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何老爹的一句话提醒了陈东，他进一层推理道，“官家为李师师之故把刘四厢调走，如今李师师仍在京师，官家怎肯放刘四厢回来？”
两年前刘锜外调陇右，此中奥秘东京人大都知道，此番刘锜内调的消息如果属实，那在一百万的东京人中肯定会有九十万人产生同样的疑问，同样的惊讶，这就是邢太医认为这条耸人听闻的新闻一定可以打动他们二人的理由。但对于他俩提出来的问题，他也不能够做出满意的解释。
“御药监黄经臣昨晚来俺处求诊，说了这个消息，还说童贯那厮被命复任燕山宣抚使后，装模作样，不肯就任，官家派木脚去说了两三次，好说歹说，童贯才提出条件，要钱粮金帛，要调拨用人的全权，还要马子充回宣抚司供职，说是一条不依，他就不肯北上就职。官家不得已都依了他，童贯才肯走马上任。马子充原是官家留在京师的，被童贯索回后，官家在军事上变成个没脚蟹，无人可备咨询，所以想到调刘四厢来京仍当他的顾问。还说这些话都是张押班告诉他的。黄经臣为人老实，倒不肯无中生有，只是那张迪经常海阔天空地乱扯乱弹，听到风，就是雨，俺也不大相信他的话果真属实。”
“刘四厢能不能回来，还在未定之天，只不知李师师现下如何，二位想知其详。”陈东问道。
“自从刘四厢外调后，师师闭门谢客，也不让官家与她见面。年来周学士、刘大使等相继谢世，师师感伤益甚，郁结不欢。上月间俺去为她诊脉，见她形容憔悴，气血两衰，只怕十剂八剂草药也医不好她的心病。”
“师师闭门谢客，断了李姥的财路，李姥恼怒寻事，给师师怄了多少气！上月间病倒了，邢太医劝她去江南小住散散心，她本来也想南游，只是如今北道胡氛日紧，她说一旦战争打开了，她在南方还回得了京师？偌大的一座东京城容不得一个李师师，李师师却还舍不得离开京华呢！”何老爹补充道。
“王黼、蔡京迭为更替。”对朝政十分熟悉的陈东慨然道，“他们高官厚禄，钩心斗角，都只为一人之利，一家之利，哪里顾得上什么国家生民？一旦有警，心思不在庙堂之上，而在于这个小小的女子身上，天下事怎得不坏？”
“钩心斗角，不仅在庙堂之上，北疆边防要地，国家安危所系，也闹得乌烟瘴气。少阳可知道童贯再次出山后，与郭药师的斗法吗？”
“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中外，只要做个芝麻绿豆官，就会欺压善良，朘刻百姓。即如做了多年开封尹的盛章下台后，继任的王革、蔡懋横行霸道，与当年的盛章有什么两样？这等人如何能承望他们做些好事？俺可早就把他们看穿了！”
何老爹阐述的正好是李师师的观点。他们两人直接或间接都吃过开封尹的苦头，因而形成以开封尹为出发点进而扩大至许多官员都是一丘之貉的激烈观点。这个观点的形成，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很可能就是两人互相影响的。
他们从朝政腐败讲到边疆危机，从边疆危机又回到朝政腐败，讲来讲去，都是一片漆黑，令人沮丧。这时陈东又说：“蔡京再柄国政后，借口老病，把政府文书都捧到家里去裁决，声势较前更为烜赫。他重用蜀人王时雍为吏部郎，通过他卖官鬻爵，只要金帛花到家，你要买什么官职，都可以商量。王时雍以居间人的身份，两面说合，内外交通，不多时，就发了大财。他又特别照顾乡人，太学中也有他的两个同乡，与他做成了交易，得肥缺而去。如今太学生都称王时雍为‘三川牙郎’，他听到后大骂太学生无知，说经我之手做到大官的各路都有，何止家乡三川而已，称我为‘四海牙郎’，倒还不离谱，称我为‘三川牙郎’，却未免小看我了。”
“少阳年近四十，官位犹虚，”邢倞趁机打趣陈东道，“何不就走了那牙郎的门路，弄个一官半职，也好衣锦回乡去风光风光！”
“哎呀！”陈东摇晃着手里的酒盅，哈哈笑起来，“想俺陈东既非蜀人，手中又无有多金，你说凭着这些瓦盏陶碗，王时雍就把官职卖与我不成？看来，这个牙郎休想在俺身上赚取这笔佣金。”
这番诙谐，总算略略冲淡些黯淡的气氛。这时，每人一份“合羹”，早在肚里化掉了，牛肚、盐水鸭也早已化为乌有，大家憋着一口闷气喝寡酒，眼看半斤多的白干也将喝完，忽然墙外传来一声节奏感很强，但听起来却很有点凄凉味的“五香……兔……安肉啊！卖五香兔安肉”的叫卖声。原来东京附近多产野兔，因此每夜都有不少小贩，头顶一只装满兔肉的五屉竹篮，手中摇晃着一盏标明自己姓氏以示区别的灯笼，在大街小巷中往来兜卖。对市声很有讲究的专家们指出，“兔”字发音太平，无法拖长，一定要在它下面加个过渡音“安”字，把这一声延长，在空中长时间地荡漾着，才合于叫卖之用。这一声果然十分中听，比“三川牙郎”卖通判、卖知州的叫卖声要中听得多，陈东、何老爹都喜欢吃野兔肉，二人争着去买，这时坐在外档的何老爹就占了便宜，他把食桌轻轻一拖，挡住了二位的出路，自己手脚便捷地奔出学宫大门，买了两大包兔肉回来。三人相对，连得那邢老头也不再说什么消化不消化的话，自己一块接着一块地放进嘴里大嚼。
他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刚才的那番话可能使他们在脑子里构成了一幅兵荒马乱、京畿四郊荠麦青青、野兔狡狐到处出没横行的场景，他们此刻在嘴里咀嚼的，大约就是这一缕凄凉的味儿。在赋性正直刚强，万事乐观，还有不同程度的诙谐上。三个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是在此时此地，触目惊心，他们也难免有点东京人普遍存在的末日感，这种性格上共同存在的弱点要放到更大的灾难中去接受考验，才能锻炼得更加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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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之役虽然给北宋王朝带来莫大的耻辱，带来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它并没有起针砭之效，给宣和君臣一点刺激，使他们改弦更张，发愤图强。“哀莫大于心死”，很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腔子里是否还留着一颗尚在搏动的心脏，因为他们根本不以耻辱为耻辱，不以危机为危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都是痼疾患者，不管别人怎样虐待他、鞭打他，把他摔在地上又踢上几脚，他当时哇呀呀地叫一阵痛，过后又忘乎所以。北宋政权现在确实是沉疴难起，已经病入膏肓了。
皇帝还是那个风流潇洒、风雅绝伦的皇帝，连年号也没有改变，仍然是那个他特别喜爱的、一直要把它顶住，顶到他被挤下皇位，不能再用它为止的年号。
但他毕竟也有点改变了。在他一向白皙丰满的脸庞上多少也出现了一点自以为饱经风霜忧患的表情，那种表情在过去侈言“天下太平”，一味强调“丰亨豫大，国运昌盛”的日子里是很少有过的。还有，他的口头禅“且待理会”“却又商量”，近来也说得少了，代替那些语气和婉的习惯用语的是比较严峻的“休，休”，含有一切事情都弄不好了，对人世间抱着一种消极态度的意思。
以风流皇帝、无忧天子出名的官家居然也会对人世间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不免要令人惊奇了。但这是时势所迫、无可奈何之事。
帮助他统治天下的那副班子，还仍然是那个宣和权贵集团及其残渣余孽，换汤不换药，这叫作“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煊赫一时的蔡京、王黼、蔡攸等仍然钩心斗角，弄权朝端；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后生小子骎骎日上，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们之间照例是互相攻击，迭为进退。这样的“斗”，看来一直要斗到国破家亡，冰消云散，大家同归于尽的时候才会停止。
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黼，这是个在官场上经过千锤百炼，已达到炉火纯青的人物。记得他初出茅庐时，依靠当时宰相何执中的热心推荐，到处游扬，方才出人头地。不想他暗中又勾搭上蔡京，在蔡京授意下，密疏抨击何执中，弹章措辞之激烈恶毒，攻击内容之广泛，使得蔡京也为之惊骇不止。对他这种过河拆桥的作风，蔡京也有些害怕。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天他袖着弹奏的底稿去访问何执中，有意把话头引到王黼身上。何执中照例赞扬不止，既称他宅心忠厚，善气迎人，又许他以公辅之器。蔡京等他称赞够了，才微微一笑，从袖管里取出底稿来送给何执中看。何执中读了几句，不禁脸色大变，还没看完，就连声骂：“畜生，畜生！何无良乃尔！”
不过官场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声畜生骂不断王黼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之路。随着何执中的越来越倒霉，王黼又依傍上梁师成的大门，当着人面，称之为“恩府先生”，背着人，那就老实不客气的是“阿爹义父”了。至于他正式列入蔡京门下，把“恩相”“恩公”的招牌挂在脖颈上，那是较后的事情了。
从宣和二年到宣和六年的四年中，是王黼的全盛时期。当时他利用蔡氏父子的嫌隙，依靠老关系梁师成，勾结童贯、李彦，以全力排挤掉蔡京，又在任内收复“燕山”，建立了不世之功，搜刮得六千万缗的“燕山免役钱”，使国用不匮，应付金人的敲诈勒索后，君臣仍有羡余，皆大欢喜。他本人自少宰而太宰，自少保而太傅，荣耀显赫，不可一世。想不到到了宣和六年十一月，晴天霹雳，忽然一道圣旨下来，圣眷方隆的王黼被勒令致仕。这件事来得突兀，引起官场中极大的震动。时隔多日，才由消息灵通的张迪透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太子赵桓一向不喜欢王黼，在他的亲信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有朝一日王黼不去恩州宋时均为贬谪大臣的处所。安家，定在儋州落户。王黼也深恐易代以后，自己的权势不固，身家难保，暗中积极活动，想拥立官家宠爱的郓王赵楷为太子，曾几次向官家试探过。赵楷似乎很有才情，他被人授意去参加考试，居然压倒天下士子，夺得状元的荣衔。皇子而兼为状元，这一件千古未有之奇，偏偏又出在宣和年间。如果状元皇子进而成为状元太子，将来再进一步成为状元天子，这岂不是猗欤盛哉！专喜做千古未有之奇事，成万代不刊的大典的宣和皇帝，果然被王黼撺掇得心头活动异常。这件事付大臣们密议。大臣们唯唯诺诺，只有开府仪同三司梁师成坚决反对。梁师成是个老资格的宦官，宰相多出其门，最擅长在幕后操纵政治，这一次却出头露面，与他过去的门下之士王黼各执一词：一个多方饰美郓王，一个力保太子；一个说此乃官家的家事，别人毋庸过问，一个说前代易储往往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官家既然交议，大臣岂可缄默不言？两个在御前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官家听了他们的争吵，也感到非常高兴。在有不同意见的大臣中间暂不表态，东拉一把，西扯一下，搞平衡之术，这原是官家的长技，他就是靠这一手来统御臣僚的。可是秘密终于揭穿了，有一天，官家未经通知，突然驾临王黼之家。王黼、梁师成来不及躲避，就在王黼的密室里，官家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交头接耳，促膝密谈，样子十分亲昵诡秘，官家大疑。后来派人进一步打听，才知道王、梁两家原来就住在贴邻，中间开一道小门，夤夜进出，往返频密。他们明一套、暗一套，表面上争执得十分激烈，事实上却早已订立协议，双方互相保证，不论哪一个的主张胜利了，都不妨碍对方现有的权位。他们还把官家暗中交代的机密话传递给对方，使他有所警觉。
世上的事总是相生相克，五行相长，木火水土金互克。官家以平衡术制人，大臣就以明暗法对付他。官家御宇多年，自以为驾驭臣僚有术，一向沾沾自喜，想不到事实恰得其反，不是他笼络他们，而是他们玩弄手段，使用权术，联合起来使他受到蒙蔽。一旦事实无情地暴露了出来，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他一怒之下，立下手诏，罢王黼之官，连带梁师成也受到严重的处分。这确是当时的一件特大新闻——肯定要成为陈东他们三家村里绝好的谈话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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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黼下台，平素与他不和的李邦彦得到好处，现成地从少宰升为太宰，下面一档的白时中相应升为少宰。这一太一少都是倘来之物。他们久处在王黼的鼻息之下，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实际上只是在朝堂上“奉朝请”，做个伴食宰相，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天，其得意的劲儿可想而知。
可是在东京“奉朝请”的、老资格的宰相蔡京不甘就此罢手，他发动亲信朱勔一再上言，以李、白资格不孚为理由，力劝官家再次起用蔡京为首辅。宣和六年十二月，煌煌圣旨下来，蔡京“落致仕，复领三省事”。可怜蔡京从宣和二年被官家以健康的理由勒令“致仕”以来，整整苦斗了四年：与官家的怜新厌旧的癖性斗，与敌党斗，与本党中的叛徒斗，乃至与儿子斗，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今天如愿以偿，斗出了一个“落”字，斗来一个“领”字，从此又平地青云，作为首相，第四次当国，好不得意！
这一年，他已到达八秩高龄，好斗的劲道如故，但健康的确成了问题，心肺肝脾手足关节，什么毛病都沾着点边儿，为最的是双目已经完全昏眊，一个铜钱那么大小的字凑到眼底来也已认辨不清笔画，别的就更不必谈了。他自己无法治事判文，一应大小政事都交儿子蔡絛以及蔡絛的大舅子韩侣办理。那韩侣当年在金明池的赛船上充当“旗头”，手舞足蹈，表演得声容并茂，如今以同样充沛的精力在政事堂上大显身手，在聚敛搜刮方面，想出不少创新的玩意儿，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宣和库式贡司”，把四方金帛和府库储藏集中起来，名为天子私财，实质上大部都归他们花销，跟从他们的死党都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又通过吏部郎王时雍等官员广开方便之门，愿入彀中的只要付出相当代价，都可以成为他们夹袋中的人物。风声一传开，自有一大批人钻路子、挖地道，一心要投入他们的门墙。一时声势赫赫，舆论大哗。
他们风光了还不到半年。事情闹得过头了，就会发生反响。李邦彦、白时中早已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与蔡攸结盟作战。蔡攸本来是王黼的死党，与父亲、兄弟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今又不惜和本来的政敌、王黼的死对头李邦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蔡京、蔡絛父子。他手里有的是私账，只消选择其中几条，揭发蔡、韩奸隐，就绰乎有余。不久，圣旨下来，蔡絛褫去侍读之职，毁赐出身诰，韩侣黄州安置。连带蔡京也坐不牢首辅的位置。官家一再暗示，要他谢事，他恋栈未忍。官家也就不客气地派童贯、蔡攸两人径往他的府第去取“谢事表”。谢事表就是辞职书，顾名思义，辞职本该自愿，事实上却多出于强迫。童、蔡两人奉派来取谢事表，蔡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监斩官，一面置酒招待，一面老泪纵横地诉苦道：“某当国不过数月，不意官家遽令谢事，此必有人进谗所至。官家何不容京再做相数年，必能致天下于太平，此事唯有拜托内相。”
“大难，大难！”童贯故意刁难，摇头道：“此时圣意难回，在下也无能为力。公相如此高龄，在家颐养数年也罢，到了那时，再作进取之计如何？”
“颐养”就是致仕的同义语，这个词，在蔡京听来，好像毒蛇钻心一样，他不禁要为自己辩护：“京如此衰老，本该上表谢事，所以迟迟不忍乞身者，无非因官家深恩厚赐，尚待图报于涓滴，耿耿此心，当为二公所深知。”
蔡京急不择言，童贯在一旁听了，不禁纵声大笑起来。童贯是蔡京的老部下，如今官高爵显，朝廷已内定封他为广阳郡王，“公”他一“公”，也无不可，虽然他在东京人的称谓中是“母”相而不是“公”相。蔡攸是蔡京的嫡亲儿子，即使宦海多变，今天荣枯判然，他们的父子关系却是不容改变的，老子竟然“公”起儿子来，这又是千古未有之奇闻，那就怪不得当时在一旁听到这个奇怪称谓的从官侍姬多人，也莫不匿笑起来，只不过他们还有点顾忌，不敢像童贯这样笑得放肆，笑得不留余地罢了。
蔡京、王黼早已势成水火，两个不断火并，如今两败俱伤，一齐下台。以浪子出名的李邦彦渔翁得利，这一次才真正当上了首辅。他踌躇满志，得意非凡。童贯再次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后，在前线还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倒是在逼蔡京上谢表一举中立了不朽之功。为了酬庸报功，李邦彦特饬“宣和库式贡司”拨出二十万两匹银绢相赠。二十万两匹毕竟不是小数，手面阔绰的童贯对于这笔意料不到的财香也得好好地考虑它的用途。
到手之初，他就在心里决定，把这笔人情转送给郭药师，以取得他的好感。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官场就是权术和阴谋的大本营（再加上一个实力地位，它的含义就更完整了）。人们要是不能在这些方面玩出一个名堂来，就很难在官场上混日子。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出类拔萃的大人物都是这方面的好手，但他们中间也有工拙短长之分。蔡京原是这个权贵集团的祖师爷，但几年来连连失手，先后被他的第二代花木瓜王黼、第三代浪子李邦彦击败。童贯摔倒了又爬起来，居然能够从精明的李邦彦手里掏出二十万两匹，那当然是不简单的，但他又不得不乖乖地把这笔重礼转送给郭药师。郭药师欣然接受童贯送来的礼，还准备着更重的礼去送人。看来这个从残辽投降过来的后生小子步他干老子的后尘，正在玩弄更大的阴谋以博取更大的实力地位。他们各显神通，的确表演得有声有色。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这一位自以为十分高明，却受到他们共同愚弄的宣和天子正是这批逐鹿者在一定阶段中争相追逐的目标。只有郭药师心怀大志，他追逐的目标还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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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虽然大有人在，国家大政，特别是边防危机却很少有人过问。他们哪一个在台上都是如此。人们清楚地了解，除了面孔不同、姓名籍贯有别以外，他们之间每个人的心术、伎俩、作风等都好像是一块印版上印出来的，谁也没有新的看法，谁也拿不出新的办法。他们本来就是从一根藤子上长出来的窳果烂瓜。
看来在边疆危机上，还是宣和天子本人比他的大臣们多操了一点心。
譬如，从燕山府“惨复”以来，他曾经好几次召见熟悉边疆问题的赵良嗣、马扩，有所咨询，表示他很关心那边发生的情况，态度也好像十分诚恳。他使马扩一度对他产生新的幻想，认为官家在事实教训下，已经下了决心，想把搞得一塌糊涂的局面重新整顿一下，希望的曙光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可是官家的决心是十分有限的，他的一切措施仍然凭一时冲动、一时好恶，想到哪里，做到哪里，或者随着事变之来，临时应付一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通盘计划。至于说他已经痛改前非，准备与民更始，那更是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梦话。
在一次奏对中，马扩奏明了耶律大石在西方的活动，并介绍了耶律大石之为人。官家对此很感兴趣，忽然想出一个点子，要想师“海上之盟”的故智，派人与耶律大石联系，约他双方夹攻金朝。当时耶律大石努力经营天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已经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暂时并无回师东向与金人抗衡的可能性。马扩分析了形势，力劝官家不要存在与事实相距太远的幻想。这次官家又没有接受马扩的意见。派去与耶律大石联系的人走不到一半的路程，就连人带书函，一起被金人捕获，引起金人强烈的责问。朝廷当然也可以把责任推向下面，无如国书上印玺历历在目，证据俱在，要完全推卸责任是办不到的。这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并未得到一点好处，反而为金人造成一个口实。
这一错误又引起另外一件性质恰恰相反的错误。宣和五年冬季，接伴大金贺正旦使王昂以“使事不谨”的罪名被特敕勒停接伴职务。这一次是因为金朝派来的使节对上述事件啧有烦言，状元出身的王昂多少还有点骨气，他出于外交官员的责任感，为朝廷辩护了几句，金使就跑到政事堂大闹起来。这时官家好像被人抓到人证物证的舞弊犯一样，理亏情屈，唯恐再因此开罪了金使，不问情由就撤去王昂的官职，以谢金人。
这两件事，或左或右，或过或不及，都办得不妥当。官家想到就做，做了又要后悔，后悔了并不补过，有时反而以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以前的错误，以致造成更大的后悔。边境大计，显然经不起他几次后悔的。
在边境用人问题上，也是如此。
官家对童贯的反感越来越深，这在第一次伐辽战争时就已略露端倪。童贯无法改变官家对他的好恶，但有本领做到官家即使不喜欢他，仍然不得不借重他。这一点却是蔡京、王黼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官家虽然宠爱蔡、王，高兴时加诸膝，把他们放在揆席的地位上，不高兴时，又可以一脚把他们踢开，推入万丈深渊，无所顾惜，也不怕发生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对童贯则不然，宣和五年燕山收复以后，官家做了一件快心的事，把童贯撵下宣抚使的位置，代之以贪吃懒做的宦官谭稹。可是事实证明，谭稹实在抬举不起，他在前线一年，举止乖张，行动失常，引起各方面怨气冲天。官家迫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童贯为宣抚使主持前线军事。
这是一个违反官家本意的任命，与此同时，官家又暗中做了手脚，提高郭药师的地位，使他专制燕山一路，不让童贯插手其间，目的是要鼓励郭药师更加尽心殚力，为国效力。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件值得官家大大后悔的事情。姑不论郭药师之为人能不能为大宋朝做到捍卫边患的虎将荩臣，在一座山里，放进了两只大虫，他们在彼此的火并中消耗了大部分力量，这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官家一心在文武大臣中搞平衡，连得这样简单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常识也平衡掉了，边事安得不坏？
总之，在边境问题上，官家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两年来，他的心路历程，可以概括在他的三句口头禅中。
金人咄咄逼人，他心烦意乱，最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把它搁在一边再说，这叫作“且待商量”。
形势更加险恶了，他内心也更加着急，现在拖是拖不下去了，只好随手应付一下，观望观望，希望出现什么奇迹来改变处境，这是与敌方打“磨旋儿”，走着瞧。用他的口头禅，叫作“却又理会”。
形势再进一步恶化，一切矛盾全都暴露无遗，眼看大祸即将来临，心中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不觉又形成了极度悲观消极的想法，这就是他近来不断悲叹“休、休”的原因。
千错万错，无一不错，从头错起，一错到底。东京人称一种用双色罗缎交叉缝制的女鞋为“错到底”，这个名称就概括了他们对时局的认识。现在，一切都向终点急遽奔赴，这个终点就叫作“大错铸成，万事全休”。一个朝代，首先是官家本人，然后是许多官员以至老百姓都丧失了立国做人的根本信念，产生了不祥的“末日感”，那么这个朝代的末日，确乎很快就要到来了。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都会使人们产生末日感：一种是长期积弱，到后来只剩得奄奄一息，人们普遍存在的脆薄衰竭的心理状态禁不起一点外来刺激而产生末日感，这是慢性的末日感；另一种是表面上繁荣富强，枝叶茂盛，实质上却早已蛀空烂光，一旦受到强大的外来压力，便堤决防溃，祸水横流，一发不可收拾，人们从长期欺骗着自己的假象中醒悟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惊慌失措，也会产生急性的“末日感”。
就北宋末年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而论，它似乎兼有这两者。
在当时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末日感是一种兼有急性、慢性的，北宋式而非其他式样的末日感。面临着大祸当头，这种意识就会以各种形式强烈地反映出来，从而破坏神圣的抵抗运动。研究这一段历史，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密切注意这种消极意识的萌芽、发展，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它，消灭它，免得使它成为抵抗运动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