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离开家，开始对犹太人非常感兴趣。我开始了一种逆向歧视。我看了有关集中营、“非人道医学”、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所有材料。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设想成受害者。有关幸存者的每一篇报道都使我入迷，我几乎觉得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与受害者，首先是幸存者，几乎有一种性爱关系。后来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父亲——政治上幼稚、强迫性洁癖、道德上迟钝、学识上刻板、心胸狭窄——截然相反，他们的品质与我以前对犹太人的看法完全不同。

我认识阿列克塞后，很快就对父母谈起他。我随便说起我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人，一个犹太人，我问他们是否想见见他。他们不由自主地回答：“可千万别有孩子。”他们见了他以后，母亲唯一所能说的便是他身体不够健壮。这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确注意到他有头脑，但他们担心孩子血统不纯，因为过去那些可怜的小东西确实受过很多苦。

我有个姐姐，父母和她的关系也很紧张。她和一个西班牙人生了孩子，却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在学校时还和非洲人约会。

不管怎么说，我继续与阿列克塞来往。如今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觉得我父母很喜欢阿列克塞。但从根本上讲，他们依然没有变。不过阿列克塞帮助我改变了我的传统思想。他对我父母的偏见也不迁就。他对他们的话提出疑问，开诚布公地与他们交谈。他从未表现出我那种对权威一味接受的态度。他的许多品格吸引着我，但也有一些我不喜欢。我是大自然之子，喜欢远足和户外活动。每当我们外出散步，我喜欢看树，但阿列克塞不感兴趣。他喜欢谈话。我们去拜访朋友，如果朋友让他厌烦，他会立即起身就走，可我从不敢这样做。我所受的教育就是默默地忍受。归根结底，我就像在两个阵营——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来回摆动。我戴大卫之星的护身符，不是因为我信犹太教，而是我对犹太教比对其他宗教的感情更加强烈。我们和阿列克塞的母亲一起过再献圣殿节和逾越节，我觉得和她很亲近。她毫无保留，也毫无偏见地接受了我。

但仍有许多事情使我感到陌生。阿列克塞有一个好朋友是犹太人，他们俩在一起时，我对他们简直难以理解。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我实在搞不明白。如今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有一段时间我与父母的关系很紧张，现在慢慢好了。我觉得当他们开始认识到我对阿列克塞的感情有多深，而且我不会放弃他时，他们就变得宽容了。

对于阿列克塞，我也经过一些变化。开始时，事事都那么陌生。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患了可以称之为吃惊综合征的毛病。起初我想这是由于反犹太人的偏见，我得克服。现在我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是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确存在，我努力去接受。犹太人确实与众不同。

我与阿列克塞的生活，无疑有助于我减少与父母的感情联系。仅仅身体离开他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脱离他们的思想。如今我对权威的态度与以前截然不同。我再不觉得我必须完美无缺。现在我知道，要争取理想的环境，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等待。我不再那么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感到更加自由，也更加独立。尽管看上去，嫁给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似乎会受约束，得不到解放，但对我来说，事实正好相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准备结婚的。接着就是我皈依宗教的问题，对此我不愿意，因为我不信教。后来当然还有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未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或许这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走什么路。从根本上讲，只有尽量将两种传统习俗都作为背景才行得通。因此，我们结婚既没找神父，也没请拉比，对孩子的教育也并非遵照哪一种宗教。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件好事。离开了我父母的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融入阿列克塞的世界。对我来说还有许多东西是陌生的。

每当他与他的犹太朋友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我常常感到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他们退到墙后边，把我留在外面。尽管我与阿列克塞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感到有距离。我学着去接受，再也不假装没有距离。当然有时这使我烦恼，但不管怎么说，与阿列克塞一起生活使我感到充实。

不过，这种扩大视野的生活也有悲剧的一面，它意味着失去我原来的家。这也是我不同意父母想法的地方。我不能再在他们表演的家庭剧中扮演角色。我做出与阿列克塞一起生活的决定，就是做出忍受孤独的决定。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变得那么陌生和不能忍受。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对我这个年龄层的人都不感兴趣。我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我确实认为，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付出的比阿列克塞多。我远离了父母，而他没有。通过我，他接触到这个国家，接触到大自然、风光景色、美丽的花朵和草地。我得到的却是内心的混乱。我的环境被破坏了，可又没找到新的环境。与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又处处与我父亲截然相反。仅仅一代人的功夫，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与一个强健而身材修长的卡林西亚雅利安小伙子的德意志民族式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父亲是异族犹太人的外孙子。或许我嫁给阿列克塞是一种证明，它证明了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愚蠢和短暂。也许我在奥地利与一个犹太人一起生活，也是我个人对和解和赔偿的一种贡献。我不能改变我的父母，但我能使他们接受一个犹太人女婿。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对大家说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很喜欢阿列克塞。在奥斯维辛事件过去五十年后，这一点肯定可以看作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是一大步。

[1]　1934至1938年，国社党在奥地利正式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