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信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儿子是奥地利青年音乐家，爱上了一位犹太姑娘。

<blockquote><blockquote>亲爱的赫维格：</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我今天写这封信，事出有因。星期五，伊娜将要返回法兰克福。此后的几天，你不会很轻松。如果你知道，你的问题同样令我牵挂，我不但用我的心而且用我清醒的头脑来判断你的情况——目前的情况乃至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许你会感到安心一些。我要你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同她分手，但言辞不妨含混些。告诉她，你会写一封信给她。将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所有问题、约定等，推迟到日后解决，将所有事情搁置下来。我的这个建议，乃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就事情本身而言，有些问题我们两人应当坦率地谈一谈。</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伊娜和你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同样也关系到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谈论、批评、建议、比较……你母亲和我都认为，伊娜的很多缺点，将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克服。我们还知道，你也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妨拿来讨论一番，你也听听我们的劝告。但伊娜的出身问题，却平添了一个致命的因素。今天，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全然不似当年。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确实很令人遗憾。伊娜对此没有责任。而讲到伊娜，这个问题必须巧妙地加以处理，最好暂时提也不提，除非伊娜强迫我们改变看法和态度。出于同情心，我同意礼貌地接待伊娜。星期五，我还很可能去火车站为她送行。你应当从中感受到我的客观态度。第二，你做出你的决定，我也做出我的决定，而我的决定就是，伊娜离开后，我的大门将永远向她关闭。</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这封干巴巴的信或许有些粗暴，但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另一个原因则与你有关：我知道从长远来说，尽管你有良好的意愿，却仍然难以承受那种势必摧心裂肺的负担。或许在你的世界中，不是每个人都对你持有保留或偏见，但或许你会疑神疑鬼。作为父亲，我绝对有责任提醒你注意事情的后果，明白地告诉你将犹太人带入我们的家族意味着什么。我必须讲明这一点，即使它听起来也许刺耳，或者确实就是刺耳。

</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我给你留出时间，劝你也不要着急做出最后决定。你如果决定了永远结束这一段插曲，就请告诉我。我还要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即可能的法律后果——它们本不一定会发生，我甚至希望这只是我的多虑，但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你们在最初相互通信时，要让我知道，以免由于操之过急或考虑不周，留下可能对你不利的文字。既然你来我这里度周末，我们会有机会讨论此事。眼下平和一些，不可粗暴地对待伊娜。她的处境也不见得很好。但你要慎重，甚至不要提到婚嫁二字。如果你草率行事，你会发现，凭你现在的观念和想法，你完全无力应付周围的势力。</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因此，请你体谅我的一番用心，父之于子，大抵会如此的。</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爱你的父亲</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1965年4月6日于林茨</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又及：对周围的人，只说你的“客人”已经离开，继续完成她的学业去了。除此之外，再不必多言。</blockquote></blockquote>

许多年后，儿子在一场音乐会上碰到伊娜，讲了他与父母的这场冲突。伊娜告诉他，她并不是犹太人，他显然误解了她讲的一些事情。但正是这种“误解”，给了儿子离家出走的勇气。现在，他是一位音乐家，主要同演奏传统犹太音乐的团体合作。

儿女们都感觉他们在代父母受过，但对此的反应，却因人而异。一位二十九岁的学生，是集中营看守的儿子，他称自己就像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民族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从内心推究迫害的理由——这些理由在过去的日子里足以将他们与受迫害者联系在一起，而对父母的罪过，儿女们的这种反应并不鲜见。

当这些纳粹子女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命运时，这种感受益发强烈。我曾问起一位四十岁的心理学家，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是否与同我谈话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我一心想否认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与朋友谈论这一话题时，面对的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而与我交谈时，却时时想到自己可能是导致这番罪恶的同谋。

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在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或者评判父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她的女儿——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认为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是杀人还是被杀。

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