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不在焉地收拾办公室的东西。最后两个下午几乎没有工作。阿蓉起初说帮我一起，但最后还是因为临时约了另一个相亲，歉意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没有多少东西，有点同情她。阿蓉和亚宁遇到的问题其实是相似的：当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你能否相信他。凭什么相信一个人。她见得越多，越在那一张张面孔中迷失，面孔清晰，可面孔背后的东西保持神秘。

我搬着小小的纸箱，看看空了的桌子，心里也空。高二那年暑假，考完试在亚宁的宿舍住，其他人都已经放假回家了，宿舍清空了，整个空旷的楼道只有三两个人穿梭。我和亚宁躺在床上聊，听她讲大江的好和不好。他好的时候每件小事都能照顾到她心里，当她想喝水，他小心地拿瓶子倒，但当他不好的时候就找不到他的人影，电话也不接。她去网吧找他，他的背影依然俊美，可神色懒散冷淡。他答应给她电话，可事后又忘得干净。

亚宁一个人在闷热的宿舍走来走去，躁动不安，守着电话，什么都无法专心。这部红色带拨号圆盘的老式电话机，最初传递了他一整夜断断续续的表白，这时却像沉默的黑洞，让周围的一切都围绕它盘旋。她在宿舍踱来踱去，没有办法。她不知道他的想法该怎么判断。他总是占取主动的那一方，他表白她同意，他追求她被动，他离开她牵挂。谁在乎得多一些，谁就有了心理劣势。那年的宿舍就这么在记忆里固化，昏黄，燥热，孤独，红色的电话，没有风，床板硬得磨骨头。

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亚宁仍相信大江，相信他是心里对她好，相信只是因为两个人的前途差太远，他不想耽误她才故意离开她。

我想问亚宁有多了解这个新的男孩。但再接下来两天都没能联系到她。

电话没有人接，msn也没上线，两三天都是这样。我隐隐约约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似乎什么事都没有，似乎很正常。但我有点不安。

也许是和新男友去旅行了。我想。于是耐心地等。一直上网，一边看新闻一边看老照片。我回忆从前的亚宁为什么那么执著。想来想去，觉得是这样的一种个性：当一件事不能确定是他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她就认为是她的问题。那一年大江借读结束回家乡，不再联络她，她只觉得是自己没有为他打听出路，对他愧疚。大江说要来看她又没有来，她只觉得是自己没有表示足够的肯定才让他退缩，于是去找他。她对自己严格。这样的个性最容易不能忘怀。太重义气，会付出先于考验，太高贵，以至于悲伤。这一次也是一样，她面临选择压力很大，但还是自责自己对那男孩诉苦太多，不够温柔。

我心神不宁，随意在MIT BBS上闲逛，看美国各处的烦恼和欢愉。

忽然，一条转载的消息让我一惊。

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那是一条犯罪报道，在旧金山郊外一辆汽车的后备箱中，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学生的尸体。据报道，女学生瘦而戴眼镜，锁在后备箱中，有被强奸和挣扎的痕迹。而最令人愤慨的是，当地警方初步判定为自杀，让人哭笑不得，简直不可思议。

我害怕起来，千方百计想找到那女孩的名字。找不到。因案情正在调查，当事人的信息不能公布。我拼命搜索相关信息，可是始终找不到。从只言片语中，没有任何信息确认我的疑虑，但也没有任何信息反驳。我点击网页的手微微发颤，希望弹出的窗口有用，又怕弹出的窗口有用。口干舌燥，只能强迫自己继续。有可能是她吗，只能说没有不可能。她说过她需要下定决心，这是结果吗。

又错了吗。出了什么事。我焦急，前日里的僵局像冰冻的湖面碎成一片一片。我不敢往下想，怕这世界又一次辜负人的信任。

我眼前看到大二的亚宁，清晰无比，那么美，那么妖娆。她从来没有那样打扮。白净的面庞在夜晚显得苍白，嘴唇涂了玫瑰红，卷了头发，穿着小夹克和超短裙，夹着香烟，说晚上要去clubbing，现在赶时间。她的娇艳显得脆弱。她从大江的家乡回来就发誓要变，几乎愤恨那个穿白色T恤的自己。她在操场上一圈一圈走，表情僵硬，说话带着不流利的脏字，想甩狠话。不就是玩吗，她说，谁不会啊，不就是找帅哥吗，不就是多换几个吗。我跟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劝解得无力而幼稚得可笑。她在塑胶操场上决绝地走，夜色依然温柔，操场好闻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她回头看我，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凝注的东西。我从不知道她会疼得这么深。

我越来越急，却找不到回答。再给亚宁拨电话，她还是没有接。我这时无比希望她出现在线路的另一头，从来没有这么希望过。

心里很难受。回忆盈满。在那个悲伤寒假之前，当她悄悄地问我，她该不该去找大江时，她的声音那么欢愉而充满希望，眼睛那么亮，在嘈杂的饭馆的角落，她的声音和她的眼睛都像不属于周围一切。她低头说着她的计划，说她瞒着家里人，说其他朋友也多半不赞成，只有我一直支持。然后抬起头，她说虽然大江现在没有学上也没有工作，但有一天会娶她的。

这些记忆一并涌出。我怎么能忘记这些记忆。那个寒假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怎么能忘记，当那个寒假过去，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怎么忘记当周围的男孩都不以为然地说这太正常了，世界都是这样，是你们两个理想化得太久了，我是如何难过，是如何从宿舍的床上深夜坐起来，后悔得无以复加，坐在床上抱着腿不能入睡。整整一夜睡不着。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我永远无法知道在大江家乡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些记忆像尖锐的碎玻璃，一直清楚地存在心里。切割心脏，止住呼吸。无能为力。“我们是在温室里待得太久了。”亚宁在夜里这样看着我，“这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和别人也没有不一样。”那一刻，我们之间的世界静而僵。

我继续点着网页，怎么都无法睡着。电话线路对面的忙音一直在屋里响着，一声一声，盘旋在空中，像重复了许久的问题，无人面对。忙音穿过海洋，穿过悬而未落的心，穿过这许多年避而不谈的让我们慌张的记忆。你能否相信这个世界，一拥抱就背叛的世界。我和亚宁后来很长时间不能坦率相对，就像战役失败，同谋瓦解。面孔对面是有情还是无情，海洋对面是阳光还是黑暗。回忆在海上席卷，席卷这许多年来在内心筑造的自我保护的墙，像黑暗中的闪电，逼人面对追问，充满担忧。

电话一直响着，无人应答。

次日清晨，当噩梦过去，门铃清脆响时，我从凌乱的书桌上抬起头来，揉揉惺忪的睡眼。阳光透过窗子，在桌上印出块块散碎的方格。

我披上衣服打开门，充满惊讶地发现，亚宁出现在门口。

“亚宁！”

她放下手中两个装满吃的的袋子，拉住我的手。

“你的身体，”她问，“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我很激动，“你怎么回来了？”

“来看你啊。担心死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太晚了怕你睡了，没给你电话。”

“怎么不早说？”

“我去纽约面试了，从纽约直接飞的。出发前临时定的票，来不及打电话了。”

我于是拉她进屋，我们在长凳上坐下，她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问手术日期，问现在的身体状况，问大夫的话和透视的具体细节。我几乎来不及问我的话。同事们从来没有这样问这么多，这么细。没有谁这么关心。

“其实只是小事，还让你跑回来。”

她认真地说：“动这么大的手术，怎么能说是小事？”

“你面试怎么样？”

“不知道。”她轻轻地说，“可能不太好。不过无所谓啦。我们这么多年都太顺了，什么都有，老天总会让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的。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

“你还去东南亚吗？”

“不知道。没想好。”

“他还去找你吗？”

“我让他来这里，既然回国，我就让他也来，让爸妈见见。改天你也见见吧。”

我点点头，我们面对面坐着。因为有太多话想说而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坐在狭窄客厅硬邦邦的长凳上，手拉着手，让冬天的阳光穿透清晨的浓雾，落在我们手上。我问她学校的情况，毕业的情况，作息饮食的情况，她问我辞职的事，休养的事，未来计划的事。

我们絮絮叨叨地相互鼓励，无主题、无重心地相互鼓励，就像散乱的阳光无焦点地散落在每一个角落，就像所有的担忧融化成甜蜜，就像这些年的分离不曾存在。我们坐在阳光里，阳光一丝丝滑动，滑过永无止境的昨日与明天。

写于二〇一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