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仅仅几天后，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请我去他家里。这事本身就不寻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从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第二天我去了他家，转天和接下来的一天又去了。我现在仍然同他保持联系。他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我们从没谈起过我父亲。他是那种老祖父似的人，或许还像父亲。他是那么地单纯、可靠。从他嘴里说出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对待我的医生那样对待他的忠告。

他对我讲了些什么？他又能讲些什么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天真得相信父母讲的一切。最初的震惊来自我发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二次震惊来自我发现了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或者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法国大革命？是的，我记得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疾言厉色地讲述罗伯斯庇尔的暴行。但谁能相信，隔壁的面包师，或学校的英语老师，或在校门口指挥交通的警察，或发放护照的官员，通通参与过战争时期的大屠杀？这其中还有自己的父亲！

历史课和其他人的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以往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孩子，穿着洁净的短裙，戴着美丽的发带，多么可爱，多么快活。星期天，父亲将我驮在肩上，去林间漫步。父母和我玩传球，谁将球掉在地上就得受罚。糊里糊涂、无忧无虑的昨天，单纯、正直得近乎完美。

没有伤亡，没有战争，没有危险，没有一丝哀痛。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家人不必哀伤，因为没有亲人死于战争。父亲的兄弟都生存了下来，祖父和外祖父年纪大了，不能服兵役。历次轰炸也没有伤及家庭的任何成员。但或许，他们没有哀痛的原因并不在于此。

然后，那天下午，我碰到了赫斯特。我现在就这样称呼我的老师。他曾经被当作共党分子抓入集中营。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很长时间里一直没事。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他身陷牢狱。他是最后一轮囚犯，这是他们为了确保最后胜利而做的事情。赫斯特不愿多谈他的遭遇。我想，他更关心的是其他人，即我的父亲那类人的所作所为。我不想一一讲述他告诉我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在德国发生的种种暴虐，并非遥远的过去，它们就发生在我降生之前。那些挑起、怂恿、因而也参与了这些暴行的人不仅活着，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而我的父亲正是这些罪行的积极参与者。

赫斯特常常说，他有义务让我了解过去。在这一点上，他像我的父亲，喜欢谈论义务。

但如果你想听我说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家的大动荡，我怕你会失望的。今天回想起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我们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我向父亲提出了一个所有儿女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你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但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便出来干涉了。她很生气，几乎是在尖叫，让我不要烦父亲，他在战争期间已经受够了，再也不愿谈论它。但我仍然坚持，我说在学校中，我知道了集中营，知道了毒死犹太人、枪杀妇女、儿童的事，我问父亲是否与此有关，他是否在场，参与了这类疯狂的活动。于是，他们一起冲我大叫大嚷。他们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一声高似一声，骂我诋毁自己的亲生父母，骂学校煽动学生目无尊长。他们说，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牺牲与痛苦，他们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给予我的爱抚所应得到的报答吗？如此等等，但我没有屈服。我非要问清关键的问题：父亲是否在死亡营中当过看守。终于，他们崩溃了，泣不成声地重复那几句话：“报应，报应……我们的亲生女儿……熬过了所有这一切……，”等等，等等。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没有“让我向你解释”，没有歉疚，没有懊悔，没有责任。他们两人坐在那里，就像我在无理取闹，而这令他们只能绝望和哭泣。当然，事情听起来可怕，但也不过如此。我继续到学校上学，同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星期日出门散步，过圣诞节，就像我们之间一向就存在巨大的隔膜。今天，在我眼中，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只剩下一个轮廓。我在这一片朦胧中摸索，看他人时只觉恍惚，分辨不清，只能感到一个模糊的外形。不论与他人怎样接近，仍然还是不甚了了。

我们家成了一种合伙人的关系。有时，我会想，如果是今天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将如何处理。好比说我丈夫有一天被捕了，因为他涉嫌曾在几年前杀人。他没有被判有罪，但我知道他是有罪的，事情会怎样？我会离开他，同他分手吗？他是否突然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我与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很大不同。我又能期望丈夫什么呢？他挣了钱，让我和孩子体面地生活，晚上和周末陪我们在一起，他不欺负我们，酒也喝得不多。我的要求不过如此。

也许我母亲也没有期望更多。也许她清晨起床，为他装好午餐时，想的就是只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勤奋工作，照顾家人，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不清楚父亲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在父亲的书桌里找到了证据。那天晚上，父母都出门了，我开始翻父亲的文件。父亲的桌子，几乎就像是个神龛，动也不许动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切，身份证、底稿、文件、证人的证词，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查看了各种身份证上的照片。年轻瘦长的面孔、严峻的目光、薄薄的嘴唇——这是我的父亲。岁月流逝，他却没有改变许多。现在，他成了一个有义务抚养我的陌生人。我还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紧挨着他，两人都在微笑。他们总是这样对我微笑，可他们两人对我来说却这样陌生，这样遥远。

我留在家中，直到高中毕业，然后搬了出去。我上护士学校，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住房。每星期日下午，我回家看望父母。许多年中，我总是在每个星期日的同一时间回家。母亲会烤制一个蛋糕，还会煮加了奶油的咖啡。我们谈论我的工作和老人们的各种病情。有时，我试图将话题引到战争和父亲对战争的作用上。但这毫无意义，简直就像对牛弹琴。我说的每句话都被敷衍过去。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他们依然世故、冷漠。后来，我的祖辈在两年里相继去世。祖父曾是法兰克福的一名公务员。人们一向对我说他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但他对我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祖父。我们每两个月见他一面，年复一年，他总是问我同样的同题：“好啦，安娜，你是否让你的父母为你骄傲了？”外祖父在铁路上供职，我对他也不甚了解。祖母和外祖母就可爱多了。但除了在少有的几次会面中进行过亲切的交谈外，我们也很少联系。两年时间内，我家突然举行了四次葬礼。在此之前，我从不曾面对亲人的死亡，从此惧怕葬礼。现在我发现，这一切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真正感到哀痛，虽然我穿了黑色的丧服，而且看到母亲流泪。我第一次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失去了哀痛的能力，他人甚至亲属的死亡是否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试着想象，如果父母出了车祸，情况会怎样。一切照常。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不必每星期天再去陪他们喝咖啡。

但请不要误解我。我不会蔑视他们，也不恨他们，我就是无所谓罢了。家人一个个死去，先是祖父母一辈。他们当然知道一切，但对我只字不谈。两年后，父亲死了。他长期患病，在医院住了一年，最后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但他直到临终，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吐出关于过去的一个字。只要我想探听点什么，他就还是那套陈词滥调。一度我曾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可仍然没有指望。确实，他已不那么刻板，常常感叹战争有多么愚蠢，剥夺了他的青春，现在没有战争了，就好多了。他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只想抓住机会，改善境遇，多多挣钱，说到其他，一切都是义务。有时，他在发烧时，会讲到他的同志们，呼喊他们的名字，骂他们是下流坯。但我想知道他们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却始终一无所得。遇到这类问题，父亲总是含糊其辞。

父亲死时，母亲和我陪伴在侧。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浮现出“完结”一词。是的，他完结了。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病人死去，这事每天都会发生，但一些病人只能说是完结了，悲惨地死去，身败名裂。父亲的死就是如此。母亲坐在他的灵榻旁哭泣。我没劝慰她，也不可怜父亲。

当时，我已经倾心于我未来的丈夫。他正在攻读经济学。他父亲是一位银行经理。相比之下，我俩的父母没有很大不同，除了他的父母讲话的方式稍微斯文一些。保罗，我的丈夫，也是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家庭的。他父亲战争期间是位法官，谁知道他做过些什么坏事。我们二十八岁时结婚，租住了一套公寓。我们没有邀请双方的父母参加婚礼，我们对他们的伤害莫过于此了。我的母亲哭了好几天，他的父亲威胁要取消他的继承权。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我们想重新开始，没有旧日的人物在场。后来，我们同样也定期去探望他们。这种探望轮流进行，这个月探望我的父母，下个月探望他的父母。双方家长之间没有联系，其实他们也算得上门当户对。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怀疑，我们——我和我的丈夫——是否真的与他们截然不同。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又会怎样做？这个恼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丈夫下班归来，告诉我他有机会将薪水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升为部门主管，但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充当监狱的管理人员。那里的犯人都是些社会渣滓，这份工作值得一试，等等。我会持保留态度吗？或者我会说，他应当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或者我会细细盘问他，或者干脆认为不关我的事？这些想法不时闪现。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毕竟，我们有着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祖辈、同样的教师、同样的牧师。

今天，我只为我的小家生活。我爱我的女儿。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她们是茫茫人海中我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