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邂逅</h2>

从昆明回北京，是我第一次坐软卧。

昆明站是一个大站，每天中转西南各色人等，火车票颇不好买。硬卧总是最早卖光，为了赶回北京，我只好买了软卧。

走进包厢的时候，包厢里已经有一个男孩了。见我进来，他一蹦从铺位上站起来，挠挠头，朝我笑笑。我看了看手中的票，正是男孩坐的铺位，他也看出来了，向我指指上铺，示意他的铺位在上面。

“不好意思啊，”他笑笑说。

“没事，你坐吧，”我说。

“我帮你放包吧。”他主动伸手来接我的背包。

我将背包卸到地上，他举起来努力想往上铺旁边的行李架上托。我的背包太厚了，他怎么都塞不上去。他试图将他的箱子挪开，我止住了他。我背的是一只45升的登山包，包不算大，但是我将帐篷和冰爪绑在了外面，整体就显得很圆。若想塞上去，得全部拆开。

“算了，”我说，“还是别放上面了，塞在桌子底下就好了。”

他于是帮我把桌子下面的垃圾桶挪开，用脚扫了扫杂物，将我的包塞进去。

这时，包厢门口出现两位约摸四十几岁的大叔。

“这是15包厢吧，”站在前面的一个一边找包厢牌号一边问我们。

“是。”男孩热情地说。

“那就是这儿了，”站在前面的大叔回过头对后面的大叔说。

他们于是拎着箱子走进来，向我们笑笑，脱下外衣扔在右侧铺位上，将行李放上托架。他们的行李不多，一人一个小手提箱，轻轻一托就摆上去了。两个金属色的硬壳小箱子，落在男孩硕大的皮箱旁边，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响声空洞。两个大叔差不多年纪，脸膛都有点黑，一个穿麻质西装，一个穿灰色夹克，里面都是深色短袖。他们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一个仰头喝冰水，一个抖着T恤领口，用手扇扇子。

“你们是天津人吗，”我问。

“是啊，”穿暗红色短袖的大叔朝我笑笑，“能听出来？”

“嗯，”我点点头。

“你也是吗？”他问。

“我在天津出生长大的。”

“哟，是吗。那我们也算半个老乡啦，”他温和地笑了笑，“你住哪个区？”

“南开区。”

“哦，我也住南开，古文化街那头。”

“那还挺近的。”

“你还上学呢吧？”

“是。放暑假出来玩。您呢？”我看看他们的装束，不太像旅游人。“做生意吗？”

“是啊，做生意。”他点点头。

“做什么生意？”

“卖点宝石，”他笑笑，“不是什么大买卖。”紧接着他又向我介绍道，“我姓李，他姓王。”

我向姓王的大叔投去目光，他转过头，站起身来，将包厢门关上。

门关上了，包厢里显得有点挤。男孩开始脱鞋，准备上床待着。他仍然显得很欢愉，从我刚上车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露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欢愉，整个人似乎都充满节奏地一晃一晃。他充满了攀谈的欲望，一会儿问两个大叔做生意的情况，一会儿问我上什么学校，北京是什么样子。

姓李的大叔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男孩说话，一边说一边俯下身换鞋，他换上包厢给的拖鞋，将自己的皮鞋推到桌子底下，就挨着我的包。和男孩说话的时候，他回答得不多，偶尔自嘲地笑笑。他是个国字脸，皮肤粗糙，鼻子很大，鼻头坑坑洼洼，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模样，一口乡音十分浓重。

姓王的大叔一直没怎么说话。从一开始我就几乎没见到他开口，偶尔说句话，还是低声问姓李的大叔洗脸的毛巾放在哪里了。他稍微瘦一点，但是骨骼很大，浓眉毛，嘴角总是一抽一抽，乍看像在喃喃自语，但仔细一看，不过是略带神经质的不自觉的习惯。他看人的目光倒是温和，还会主动笑笑，只是似乎非常不爱说，凡事都有一点依靠姓李的大叔。

男孩已经爬上了床，双手撑在脑后，黑黑的脸膛时不时咧开一口白牙。

“你们平时上学忙吗，”他问我。

“还可以吧，”我说，“不过下个学期大三就忙了。”

“你肯定学习特好吧？”

“没有啦，现在也不怎么好。”

“那你们学校好啊，这就行啦。”他带着一丝钦羡说。“其实我原来学习也挺好的，我以前的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尤其是语文老师，都盼着我能考好学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般都是语文老师喜欢我。我那时候也挺喜欢学习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没考好，搞得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去见我初中语文老师了，那时候她可对我寄予厚望呢。”

“你现在在哪儿上学？”

“我刚刚高考完，还没定下来呢。”

“啊，才刚高考？”

“看着不像是吧？”他憨憨地笑了。“我这人就这样，从小就显老。”

“没有，不是，”我红了一下脸说，“只是觉得你挺能照顾人的。”

“是啊，”他有些自豪了，“从小我妈就说我懂事。”

“你是云南本地人吧？”这时姓李的大叔插话道。

“嗯，是，我是玉溪的。”

“你去北京是去玩？”我问。

“不是，”他笑呵呵地说，“我是想去找找学校，听说北京有好多民办大学挺好，我就想去看看，我爸爸说了，要是我想上，就送我去上。我想去看看哪家好。你知道哪一家好吗？”

“不……不太清楚，”我顿了顿，“只听说过什么吉利大学。”

“没事，我去了自己找吧，顺便去玩玩。”

“嗯。”

我点头赞叹了一下，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不是一个喜欢在旅途中与人攀谈的人，如果别人说我就听着，他们若不说我也不问。我看得出男孩是跃跃欲试想说的，问不问他都会说，所以不用我问。整个车厢差不多都是他的声音。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个大叔一直沉默。姓李的大叔听着我们说话，面容沉稳，姓王的大叔则双手直直地撑着膝盖，短袖捋到肩膀上，看着窗外，眉头微皱，像是有点不耐烦。我本以为这个晚上最能说的会是他们，因为天津大叔往往风趣，一般都与陌生人能侃上很久，但是这两位大叔明显不是这个类型，说什么都是几个字，短短一句话，就没了。

火车在某站停下了。姓王的大叔拉开包厢门，下车，过了一会儿回来，带上来两瓶啤酒，一只烧鸡和一份白色塑料盘装着的小菜。两个人掰开一次性筷子，开始吃菜。

“来吃点吗？”姓李的大叔问我和男孩。

“不用了，谢谢。”我笑一下，摇摇头。

男孩大概看我拒绝了，也没好意思接受，摇摇头说不用了。

“这次我去北京，也是想自己闯荡闯荡。”男孩说，“我觉得一个成年男人应该多四处闯荡，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去外地生活过呢。我特别佩服我爸爸，他一个人弄他的企业，现在都做成我们那儿最大的一家了。他总是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他懂好多事。男人就得勇敢，小时候我们家后山那儿有蛇，咬人，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上山打蛇，我总是很勇敢。那种蛇，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别看细，可是毒呢。这次我跟我爸说我想一个人去北京，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有个姑妈在北京，不过我觉得我不用去找她，我自己就行。”

“你要是来我们学校那边，我可以带你逛逛。”我说。

“是吗？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男孩很高兴，把身子从上铺探出来。“那你一会儿把你电话留给我行吗，我到时候过去找你。”

“嗯，临走时你找我要就行。”我笑笑说。

“一个人出门，还是小心点好，”这时姓李的大叔插话道，“外面什么人都有。”

我们愣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相互对视了一眼，没有答话。

男孩想了想，又接着说：“以后我不想在云南待着了，上完学，我争取在北京找工作。”

“为什么？”我问，“云南多好啊。”

“好什么啊！”

“多漂亮啊，还有雪山。”

“可是太乱了，”男孩说，“不好。你不知道，社会治安一直稳不下来就是因为太乱了，什么都乱，烟草、毒品、军火，手里过的钱特别多，打架闹事的也特别多。”

“嗯，我也听说了一点，刚才送我来的出租车师傅说，昆明站一年抓住毒贩子一千人，平均一天就有三个，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是真的，”男孩说，“我爸爸就有朋友是吸毒死的。这边买到很容易的，多数人都吸过一点呢，我爸爸原来也吸过一点，就是不上瘾罢了。好多人吸得没了钱，穷死，不抢劫就贩毒。”

“是，刚才那个师傅也是这么说。我当时是从乡间走到小镇上的，上了车他才告诉我，就我走的那条小路，以前总有一排吸毒的躺在路旁的麦田里，见了单身过来的就扑上来抢，他们倒是不杀人，但是一群人抢一个，有多少钱抢多少。”我说，“我听了真后怕呢。”

“这还不算什么，”姓李的大叔这时插话了，“前些天这边有个案子特别轰动，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博士，在这边贩毒，形成一个特大的团伙。他本来好像就是来旅游，来了看到这钱好挣，就开始挣，后来不仅自己干，还发动了他的对象、亲戚，越干越大，最后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亿，才二十九岁。”

姓李的大叔说到这里顿了顿，给我们两人一个恰到好处的发出叹息的空隙，然后接着说。“出门，”他说，“不比在家。外面陷阱太多，你们还小。一步走不对，后悔都来不及。”他的声音低沉，在夜色中像肺腑之言。他说完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男孩，男孩窘了一下，热情昂扬的气息在他的注视中似乎悄无声息地散了。

姓王的大叔没有理我们，一个人靠着窗户翻车上的铁路杂志。

静了一会儿，男孩又开口了。

“您卖什么宝石啊，”他问大叔。

“什么都卖，红宝石和翡翠，还有祖母绿什么的。”

“啊，我喜欢祖母绿。”我说。

姓李的大叔笑笑，转而问我：“你家在南开什么地方啊？”

“天津大学那边。”

“哦。家里是天大的？”

“不是，就是住那边。”我说，“天津人来南方做生意的还挺少的吧。”

“嗯，不多。”他说。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跑云南的？”

“零零年吧。下岗之后。”

“哦，跟我爸妈差不多。”

“是吗，他们也下岗了？”

“嗯，”我犹豫了一下说，“后来他们就卖煎饼来着。”

大叔点点头，没有继续问。话题有点闷，适宜换一个。我于是开始问男孩他们那边中学管得严不严。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男孩的兴趣，他开始给我讲他们上课的情景，老师怎样管学生，他们怎样逃课去玩，学校后山的小溪里有什么好玩的植物。男孩说话很生动。他长得黑黑的，小眼睛，但是说起话来眼睛闪闪发光，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像某种活泼的动物。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贴着头顶一层，人虽然瘦，但却显得虎头虎脑。

很快就熄灯了。夜行列车，上车正是睡觉时间。我起身洗漱，然后和衣睡下。包厢里很快安静下来。男孩比我睡得更快，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听到他安稳而规律的低低的鼾声。夜慢慢深了。

现在想想，我开始惊讶那夜我为什么睡得如此安稳，什么都没有感觉。软卧的床很舒服，包厢的门关着室内很黑，我一向习惯在火车上安眠，那一天旅途又十分劳顿。这些都是理由，但都不完全是。我想我还是非常安心，那一天，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让人不安的地方，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多想。这是我安眠的最重要理由，因为我没有担忧，也没有提防。

那一次去云南，我玩得很好。路上遇到的人多半都热情而诚实。从丽江去大理的长途车上，我睡着了，手机滑到地上，没有发觉。到大理下了车找不到手机，心里顿时一凉。跑回长途车站，发现车子已经返程回丽江了。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打听了司机的手机号，心里几乎不敢期待。电话通了，出乎我意料，司机立刻说是的，有人捡到了。第二天下午同一班车，司机帮我送到大理。我试图感谢，司机挥挥手走了。

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发现我在外面曾经遇到过如此多的隐形的危机。我总是不知所以然地闯过各种危险，却又总在最后安然无恙，一些东西失而复得，一些人经过身边又擦过去了，一些地带走过去又平安地穿了出来，就像昆明郊外我独自走过的那片田垄。回想起来，这是我的运气，但不完全是运气。在我独自上路之前我不曾想过会是这样。这个世道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安全，但也不像很多人试图告诉我的那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