒”的伪造，其历史背景就是楚王负刍杀楚哀王夺位的政治事件。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从秦昭王末年开始考察秦国的历史。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先后即位，一直到秦亡，秦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政治变动，秦始皇和他的父亲、祖父即位当政的事情并没有受到类似的挑战，从而，在秦国没有出现类似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在秦始皇家族一系当政的情况下，大概是没有谁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去编造这个掉脑袋的无聊故事的。与这个历史事实相印证，在流传至今的战国诸子和战国故事当中，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故事的踪影。
刘邦建立汉王朝，旗帜鲜明地全面继承秦王朝。这种全面继承，从领土、人民、制度，一直到意识形态。刘邦只比秦始皇小三岁，算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终身崇敬秦始皇，视秦始皇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理想。我们知道，刘邦还在家乡沛县做亭长的时候，曾经出差到咸阳，观望过车马出行的秦始皇，当时的刘邦，觉得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阳，灿烂辉煌，由衷地发出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人生感慨。刘邦觉得，如同秦始皇的人生，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人生。
刘邦发迹以后，自视为秦始皇的继承人，接替秦始皇的位置做了皇帝。他临死之前，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表明自己对于先烈伟人态度的诏书，这个诏书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摘要如下：“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楚隐王陈涉，就是发动大泽乡起义的反秦首事者陈胜，他后来立国张楚，称楚王，刘邦响应他起兵，算是他的部下，用他来代表楚国，世世祭祀。魏国的安釐王、齐国的缗王、赵国的悼襄王，与楚王陈胜一样，都分别设置十户的守墓人，得到世世代代的祭祀。魏公子无忌，不是帝王，而是刘邦所景仰的游侠世界的偶像，特地为他设置了五户守望祭祀的人家。至于秦始皇，他的待遇高高在各国君王之上，二十户守冢之家的设置，明显地表达了刘邦和汉王朝对于秦王朝和秦始皇格外的敬重，绝无丝毫的不敬和怠慢。
从刘邦时代开始的这种尊重六国故王、尊重秦王朝和始皇帝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帝景帝时代。从而，我们可以说，汉帝国建立之初，丑化秦始皇的土壤和条件也不存在。与此相印证，西汉初年，刘邦君臣，汉朝政府多次议论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秦的政治和政策批评甚多，却从来没有对秦始皇进行人身攻击，编造丑化他的故事。在至今流传的西汉初年的政论文献，比如汉初贾山的《至言》，文帝时代著名政论家贾谊的《新书》中，都没有这一类的故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种历史变革，从时代精神和历史形态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由秦末以来的后战国时代，进入了由汉武帝时代开始的第二次统一帝国时代。这场历史变革，极具颠覆性，堪称一场古代的“文化大革命”。在汉武帝的主持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否认多年以来认为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继承者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宣称汉王朝是从根子上革了秦王朝命的革命者，秦王朝的天命是水，汉王朝的天命是土，土水不相容。
在这个意识形态革命的指导下，汉朝政府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外政策等基本国策国政作了大变革，废除了建国以来一直使用的秦代历法，宣称将服饰旗帜的颜色由秦以来的黑色改成黄色，度量衡所使用的吉祥数字也由秦以来的六改为五，整个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在这场古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呼应这场全面变革，用儒家思想取代自秦以来到西汉初年一直占据思想主流地位的法家和道家思想。
在这场大变革中，汉代社会对于秦始皇的看法和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由伟人变成了暴君，由历史上的成大功者变成了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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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龙纹空心砖
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
传说秦文公狩猎时曾获一条黑龙，秦始皇以此认为秦得水德，秦灭六国，就是秦朝代替周朝，也就是水胜火。砖上的龙纹装饰正是秦朝尚水德的表现。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变迁、风气的转化当中，对于秦始皇的个人攻击被解禁，对他作人身丑化也受到鼓励，修改秦的历史、编造秦始皇丑闻的历史条件成熟。从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将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由此宣称秦国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正统性，汉王朝取代秦王朝是继承了周王朝以来的真正天命。
<h3>11. 莫做“耳食者”</h3>
孟老夫子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读书，一定要知道作者，因为作品必然会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意图。作品中的问题，往往可以在作者的履历中找到解读的线索。
我们前面已经讲道，《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是司马迁根据他所看到的史料，依照他的历史观念编撰的历史著作。毫无疑问，司马迁在编撰《史记》中有关秦国和秦始皇的历史时，他自己对于秦国和秦始皇的看法，一定会影响他对史料的选取和编撰的结果。那么，司马迁究竟是如何看待秦国和秦始皇的呢？
从家系上讲，司马迁是秦国人。他的家乡是陕西省韩城市，地处秦国的本土关中地区。关于司马迁的祖先，传说的时代，东拉西扯的旁枝不去说了，有名有姓的祖先，最早是秦惠王时统领秦军消灭蜀国的将军司马错，然后是秦昭王时代的将军司马靳，他是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军的秦军统帅白起的部下，与白起一道自杀。后来还有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做过管理铁器的铁官。
入汉以后，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做过市长，不过，这个市长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市长，而是管理市场的市长，相当于工商局长。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做过什么官不清楚，他的爵位是五大夫，汉代二十等爵位当中的第九级，算是高级爵位了。司马迁的父亲叫作司马谈，他是汉朝的太史令，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天文台长，《史记》的编撰，是由他开始的。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子承父业，也做了太史令，继续做编撰《史记》的工作。
由此看来，司马迁一家，代代居住在韩城一带，世世是热爱家乡、怀念祖上的秦人。这样一位司马迁，不管是出于历史学家的立场，还是出于家系的立场，或者是出于故国秦人的立场，都不会肆意污蔑秦国，恶意丑化秦始皇。相反，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汉武帝时代出现的那种趋炎附势、赶潮流的无聊编造，司马迁是有自己的看法和取舍标准的。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秦国历史的看法，他说：“秦取得天下，多用暴烈的行为，但是，秦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革，所以能够成就巨大的功业。经传上说应当效法后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后王，也就是近代的贤明君王，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当今接近，他们所处的环境也与当今类似，他们的议论看起来浅显却易于实行。”
司马迁在对于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作了上述评价以后，转过话来说道：“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今的学者们往往拘泥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只看见秦王朝在位的时间很短，而不去审视秦王朝的由来始终，因而都一窝蜂去讥笑秦王朝，不能对秦王朝有正确的评价。这种做法，无异于用耳朵进食，完全不能品尝食物的味道。这些耳食者，当是何等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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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篆体十二字砖
两千年前秦朝的铺地砖，砖文为：“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勿饥人。”
对于秦始皇本人，司马迁也是态度鲜明。一方面，他高度评价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业，他引用贾谊的话说：“始皇帝继承了祖上的遗业，挥动长鞭而驾御海内，吞并两周而灭亡诸侯，将各国君王践踏于脚下，将各国领土收纳于域内，真可谓是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另一方面，司马迁对秦始皇也有严厉的批评，他批评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自以为功劳盖过五帝，领土超过三王，羞与古代圣王们同列，拒绝向历史学习，从而犯下了用打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的错误，一错再错，终于为秦二世速亡埋下了祸根。
司马迁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看法和评价，中肯而客观。他将秦国用暴力统一天下的严酷事情，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看待，他对秦始皇一生的功过，也区分为两部分作不同的评价——既有统一天下的大功大业，也有治理天下的大过大错，不愧为历史学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自己直接表达的意见当中，他从来没有对秦帝国和秦始皇作过任何妖魔化或者是人身的攻击。
从而，历史侦探认为，从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动机和意图上看，炒作吕不韦献有孕之女，将秦始皇丑化为吕不韦的儿子，否认秦国王位正统性的做法，不是司马迁的做法；对于这种流言和做法，司马迁是大不以为然的。从司马迁批评耳食者们丑化秦国历史的话来推断，这些下作的绯闻，应当都是那些赶潮流、用耳朵进食的文人们的编造。如果这个故事是司马迁写进列传中的话，他也是加了特别的注解，用暗号隐语提醒世人不要轻信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