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的父亲，”她说，“他告发了你祖父，所以他蹲了三年监狱。”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谁告发了谁，为什么告发，为什么祖父因此要蹲监狱。我大概比和我同龄的孩子更了解纳粹，但我还是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那天下午是那么漫长。我直到很晚才回家。祖父告诉我，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祖父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传单，晚上往墙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信件。有一次，他把党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藏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他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

祖父对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很平静，没有仇恨，没有责备，也没有痛苦。祖母则激动得多，她不断插嘴说：“我的亲生儿子，谁能想到干出这种事。”然后他们俩几乎吵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争吵。但是祖父为父亲找借口。他尽量向我解释当时的情况，以及父亲的处境，他根本不听对父亲的批评。

我简直要垮了，一句话也没说。不知怎么，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人告发另一个人，而他们是一家人。那一天我发现很难正视祖父，好像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也有一份责任，替他坐在那里，充满耻辱和内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当面问问父亲：“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是的，对我。从此以后，我和祖父在一起，再不会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即使那时我还没有出世。为不是自己做的但恰恰是自己亲生父亲做的事感到内疚，对我是个意外的打击，而且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击中了我。

很久以后，我还从这件事中吸取了另一个教训。当然，我以前也知道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情，一家人互相告发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在此之前，那只是传说，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别人身上的事情。只有涉及到我的父亲和祖父，这才成了我个人的事。我再也没有出路，也无法逃到别人的故事里去，更不能只是对陌生人的暴行摇头了，我的亲生父亲突然之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告诉班里的同学这件事，以自己亲人的个人命运为例说明如何将理论变为现实。它使我认识到法西斯的陈腐，认识到一个既有纳粹又有共产党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是多么残酷和庸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告发自己的继父，自己亲生母亲的丈夫，而且心里明白他可能会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一个如此狂热的纳粹，竟然告发自己的家人。在那以后，他被派往一个集中营当军官，或许这还是对他背叛家庭的奖励，但他仅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了。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完全靠运气活了下来。

当我终于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对父亲时，他用那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起身离开房间，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事。父亲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事，因为他无话可说。他只会说几句关于天气和食物的话。每当谈话涉及到政治，他就住口，母亲也一样，她其实是个很爱说话的人。这是一面我无法打破的墙，也许我也不想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明白我不会太过分。他们俩显然商定对某些事缄口不语。即使父亲不在家时我问母亲，她也只会说：“没有用，维尔纳。饶了我们吧。如果你想逼他，他会变得更沉默。”于是我只好这样了。

高中毕业后，我继续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从祖父那里受的教育当然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六十年代的学潮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我参加了托派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向一些无名的杂志投寄政治文章。我们决心使工人和革命学生实现历史性的联合。遗憾的是，我们想解放的受压迫的群众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去工厂时，他们还打我们。

我那时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从不批评我。只要有时间，我还是经常去看望祖父。他对我的政治活动不那么热情，而且说我应完成学业以后再去干革命，反过来不合适。

祖父越发年老体弱了。他看报已有困难，要等我来读给他听。但事实上，他自己不能看报并不妨碍他发表议论。

祖父是1975年去世的，他差不多九十岁了。几个月后，祖母也去世了。1976年我父亲去世。在一年时间里，我失去了三个亲人，只剩下母亲，她现在还活着。

我毕业后和乌尔莱克结了婚，并在法兰克福的大学里谋到了一个教职，我们和两个女儿住在那里。

我把全部精力用于教书，组织关于法西斯的研讨会，关于抵抗运动的讲座，到集中营去参观，等等。我什么事都尝试了。就连最近几年向右转的趋势也没有吓住我。在大学里，我们可以感到风向变了。没有人妨碍我们，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课程，但是当涉及到研究计划的资助时，显然可以看出哪些项目被认为值得，哪些被认为不值得。最使我烦恼的，是人们认为纳粹和共产党是一路货。在和同学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多么普遍。他们甚至证明共产党是凶手。我经常在我组织的研讨会上听到这种论调。如今二十岁的青年当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绝大多数也肯定不是新纳粹。但他们对于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反抗国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脏的，正派人不应做这种事。似乎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要保卫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我提出控告。他们不想听一个共产党人授课，他们觉得那不够客观。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是共产党，他们说我总是强调共产党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就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我们还讨论了那些被处决的抵抗战士，即五十年代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抵抗战士，他们根本不管这些。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切。他们课后找我，请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

回首往事，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直到很晚我父亲才脱离党卫军，自愿上前线。我认为这无法抵消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事情。我一想起他曾告发自己的家人，仍会感到烦恼。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成了一名左派——历史变化无常，令人不可思议。

再说说女人。祖母曾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有二十间卧室、女仆、厨子和奶妈的地主生活，到只有三居室的左派工人的生活。母亲极其温柔，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却是个绝望的人。

祖父从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东方阵营的官僚们也没有用处，他一直是我的榜样和积极的德国人的典范，我特别强调“德国人”。我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那样，由于愤懑而与老一辈人产生隔膜。我爱那老人，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象征，证明“另一个”德国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