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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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把公府祭酒推定为六品，则调为五、六品官者共8例，占25.9％，略高于孝廉；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占74.1％，略低于孝廉。秀才之任用，较孝廉略优。又县之令长占29.0％，可见秀才与孝廉一样，也是县令长之重要来源。
下面观察秀孝在仕途上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前举秀孝合计57例，又孝廉苏峻、秀才张髦举后直接迁调之官不明，但此后之官居可知；又秀才谷俭仕止于中郎，孝廉汜腾；任旭仕止于郎中。将这5例补入，合计62例。其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分别列如表9—6：
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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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4、表9—5看，由秀孝入仕并非不能迁至清官。表中所列之黄门侍郎、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等，皆属清官。但两晋南北朝之士族门阀注重“起家官”，起家方式与起家官职有别，则社会地位大有差别。依倚父祖门资势位而“少历清官”，最能标志个人身份之高。察举一途入仕虽然也能迁至清官，但由这种包容了寒门单贱、“亡国之余”的仕途入仕，并不能显示门胄的清华。
从表9—6看，似乎秀孝迁至高官的比例尚且不小；但这一观察方法并不全面。因为所能迁至之官越高，就有越多的机会进入史传，同时又必定有大量秀孝因不得迁至高官而于史默默无闻。在两晋150余年之久的时间之中，由秀孝出身居于“公”位的一品官僚仅见1人，二品官僚仅见7人，包括尚书令、九卿在内的三品官僚仅见19人，这说明察举入仕者在仕途上，大多数是步履维艰的。
我们可以由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一点。我根据黄大华《东汉三公年表》、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并就《后汉书》做大略翻检，其结果是，东汉三公之由秀孝出身者，多达29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还有8人曾历敦朴、直言、有道、尤异、理剧等科目而为三公。又据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及《后汉书》，东汉仅尚书令、九卿、司隶校尉、河南尹之由秀孝出身者，就多达47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另有18人历贤良方正、有道、尤异、理剧、明经、至行等科目而至此类高官。尽管东汉统治时间较两晋为长，但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东汉由察举入仕者之仕途发展较两晋为优这一点，仍然明明可见。(汉之三公至晋已成“八公”，晋一、二、三品官的种类也颇多于上述东汉官员)前已指出，晋代由察举入仕者有相当一部分为下层普通士人。这就是察举制在门阀社会中地位下降之原因。而大部分高级、中级官员不出此途，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由上述三表也可发现，察举制度毕竟使得普通士人以及寒门单贱有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甚至有了迁至高位的可能。例如由察举入仕而居一品官僚之唯一一人，是孝廉陶侃。陶侃家至微贱，得举至洛后被视为“小人”，“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见《晋书·陶侃传》)。得居二品官者之甘卓、戴若思，皆孙吴“亡国之余”，戴若思已沦落至劫掠为生，然而他们都由察举而渐渐崭露头角。又张寔，其父张轨初得叔父锡官，乡品仅为五品，可知其家族在中朝毫无地位；然张寔仍得举孝廉，终至二品方镇。由于察举对士人之才行功能之审察相对地较为严格，更多地体现了择优原则，因此就使一些下层士人以至寒门单贱，有可能以才行功能得举，因缘时会发挥才能而迁至中高级职位。如无察举之法，各州各郡大约会有不少下层士人要白首衡门、永无出头之日的。在门阀鼎盛之时，察举之途为下层普通士人保留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我们说察举在当时有弥补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也正是为此。
三、察举的低落
西晋前期，由于君主和事功派官僚的努力，察举一度尚称繁荣，并在取才选能、扩大统治基础、绥抚蜀吴士人和崇隆经术抑止浮华之上，多少发挥了某些作用。这是有利于专制皇权与官僚行政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地位与作用在实际上的下降。随着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盛，进一步说，随着士族政治的发展，察举的低落是不可避免的。
据《晋书·夏侯湛传》：“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是以应举后任用不优、升迁不捷而居心怏怏。又同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友人劝其“无以应秀才行”，也反映了应举在时人眼中已非入仕荣途。(3)
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惠帝永宁元年司马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王接传》：“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三王义举”事在司马伦篡位之同年三四月，所免之策试当为次年年初之事，是永宁二年之策试亦未实施。秀孝策试之制遂趋松弛。
东晋偏安之初，庶事草创。《宋书·百官志》叙州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并对策问”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上经常荒废。《晋书·陈 传》记其于元帝太兴中上疏称：“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元帝也有意恢复察举考试。《晋书·孔坦传》：
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
后孔坦上疏，请“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元帝“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又同书《甘卓传》：
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策试之由，当籍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
知孔坦原请秀孝免加策试五年，元帝令孝廉可七年不试，秀才则照旧策试。但尽管如此，策试之实施依然困难重重。《甘卓传》记朝议不许其奏之后：
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
是“秀才如故”策试之后，就几乎没有秀才应举了。又《宋书·五行志》：
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麇见于前，获之。孙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晋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无策试之才，孝乏四行之实。麇兴于前，或斯故乎?
又《宋书·武帝纪》晋安帝义熙七年：
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按即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
可见东晋察举不但所举非人，连策试亦荒废已久了。
西晋之秀才考得47例，孝廉50例，合计97例(包括举而不就者，下同)。东晋之秀才只考得19例，孝廉仅8例，合计27例。西晋50余年，东晋则100余年，然东晋之秀孝仅为西晋之27.8％，约四分之一。可见察举至此已处于相当低落之中。又西晋秀孝举而不就者26例，应举者71例；而东晋之秀孝不就者为13例，应举者为14例。西晋之应举比例为73.2％，东晋之应举比例为51.9％。是东晋举而不就者大为增加，亦可反映察举一途之吸引力，较之西晋又大为下降了。
东晋之8例孝廉中，孔季恭、周稚、虞预、谢沈、张凭、王谈6人为吴土之人，占75％。秀才之19例中，亦有陆纳、孟嘉、庞遗、谷俭、高崧、龚玄之、龚元寿、陶淡为南人，占42.1％。这显然与东晋只有半壁江山有关。北来之士族得举者，有陈留江灌、江，东海王雅，庐江何琦，北地傅弘之，琅邪王珉等。仅从此看，似乎士族高门子弟之比例并不为小，但高门子弟当然有更多进入吏传之机会；东晋100年中，士族之由察举入仕者不过一二十人，仍不得为多。王珉为王导之孙，是两晋时期琅邪王氏之唯一被举秀孝者，然而他仍然不肯屈就，而历著作郎、黄门郎、侍中等清要之官轻至长兼中书令。东晋秀孝迁调之官，有博士、县令、司徒掾属、军府僚佐等，与西晋相似。但从整体看，东晋察举之地位与作用，较西晋又大为低落了。
“策试之由，当籍学功”，察举之不盛，策试之难行，与学校之不兴有连带关系。东晋之学校入仕制度，也处于衰微之中。
据《晋书·元帝纪》，元帝恢复了太学学官博士；又据《成帝纪》，咸康三年立太学。《宋书·礼志》记咸康三年“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孝武帝时有太学生60人，后增至百人，太元十年又兴复国学。《宋书·礼志》：“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殷茂称“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晋书·五行志》：“太元十年正月，国子学生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盖有育才之名，而无收贤之实。”(按国子学建于太元十年二月，国子生放火事当在其后，不当在此年正月)东晋之国子生考得一例。《宋书·长沙王刘道怜传》：“长沙景王道怜，高祖(刘裕)中弟也。初为国子学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查《晋书·谢琰传》，谢琰为徐州刺史在晋安帝隆安二、三年间，距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建学约十二三年，刘裕、刘道怜曾祖刘混为武原令，祖父刘靖为东安太守，父刘翘为郡功曹。以其门资，自然称不上“冠族华胄”，是国子学中确有“混杂兰艾”之事。
总之，东晋国学不盛，原因一是“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二是士庶分别不严，“士君子耻与其列”；三是“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管理混乱。高门贵胄志在玄理，耽于享乐，自有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保证其仕途亨通，自然无意于学业了。察举与学校制度，由两汉之盛到东晋之衰，是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
【注释】
(1)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42页。
(2)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72～74页。周先生以“昔吴土初附”为西晋公元280年平吴事。此取其说。
(3)潘滔语中有“足下应和鼎味”语。“鼎味”为商代伊尹故事。《韩非子·难言》：“(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后世“和鼎”多指执政居相位，而潘滔之“应和鼎味”语显非此意。《北堂书钞》卷六八“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条：“《汉旧仪》云，太尉、司徒长史，秩比二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迁也多据卿校也。”是汉之“和鼎”指公府长史。又《崔敬邕墓志》：“起家召为司徒府主簿，纳赞槐衡，能和鼎味”；又《元 墓志》：“寻辟上台，为骑兵参军，助调醹味”。是元魏之“和鼎”指公府之主簿、参军。知潘滔之“应和鼎味”，大约是指就任公府之掾属僚佐。应征辟而为公府掾，在魏晋南北朝亦是士族高门子弟习惯性的入仕方式之一。由《晋书·王接传》可知，由此入仕，地位亦较秀孝察举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