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顺帝时期，察举制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阳嘉元年建立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制度。与以德行为标准的“以德取人”和以功能为标准的“以能取人”都不相同，这一制度，把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作为认定居官资格的手段。对之，我们称之为“以文取人”。

一、阳嘉新制考述

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十一月辛卯：

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此诏之发，源于尚书令左雄之奏请。《后汉书·左雄传》记其上疏之言：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这就是阳嘉年间所建立的孝廉考试新制。其要点大略有三：第一，被举者限年四十以上；第二，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第三，建立经术和笺奏的考试制度。第一点目的在于选取老成而练达政事者，无烦深论；第二点反映了汉代察举以儒生、文吏为主要对象的既成事实，已见前说；第三点，即考试制度的建立，则是阳嘉制的中心内容。

阳嘉新制的考试内容，章句家法是儒学经术，“笺奏”则为行政文书。《后汉书·胡广传》又记为“文吏试章奏”，是文吏所试有笺、奏、章等。又李贤注：“周成《杂字》曰：笺，表也。《汉杂事》曰：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文心雕龙·书记》：“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又《后汉纪·顺帝纪》记阳嘉二年张衡因京师地震对策论阳嘉新制，语有“辛卯诏，以能宣章句、奏案为限”，而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十四别有张衡《论举孝廉疏》，作“今诏书，一以能诵章句，结奏案为限”。按张衡此《疏》与其阳嘉二年对策实为一事，而《疏》之“结奏案”之“结”字，后者应据增补。“结奏案”为我们透露了更多细节。“结”有断案、判案之意。如《汉书·严延年传》：“事下御史丞按验，有此数事，以结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又《三国志·陈矫传》：“曲周民父病，以牛祷，县结正弃市。”又如《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那么，“课笺奏”就不止是一般的文书写作，还有提供案例使之依法判断结案之意，所以又称“结奏案”。这种考试源于尚书郎之笺奏考试，对之后面还要讨论。

阳嘉新制中的“先诣公府”，指赴公府考试；而“副之端门”则未得定解。其说有二。一谓端门为御史府。《文献通考·选举一》马端临曰：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门，太微垣左右执法所舍，即御史府，犹近世御史台覆试进士之法也。试之公府而覆之端门，此所以牧守不敢轻举而察选清平也。

二谓端门为尚书受理章奏之处。《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曰：

宫之正南门曰端门，尚书于此受天下章奏。令举者先诣公府课试，以副本纳之端门，尚书审核之。

下面试加考察。

端门为宫之正南门，但御史台与尚书处理章奏之处均不在此。《太平御览》卷二二五引胡广《汉官解诂》：“建武以来，省御史大夫官属入侍兰台。兰台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总之。”是御史台在兰台。又《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仪》：“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昼夜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尚书郎入直台，廨中给女侍史二人……奏事明光殿”；又引司马彪《续汉官志》：“尚书省在神仙门内”；又卷二四引《洛阳故宫名》，有建礼门及神仙门，又《唐六典》卷一记汉尚书省：“建礼门内得神仙门，神仙门内得明光殿(1)，因得省中”。是尚书省在建礼门、神仙门，奏事则在明光殿。尚书郎处理文书在建礼门，不在端门。

实际上，端门是一个经常举行察举对策的地方。《后汉书·马融传》：

阳嘉二年，诏举敦朴，城门校尉岑起举融，征诣公车对策，拜议郎。

注引《续汉书》：

融对策于北宫端门。

又《续汉书·五行志》六注引《马融集》载其上书：

臣前得敦朴之征，后三年二月，对策北宫端门。

汉代察举经常于公车对策，如光武建武七年诏举贤良，“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和帝永元六年诏举贤良，“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均见《后汉书》)。《续汉书·百官志》：“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此处“宫”当指洛阳北宫，“阙门”指朱雀阙、司马门等。宫南阙门属公车令，故端门对策可记为公车对策。汉之宫门有屋宇可供各种活动，如灵帝于鸿都门设学，又于盛化门课第之，即是。

言“端门”为御史台者，本据古天象学的说法。《史记·天官书》：“南四星，执法，中，端门。”又《隋书·天文志》：“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但东汉权归尚书，“端右”、“执法”反而是尚书台之别称。可参阅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端右与执法”条。又《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新制实施之后：

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却郡。

这大约就是端门考核之实情。而诘问孝廉者为台郎及尚书令。看来端门审察覆试，由尚书省官员到此主持。

又胡三省谓“副之端门”是“以副本纳之端门”，就是说孝廉本人并不到场。这还涉及“副”字的考订。《后汉书·黄琼传》：

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此《传》中均作“覆之”、“覆试”、“覆实”，不曰“副”。以上引徐淑之例看，台官应亲赴端门。端门本即公车令接纳贡士及对策之处，如台官仅仅审核副本，那自可在尚书省内完成。徐淑覆试，正与《黄琼传》“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之语相合。“覆”有再次考察之意，如“覆狱”、“覆校”等；而“副”字并无此义。推测《左雄传》“副之端门”之“副”为传写之讹，本应作“覆之端门”，同于《黄琼传》。《后汉纪·顺帝纪》正作“覆之端门”。

二、阳嘉新制的来源

阳嘉新制的重点在于考试制度的建立。“考试”旧有二义。一谓考核、试用。如《春秋繁露·考功名》：“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第之。”又《北堂书钞》卷五六引《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疏荐吴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萧何举韩信，设坛即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二谓具体知识的测验程序，与今之所言“考试”相同。在汉代这多称为“试”或“课”，如“太常试博士”、“一岁辄皆课”等。这里，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考试”一词的。

在阳嘉新制之前，汉代的岁举诸科——茂才、尤异、孝廉、廉吏，皆无考试之法，尤异、廉吏科重在功次吏能，本来与考试关系不大。茂才、孝廉意在取士，这在开始主要依赖于举主的观察了解，由举主将被举者的“行、义、年”等书于举状之上，至中央后由有司覆察，无问题即加委任，滥举者则依法治罪。《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汉旧仪》：“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又卫宏《汉旧仪》：“刺史举民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是孝廉初由御史覆核，秀才初由丞相覆核。但这在性质上恐怕还不能视同考试，因为这还不是对某种知识技能的程式化测验。据《后汉书·胡广传》，胡广曾对阳嘉孝廉考试之法力加指责：“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今以一臣之言，刬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他抨击考试之法“便利未明”，左雄改制是“刬戾旧章”，足证阳嘉以前岁举一途中并无经学笺奏之试。(2)

但是阳嘉新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其之前，汉代选官中考试之法的运用，就已经有一定规模了。兹略述如下：

第一，经术射策之考试。此法于西汉武帝时始行于太学之中。《汉书·儒林传》：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对“射策”的解释有二。一为《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二为《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如依颜说，似乎考试前策题已依难度大小而有甲乙之别了，由参试者选取；如依《前书音义》，则是试后方依答辞之优劣而有甲乙等第之分。师古似误，当从《前书音义》。又明经特举及太常选任博士，也常常要射策。(3)

第二，对策陈政之考试。贤良、方正、文学等科，举后要经过对策。《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对策兼有考察才艺和征询政见的双重目的，不是单纯的考试，故策题及对答往往因人因时而异，不确定性较大。

第三，史书之考试。这主要应用于令史之选试。据《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又《说文解字》“后叙”引《尉律》：

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按《秦律十八种·内史杂》，秦有“学室”，“史子”学习其中，是一种培养文吏的学校。汉之“学僮”，或与“史子”相近。学僮来自各郡，由太史主考，优者录用为尚书令史、御史令史。《太平御览》卷二一三引《汉官仪》：“能通《仓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兰台令史即御史令史，《仓颉》、《史篇》即考试内容。《论衡·程材》记欲为吏者“同趋学史书”，书写乃文吏之基本技能，故以考试检验之。

第四，尚书郎的笺奏之试。据《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

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

这一制度约始于东汉光武帝之时。《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

“改用孝廉为郎”，意谓从三署孝廉郎中选试尚书郎。令史在录用时已经史书之考试，加之令史之资历，补尚书郎时就不须再次考试了；而三署孝廉郎，则有必要经笺奏之试考察其行政才能。《后汉书·胡广传》：

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

此即三署孝廉郎试尚书郎之实例。(4)又《后汉书·李固传》：

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

事在顺帝之时。可见东汉经制，令史及尚书郎原不应特拜，而皆须“选试”。令史在西汉由太史主试，东汉则改任三公；尚书郎则由光禄勋选三署孝廉郎诣台就试。此制至魏晋不改。《晋书·职官志》：

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

所谓“结文案”与“试笺奏”自为一事。《晋书·孔坦传》：

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官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此即尚书郎“结文案”之试。事在东晋元帝初年。三吴士族孔坦敢于引证经义，驳正郡有逆贼则废察举之旧制，维护本土权益；而汉代的“结文案”，则应是谨守律令故事的。前述阳嘉新制“文吏课笺奏”又称“结奏案”，这与尚书郎“试笺奏”又称“结文案”，正相一致。又唐代吏部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而试判之法，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是“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这与汉代的“课笺奏”，性质略无大异。

汉代还有另一些考试记载。如《后汉书·周防传》：“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翟酺传》：“(安帝)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翟酺以试对第一拜尚书。汉代又有童子郎科。《后汉书·左雄传》：“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十二，试经为童子郎。”又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令州郡征用。据《后汉书·蔡邕传》：“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是亦有考试之法。又《隶释》六《议郎元宾碑》：“(阙)孝廉，亢弘名于三署，扬清历于海内，除仓龙司马。诏(阙)，试经第一，卫尉察尤异。”其详情莫名。又《北堂书钞》卷七九引《钟离意别传》：“意举孝廉，有诏试，意为天下第一”，其本末亦不得知。以上多系一时之事而非经制，但亦可以反映其时选官中，考试之法应用的普遍程度。

总之，在顺帝阳嘉以前，汉代选官中就已经存在着射策、对策、史书之试、笺奏之试等考试选官之法了。它们对岁举制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策之法，在西晋初年被应用于秀才一科，详后；而阳嘉孝廉察举改革所建立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之二途，十分明显，前者当源于太学及明经、博士之射策，后者当源于公府试令史及三署孝廉郎选尚书郎的笺奏之试。阳嘉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得以诞生的。

三、等第与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