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在圣诞节见面。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找碴儿攻击我。我已不再回击。进医学院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捍卫德意志精神的学生团体。我们想保留过去积极的东西，为未来做好准备，使我们再次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们每周二开会。我们不是一个战斗性的学生组织，那对我们不合适。我们不想生活在博物馆里，也不想做博物馆馆长。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一个自豪的、不需要借助独裁、至少不要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德意志民族。那时候，重要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否则我们现在大概也是东方集团中的一员了。

可惜父亲很少谈起那些日子，他是个非常文静的人。那些年里，他很少和我们谈他在达豪的工作，只是偶尔谈起实验的事，以及如何对待狱中的犯人，还谈到数以千计的人死去和突然崩溃的事，这是集中营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我在那时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吗？我想会的。那是战争，每个人都很狂热。那场战争不仅是前线两军对垒，后方也在斗争。敌人不仅仅是俄国人或美国人，还有共产党、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是不是很荒唐？每一个敌人，每一个敌对者都有点荒唐。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一个看上去酷似我的人，突然之间，他成了我的敌人。

我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如果我相信，我就要接受有关敌人的概念：一个敌军士兵或一个敌对种族。这就是那会儿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会如此不同。为什么一个士兵多年来对着老百姓开枪，对着楼群扔手榴弹，沉船炸桥，杀害妇女儿童，竟然可以在战后被准许回家，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而我父亲则被认为是罪犯？两人都是受命杀人，各有各的方式。两人都相信自己做得对。

我已经告诉你，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我可以想象这话令你不安。可我不想站在这里做一个背弃父亲的人。相反，我为他感到自豪。

多年来，他始终明白他可能被起诉，但是他并不害怕。我佩服他，可他对我却视而不见。那的确是他不好的一面。圣诞节那一幕幕景象，真可怕。他一连几小时和姐姐一起拆开她的礼物包，欣赏她试新衣戴项链。他喜欢她，对我则不闻不问。他从不对我发脾气，也从没打过我，只是对我不关心。这才让人觉得可怕。每次我和他说什么，都得反复说三四遍，他才有反应。为什么？我真是不明白。他恨自己的儿子，至少是对他漠不关心。

母亲总是对我说，我长得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战争快结束时，他逃到柏林。后来，当一切都了结后，他像其他人一样继续生活。

此时此刻，我不知该做什么。什么事都这么混乱。有时我谈起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于是我对听说的事情进行判断，并不是我自己的印象。如果你今天问我他的模样，我还得看看照片才能想起来。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蓝色，我想，可也许是灰色。他很结实，不很高，有点儿胖，有点儿像我自己。我们不是美男子。我姐姐也不是十分迷人，也许就是为此，她和男人的关系才有这么多问题。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女朋友，过去也从来没有。我过去和我父母朋友的女儿交朋友，但时间并不长。我觉得和现在的姑娘交朋友很困难。怎么说呢？她们引不起我的兴趣。或许我应该试着找个年纪大的。年轻的或年龄和我相仿的不理解我，她们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没意思。我梦想有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能和我同甘共苦的人。当然，政治上一致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团体里妇女极少，仅有的那几个已经有朋友了，不过我想终会有一个人来到我身边。世上女人多得很，我想我会找到一个的。

不，我并不害怕她们，不是因为这个。但是每当我看见那些追逐女人的年轻人，我宁可向后退，我姐姐的男朋友不断，她甚至把他们带回家过夜。她不知羞耻，但这对她也没什么好处。她和我一样孤独。我宁可等待。

我是有朋友的，我的同志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们团结一致，互相支持，无论谁需要帮助，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不怕惹麻烦。

两年前，我从家里搬出来住，我向父亲一位朋友的遗孀租了一个房间。她有一大套房子，独自生活。她还照料我，给我准备早餐、洗衣服。事实上，我在她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比在家里还好。她还喜欢谈论过去的事。她在战前就认识我父亲。我想她丈夫也是医生。从她那里，我了解到父亲年轻时的情形：他长得什么样，他是如何认识母亲的，以及他在战时的一些工作细节。她还告诉我，父亲在犯人中的名声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刽子手，也不是那种嗜杀成性的虐待狂。这些封号也太简单化了。甚至有人说，他还帮助一些犯人逃跑，可这也许只是谣传。

我的女房东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一点儿。她住在另一个城市，每个月回来一次，看望她母亲。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时候发生了什么，但你必须保证不提姓名。我不是那种浪荡公子，可她每次回家都与我睡觉。她径直走进我的房间，躺在我的床上，干脆得很。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她母亲知道，但什么也不说。也许她希望我娶她女儿。我思前想后，但我害怕她是个放荡女郎。她是不是也和其他男人这样？我问自己。她如此不知羞耻，我不得不佩服她。她无拘无束，总是开怀大笑，兴高采烈。当我告诉她我的烦恼时，她只是笑。真奇怪，我的烦恼就不那么让人受不了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新的精英。我确信时代将会改变，过去的某些方面必将重返。情况将会有所不同，但也不是目前这样。人们没有信条和领袖就不能生活，至少从长远看不能。新的领袖将是完全不同的。目标不是战争，也不是毁灭他人，而是无须用战争来保有的权力。生存绝不预示着他人的死亡，最高统治权应通过积极的征服来获得，而不应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如今，要动员群众已非轻而易举之事。人们不那么轻信盲从了。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只有在面对可以调动其反抗意识的敌人时，才能被鼓动起来，和平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做过认真研究。事实证明德国人仍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只要有适当的敌人。

我的朋友和我——我们大多是医生——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有时间。不像我们的父辈，我们不会让哪个老糊涂利用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对于任何政治变革都责无旁贷。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活的实体，是需要医生的。如果必要，他们也可以杀人，但不是杀人取乐，而是出于必要。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正如一个医生可以通过摘除阑尾而拯救病人的生命，他也可以通过去割除肿瘤而挽救一个政治机体。生命的灭绝也可以构成他人生存的基础。这里涉及到个人信仰。我父亲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我知道你是谁，我也能想象你现在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我是个诚实的人，不想假装。这点很重要。我父亲杀了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也许他杀了有数百个犯人，这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他用人做实验，他没有帮助病人，他没有想办法降低集中营的死亡率。但不应忘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深深的信仰，而不是嗜杀成性。他不是一个堕落者，而是一个政治动物，无意间发现自己站错了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大概会作为一个颇受人敬重的教授而退休，而不是战后躲在一个搞研究的实验室里，当一名药剂师度过余生。

我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我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