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之任，总归官长，县尉实效甚微，其费不少。二品县可置一尉而已，余悉停省。
可见，二品县当为最高一级之县，当即千石县。是千石县令之乡品应为二品。又《晋书·王彪之传》：
转吏部尚书。简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
文中“句容近畿三品佳邑”之“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王彪之语谓昔不过使曲安远为乡品三品之秣陵县令，尚“谈者纷然”；今又使之居“近畿二品佳邑”，那更其不妥了。“三品县”之秣陵，大约即六百石县。又据前引《广南记》，四百石长乡品四品。由此可得县令长相的秩等、官品与乡品关系如下：
千石县令，官品六品，乡品二品；
六百石县令，官品七品，乡品三品；
四百石县长，官品八品，乡品四品；
由此可见，交趾秀才吴甫之乡品原约三品，应拜授六百石令；由于“累年不迁”，他自请减乡品为四品，为四百石长。经诏准后，以此交趾秀才皆为四品，不能超过吴甫，以示褒彰孝行之意。就是说，交趾秀才过去一般是给予三品之第的。由此可见，秀才之乡品约为三品，但也有四品者。而且，秀才之乡品，与策试等第及散郎拜授亦无关系。
同时，由“交趾茂才皆为四品”句还可看到，秀才之乡品似乎还与地区有关。《晋书·陈 传》：“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是中正例以二、三品人士为之，人士荟萃之地，以二品为中正；人士寡少之地，则以三品者为之。大约被认为“少人士”的地方，应举者的乡品，就也相应定得较低。前述汲郡之赵君平，太守羊伊举之为孝廉时已称“尽国美”，为其地之最优者，然而也只能宣布“宜进品三”，似乎汲郡孝廉的规格只能是三品。因材料不足，难以确证，尚有待于方家详考。
关于廉吏之乡品，有直接材料两条。《晋书·刘弘传》记其奏辞曰：
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贼至守卫不移，以致考掠，几至殒命。尚书令史郭贞，张昌以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遁逃不出，昌质其妻子，避之弥远。勃孝笃著于临危，贞忠厉于强暴，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
廉吏仇勃之乡品为四品，而归乡令大约是三品县，这里不拘品位，是用为褒奖。(参用唐长孺说)又《晋书·陈敏传》：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
后文又记华谭与顾荣等书曰：
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
是廉吏陈敏之乡品，约在六、七品间。晋尚书令史有八品、九品二等。八品令史以乡品四品者为之；陈敏乡品约六、七品，所任之仓部令史约在官品第九。综合仇勃、陈敏二人情况，廉吏之乡品约在四品至六、七品间。
以上之分析，依据的是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察举与乡品关系的材料。但是这种关系，也可以由间接材料加以推测。例如《晋书·温峤传》：“后举秀才、灼然”，“灼然”一科必举于乡品二品者，知温峤举“灼然”前必已为二品，这二品大约是举秀才时得到的，是秀才亦有二品。又同书《纪瞻传》：“后举秀才……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寒素”举自乡品不及二品之人，知纪瞻举秀才时没有得到二品，或许只得到了三品，是秀才之乡品有二、三、四品三等。
这种关系，亦可由应举者拜郎后所迁调之官加以推测。因为根据前引《广南记》，吴甫请为四百石长时特请减品，后经诏准予以降品，才补为四百石长，可知不但乡品低者不能逾品任用，而且乡品高者为低品之官，也是不合通制的，必须作为特例处理。散郎的除授虽无乡品限制，但由散郎迁调之官，就必须与乡品一致。例如，贤良一科任用情况较为明确者有5例，如不计举后直接拜授之散郎，其迁调情况是：阮种，尚书郎、中书郎；郤诜，征东参军、尚书郎；索靖，驸马都尉；挚虞，太子舍人；夏侯湛，太子舍人。由之推测，他们举贤良后都得到了乡品二品。
同理，秀才李含、乐广、卢谌、索琳、杜毗等为公府掾，戴邈为太子洗马，华谭、荀岳为太子舍人，虞潭为大司马祭酒，李柔为相国从事中郎，他们大约都得到了乡品二品。又如孝廉陈寿、曹毗为著作郎，孙旗为黄门侍郎，傅咸为太子洗马，他们大约也都得到了乡品二品。又孝廉王逊为吏部令史，虞溥为尚书都令史，这两种令史官品八品，乡品约为四品。又孝廉陶侃拜郎后入伏波将军府为舍人，其所得乡品大约不会超过四品。是秀才、孝廉之乡品，都有二、三、四品三种。又晋代太学生试经，“才任四品”者可署为吏，是其乡品通为四品。
综合以上考察，察举诸科及太学试经之入仕者一般可得之乡品，如表8—1：
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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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认为应举者之乡品与策试成绩相关的说法，决难成立。仅由前引之《赵穆别传》之“宜进品三”及《广南记》“交趾茂才皆为四品”语，已足以证明应举者之乡品与科目类别相关，是在策试之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至于一科之内是为二品还是为三、四品，则在原则上应与被举者之才德有关，还可能与被举者的出身地区有关。同时这也可以证明散郎除授与乡品无干这一论点。如前所述，秀孝之乡品在二、三、四品之间，但是拜为议郎、中郎还是郎中，却不系乎乡品之高下，而是取决于策试成绩。三种郎官秩禄有别，策试优者可得较高待遇。
由此可见，虽然通过察举，一部分普通士人有了提高自己乡品的较多可能，但特别是在最为主要的秀孝岁科之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得到上品二品，而只能屈居三品或四品，尽管形式上他们仍被称为“一州俊选”、“古之名贡”。孝廉所得之乡品，从实例来看其平均水平又较秀才为低。而权贵子弟由之起家的“清途”诸官，一般均以乡品二品为资格；他们凭父祖爵位门第便可以轻取高品优状，步入“清途”。即就“散郎”而言，权贵子弟凭赐官就可以得到，而秀孝却须经州郡“试职”、中央策试之后方能获得。就此而言，察举制在此期已不如汉代那样，是士人之入仕荣途了。在九品官人法的制约之下，察举已被置于低于“清途”的地位之上。
附录 甲午制始末
西晋之“甲午制”，见于《晋书·王戎传》：
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
据《晋书·惠帝纪》，王戎为尚书仆射在永平元年至元康七年。又同书《傅咸传》亦记此事。二传均系此事在司马亮辅政之后，而傅咸惠帝元康四年卒。是其事约在元康二、三年间。
“甲午制”的内容，是“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针对的是“于时公族务在闲任”以及当时“内官最崇”的问题，这一制度显然是不利于权贵高门子弟的。然而这一制度，却是由王戎制定的，他出于琅邪名族，又为当朝权贵，本传言其“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此后劾奏他的，却是以“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著称的事功派官僚傅咸，所取口实又为“驱动浮华”，其间颇有疑点。
下面对“甲午制”始末略加叙述。《太平御览》卷二五九：
《晋起居注》太康八年诏曰：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
方括号内之文字，据《太平御览》卷二二○及《艺文类聚》卷四八补。又“皆先外郡”，《御览》卷二二○引作“皆先外官”。晋武帝这一诏书的要点，在于使士大夫“皆先外郡”治民，这与王戎所定“甲午制”之“选举皆先治百姓”的内容，完全一致。可以断定，晋武帝太康八年诏，与“甲午制”实为一事，这一诏书的发布，就是为了“甲午制”的公布实施。又《北堂书钞》卷七八：
太康八年，吏部郎师袭、向凯上言：欲使舍人、洗马未更长吏不得为台郎，未更吏不得为主尉三官也。
“主尉三官”当作“廷尉三官”，即廷尉正监平，“主”为“廷”字偏旁脱落之讹字。“长吏”指地方长官，《书钞》系此条于“县令”条中，知所指为县之长吏。又《北史·元文遥传》：“夫县宰之寄，绵历古今，亲人任功，莫尚于此。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皆所以贵方城之职，重临人之要。”亦知“长吏”是指县之令长。
由师袭、向凯之奏请特别提出“舍人、洗马”先为长吏方能拜台郎，可知晋之尚书台郎例以东宫太子舍人、洗马迁补。又《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注引傅咸《与晋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笺》曰：“卫伯舆贵妃兄子，诚有才章，应作台郎，然未得东宫官属。东宫官属，前患杨骏，亲理塞路；今有伯舆，复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致回听。”时司马亮以卫伯舆为尚书郎。又据《晋书·傅咸传》，傅咸少袭爵，起家太子洗马。由师袭、向凯之奏，我们便可知傅咸此笺的原委。傅咸为洗马未能补选台郎，而卫伯舆未经东宫官属，反而越傅咸为尚书台郎，故傅咸有此笺以鸣不平。此事正可证晋代确有以东宫官属太子舍人、洗马补尚书郎之制。又如《荀岳墓志》记其太康中为太子舍人，转尚书中兵郎；《石 墓志》记其由太子洗马转尚书三公侍郎；《晋书·李重传》“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均可旁证此制的存在。
《通典》卷二二《职官四》：“晋尚书郎选极清美，号为大臣之副”；又《晋书·阎缵传》：“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东宫官属补尚书郎之制，显然是高门权贵“清途”之一部分。这与汉代孝廉郎中试笺奏补尚书郎之制，主旨已大不相同。可知师袭、向凯之奏的目的，是要矫“清途”之弊，使由之迁转的贵公子外出治民。
师袭、向凯之奏与晋武帝之诏同在太康八年，其内容主旨又相一致，可以推测二者间必有联系。估计是师袭、向凯之奏在前，晋武帝采纳在后，并把应当外出为治民长吏的任官资格，扩大到了“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常伯”指侍中等近侍之官，“纳言”指尚书台官。因此，“甲午制”并不始于惠帝元康年间。据《王戎传》，他在太康中曾为吏部尚书。“甲午制”应是在太康八年，由师袭、向凯立议，又由晋武帝令吏部尚书王戎详定其法，并于同年发诏公布施行的。
我们看到，“甲午制”的影响颇为重大。依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是“士大夫皆先外郡”；依《晋书·王戎传》，是“选举皆先治百姓”。就是说，士人皆须先经郡县之长吏，才能迁补内官，无一例外。这一规定是相当强硬的。
“甲午制”虽为王戎所定，然而他本人并无意于举贤图治，也并不喜欢这一制度。因此惠帝元康中他再领吏部之时，便有“居职未期而戎奏还”之事，使“甲午制”流于形式，如傅咸所劾奏，“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总之，“甲午制”确实实行过，但此制之设，并非王戎本意，所以不久他就开始破坏这一制度。而傅咸之劾奏，并不是攻击“甲午制”；恰好相反，他是在尽其努力维护这一制度。傅咸是被浮华之徒目为“俗吏”的，作为事功派官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甲午制”的重视是不足怪的。
维护“甲午制”的努力，对傅咸来说也并非这一次。《晋书·傅咸传》：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唯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 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 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 臣闻刑惩小人,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
此事在元康中傅咸劾奏王戎事之前。“丙寅诏”内容，《传》中只说是“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而傅咸之攻击目标，却全在于“限法”。但因有上面之叙述，我们对这一点就不会奇怪了。依“甲午制”之意，选举皆先出为郡县治民，而治民时间，却因“丙寅诏”而有了一硬性规定，即傅咸所言之“限法”。依此规定，出为外官者到期即可内补。惠帝之“丙寅诏”公布了“限法”，并宣布出为外官合于期限者，可以举而内补了。但依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是“治民著绩”方能内补，否则长居外官。傅咸之奏，是以为“限法”与武帝所设之“甲午制”本意不合，应复其原意，“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但又如傅咸所言，“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其意仍是要使士大夫有相当的治民时间——他们本是视外官为苦差的。然而后来又有“居职未期而戎奏还”之事——由此可以推测“限法”至少在期年以上——则连“限法”也被王戎公然破坏，傅咸自然更要据理力争了。
《晋书·王戎传》记傅咸奏上，“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可见“居职未期而奏还”，确实是违制之举，王戎之“不坐”，乃是因为别有奥援，而不是没有过错。又《傅咸传》：“(惠帝)诏曰：‘政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这次冲突使王戎几乎为之坐罪，傅咸也冒了“越局侵官”而遭纠弹的危险。最后，由最高统治者居间调停，息事宁人，不了了之。但用以补救“清途”过分发展对行政造成的损害的“甲午制”，自太康八年到元康二、三年，不过数年时间，便成一纸空文了。
【注释】
(1)语见《晋书·卫瓘传》。“资”指任官之资格、资历。魏晋时所言之“资”略有三种。其一为一般所言之资格、资历。如《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晋书·刘寔传》：“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这种“资”与门阀无关。其二为中正之品第。《晋书·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又《李重传》：“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知“不计资”指不拘于乡品二品，是乡品成为“资”之一种。其三谓士人之门阀。《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会稽邵氏家传》：“畴生长边陲，不闲教道，得以门资，厕身本郡”；《晋书·李重传》：“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乏资”。卫瓘所谓“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乃是就第三义而言的。谓中正以父祖势位定子弟品第，计门阀而定品也。
(2)《金明馆丛稿初编》，188页。
(3)“万岳”当作“四岳”，参见《尚书·尧典》。
(4)“显用仄陋”原作“显外反陋”，误，径改。
(5)例如尚书郎本为行政要职，魏晋之间“选极清美，号为大臣之副”，多为士族权贵觊觎与占有。而《晋书·荀勖传》：“又顷言论者皆云省官减事，而求益吏者相寻矣。多云尚书郎、太令史不亲文书，乃委付书令史及，诚吏多则相倚也。”尚书郎居然可以不亲文书，正为其例。
(6)学人引此材料时，第一句多作“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这里所据为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之孙星衍、严可均等七家旧校影宋本，又有光绪中林国赓等新校。此条后有案语曰：“今案，陈、俞本伷误袖，二品作三品，粹作精，第三作第二。”其校勘是正确的。因为《书钞》系此条材料于“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司马伷欲使山简以乡品三品之资格任二品人士之官，故曰“不拘品拉”。“陈、俞本”指明海虞陈禹谟万历校本，及东吴俞羡长万历校本，二本多增删改窜。
(7)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144页，京都，同朋舍，1977。
(8)毛汉光：《两晋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册，8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
(9)参见胡宝国：《魏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硕士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1984。
(1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