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 / 2)

1865年,火奴鲁鲁较之周围各岛的环境其实大为逊色。夏威夷不产木材,也没有能工巧匠来加工采石场的石料,所以当地的房屋都造得相当马虎,每一英寸木材都得派上实实在在的用场,而不可能追求外形上的美观。这样一来,一座座建筑物便都显得低矮逼仄,毫无造型可言,仿佛草草拼凑一番便敷衍了事一样。在小镇中心,各式各样的房屋密密匝匝地挤在一处,经常连外墙也懒得粉刷。街道没有铺设柏油,到处都是腾起的尘土,只有几座市场用从中国运来的花岗岩渣子修了几条粗糙的人行道。在大多数地方,行人只能挤在马路边上。市容虽不堪,火奴鲁鲁却拥有相当不错的警力和一个疲于奔命的消防局。只消看看那不计其数的火痕,就知道火舌曾经将整排的房屋毁灭殆尽。看来,这家消防局并没有多少成绩值得夸耀。

城里有不少大而无当、杂乱无章的巨型建筑,它们大都是用从英国运来的砖头修建,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商业设施。一家家店铺毫无规划,依次排列开去,招牌底下是乱七八糟的柜台,数量多得数也数不清。在富特-莫切特街转角处有座令人耳目一新的砖房,绿色的铸铁百叶窗与众不同,那是詹德思&惠普尔商店,他们拥有城里最大的商业中心。然而最令人过目不忘的,还是耸立在街对角的商业大楼,那是霍克斯沃斯&黑尔公司庞大海运帝国的总部。满基眯缝着细长的小眼睛,比较着火奴鲁鲁和广州的市容,前者脏乱不堪,广州城的海岸线却是一座座令人过目难忘的石屋,反差如此之大,满基觉得十分扫兴。

与此同时,从“迦太基人”号上下船的其他原住民却发现,只有那些人迹罕至的大山里才有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而他们干活的地方却比自己刚刚逃离的中国还要荒凉贫瘠。大家的情绪十分低落,心里暗道:“春发叔扯谎。就算是华人,到了这么荒凉的岛上也发不了财啊。”

围着火奴鲁鲁岛外圈的一百多亩劣等田地中,至少有九十亩地是久旱无雨的荒漠。火奴鲁鲁以西的大片土地则属于霍克斯沃斯家族,那是从上一任阿里义-努伊,也就是妮奥拉妮那里继承的财产。这些土地旱得厉害,同样毫无价值。然而,岛上星罗棋布的小山谷里却有着一眼眼冒着水泡的小溪在滋润着大地,这就是华工们劳动的地方。他们有的种植稻米,供给兴旺发达的加利福尼亚市场。有的在小型甘蔗种植园工作。有几个走运的家伙跟当地人学会了骑马,在热浪滚滚的草原上当起了牛仔。然而他们刚一开始做这些新工作时,人人都把一幅鲜活的画面埋藏在了心底,那就是火奴鲁鲁挤挤挨挨的街道和尘封的昔日梦想。大家心里琢磨的都是一件事:“我得回到火奴鲁鲁去,那里才是人过的日子。”

夏威夷人对待华人的态度多少受到了拉斐尔・霍克斯沃斯的影响。船长说起在华工暴动中自己九死一生的可怕遭遇,其他水手纷纷预言火奴鲁鲁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关头,华人已经拿起武器,就要造反了,所有的白人都会被从天而降的恶魔弄死在自家床上。报社一听,马上添油加醋,声称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霍克斯沃斯船长主动让报纸来做了几次专访,他对记者们说,要不是当初造反的苗头刚冒出来时,自己就施以巧计,否则他的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这下人人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勇斗华工暴动的大无畏船长。

因此,约翰・惠普尔医生的朋友们无不忧心忡忡,医生竟然把姬满基夫妇领进家门,让他们当厨子和女佣。医生好几次被人拦在路上问:“约翰,你觉得家里养着几个亡命徒当真没问题吗?”

“我觉得他们不是什么亡命徒。”惠普尔答道。

“都造反了还不是亡命徒?”

“什么造反?”医生总是用冷冷的语气问道。

“就是拉斐尔・霍克斯沃斯在‘迦太基人’号上镇压过的那次造反呀。”

惠普尔医生从不在公开场合驳斥船长信口雌黄的那番话,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认为是造反的行为,其他人未必持有同样的看法。虽然医生天性慷慨大度,一向以善意揣测人心,这时他也会语带讥讽地说:“就算是特别勇敢的人,有时候也会被吓破胆吧。”有姬满基夫妇在家里干活,医生觉得很满意。

夫妇俩刚到夏威夷,医生就把他们的行李堆到马车上,然后领着两个仆人沿着努乌阿努大街朝自己家走去。医生不会说中国话,可仍然给这对年轻夫妇讲解起了城里的规划。

“我们最初穿过的那条街叫昆士街,昆士街,昆士街。”他停下脚步,在地上画了一幅小小的地图,让他们重复着那条十字街的名字。起初,他们根本不明白医生在干什么,于是医生画了一条船,转身指指“迦太基人”号,两人很快就懂了。惠普尔医生坚信,一个人只要不是白痴,就什么都能教会他。

“商人大街,国王大街,旅馆大街。”医生告诉他们。他离开宽阔的努乌阿努大街,拐进了堡垒商人大街的街角,给两个华人看J&W商店。“这是我工作的地方。”他说,两个仆人赞叹不已,医生又拿起几匹深色布料递给玉珍,两人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最后,他来到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为了向大不列颠致敬,这条街被命名为布列塔尼亚大街。医生教两个华人说这个重要的名字,告诉他们,他们正站在努乌阿努和布列塔尼亚大街的拐角,两个人听懂了。随后,医生指着一圈气派的护栏,里面围着一座大宅子,坐落在海湾的西边角落里。他跟两个人说清楚这个位置之后,医生打开了大门说:“这是我家。”

三个说着三种不同语言的人都露出了微笑。两个华人看着惠普尔的府邸,不禁肃然起敬。宅子坐落于三英亩土地的中央,地下是大块的珊瑚礁。这是一座巨大的木质单层建筑物,外面环绕着一圈十分宽大的门廊。内部所有的房间都因此而十分幽暗凉爽。每个房间均可直接走到环廊上。珊瑚礁地基上覆盖着茂盛绚烂的巴豆属植物,这是H&H公司的一位船长最近引进到夏威夷的,这些植物能长出巨大的彩色叶片,在雨中或日光下发出七色的光芒,将整片大宅包裹在热带美景之中。

惠普尔医生喊了一句,他的妻子便从前门走了出来,那是一位矮小的新英格兰妇女,满头白发,身上套着一件围裙。她急匆匆地穿过环廊走上草地,冲着两个华人伸出了手。“这是我太太。”惠普尔医生郑重地介绍道,“这是厨师姬满基,还有帮佣姬太太。”满基夫妇各鞠了一躬。惠普尔太太说:“我领你们到新的住处去。”说完,她向两人示意惠普尔家的餐厅在这座大木屋的后面,那里还有一条隐蔽的通道可以通向外面的厨房,所有的菜肴都在那里烹饪。还有另一条通道,尽头是一座小木屋,这就是姬满基夫妇的住处。她推开房门,两人眼前出现了一间紧凑干净的小房间,是惠普尔太太那天早晨亲自打扫的。从这间房间可以通向另一间,两人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这时运货马车也已经到了,里面放着两人的行李,还有一些干粮、用具和铺盖。

“那些都是给你们的。”惠普尔太太热情地说,拉起了玉珍的手,领她走到那些箱子跟前。那天下午,休利特家的一个女人问:“阿曼达,你的中国仆人听不懂你说话,他们怎么能学会做饭呢?”

“他们会学会的。”阿曼达斩钉截铁地说,她和丈夫同样拥有新英格兰地区的坚定信仰,认为人类都拥有智慧。在受雇的头四个礼拜里,满基夫妇一直在接受培训。身材娇小的阿曼达・惠普尔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教满基学习美式烹调,满基的聪明令她大为赞赏,不过他那执拗的性格也令她大伤脑筋。比如说,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每个礼拜五,阿曼达都会循例做些自家的酵母。头两个礼拜五,满基在一旁观摩,学习这种美式烹饪中的基本操作。他看着阿曼达把马铃薯放在一个古董级的石头罐子里碾碎,加上一点盐、大量的糖,然后倒进沸水,等全部材料冷却后,她郑重其事地往里放进两餐匙上礼拜五做好的已经发酵的酵母,这样就可以做出更多的酵母。阿曼达用这样的方法将自家酵母的活性整整延续了四十三年,每次人家赞美她的厨艺,她便归功于这种秘法。因此,在满基到她家来的第三个礼拜,当她怀着神圣、激动的心情走进厨房,却发现石头罐子里已经盛满酵母,连下周要用的都做好了后,阿曼达不禁骇然。

阿曼达的眼泪都快涌出来了,她冲满基大喊大叫。满基耐着性子听她嚷嚷了几分钟,结果自己也勃然大怒起来。他在厨房里甩着大辫子四处乱走,嘴里喊着,做酵母这种事就连傻瓜都只消一个礼拜就能学会。他一直竭力忍让,才学了两个礼拜。现在他要阿曼达滚出厨房。阿曼达一点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还在继续为那些浪费了的酵母痛心。满基干脆使劲儿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推到了外面的草坪上。

礼拜一早晨,新做的酵母依然鲜美如常,阿曼达只好像个哲人似的安慰自己:“口味依然,唯其由他人的双手奉上。”她蓦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了。

同样让满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美国人竟然如此能吃。那些让胃口极好的白人甘之如饴的食物,常常令他反胃作呕。惠普尔家的正餐一般在一天之中最热的正午时分开始,有鱼肉杂烩羹、烤牛肉配约克夏布丁、肥火腿煨卷心菜加奶油、可口的芋头开胃饼干蘸黄油、土豆泥、糖渍山药、腌芒果、浇上厚厚一层酱料的鳄梨沙拉、法式面包配番石榴果冻和肥厚的香蕉派,餐后再来一杯奶油咖啡,抽上几支雪茄。要是有客人,还要再加上几盘蔬菜和法国白兰地。

他们吃完后,华人会吃起不带一点儿荤油的清水煮白菜、用豆腐乳调味的鱼肉、一碗米饭,再喝上一碗不搁糖的茶水。大家都说,东方人肯定特别适应夏威夷的水土,虽然他们比白人干活更辛苦,可却活得更长久。

小个子的阿曼达・惠普尔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看着仆人们做完饭后,便将精力放在玉珍身上,教这个勤勤恳恳的中国女孩照料他们家的大宅子。光是掸灰尘这件事就特别费神费力。在中国,玉珍的母亲总得用这些灰土算上一卦,然后才舍得把它们抹干净,可闲不住的惠普尔太太却下令天天都要除尘。不光要扫掉地板上的灰土,还有花形瓷灯、枝形吊灯和红木双人椅上一圈圈繁复的花纹,以及多得数不清的绣花摆设,而从广东运来的孔雀椅和竹木家具,更是好像怎么都弄不干净。最让玉珍头疼的就是客厅墙壁上那张大渔网,上面挂着贝壳、花环和其他小玩意儿。说实在的,惠普尔家的角角落落全都摆满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小东西,除了招灰尘之外,毫无用处。

相比起来,姬满基家里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家谱、一块打火石、一根蜡烛和一个酒瓶。还有一张绳床,上面挂着一幅大字百子床。

根据惠普尔和两名中国仆人的约定,满基每月拿两美元工钱,他老婆拿五十美分。可惠普尔太太看玉珍手脚这么麻利,而且从凌晨五点一直干到夜里九点,整个礼拜一天都不闲着,便动了恻隐之心,每月给那姑娘整整一块美金工钱。这两个华人每年就靠着这三十六美元置办衣服、生养孩子、供孩子上学,偶尔找找乐子,另外还得给留在中国的大太太寄钱。他们确实是这样生活的。夫妇俩还受到了惠普尔夫妇额外的馈赠,因而稍稍减轻了一点压力。惠普尔夫妇时不时便东一点西一点地接济他们,于是两人便攒下了一点钱,还得了一亩好地。地里的农活儿由玉珍照料。玉珍是个难得的庄稼把式,不久便挑着一根竹竿走上了火奴鲁鲁的大街,竹竿两头各挂着一篮子新鲜蔬菜。她主要在华人中间兜售,积少成多地收来几美分、几个澳大利亚先令或是西班牙雷亚尔。夏威夷人很聪明,王国境内任何国家的货币都能自由流通。

满基夫妇日渐丰厚的家当也有当家男人做成的几笔好买卖。每天吃罢早点,满基便心急火燎地赶到努乌阿努的唐人街,那里到处是乏善可陈的破棚子,丑陋不堪地挤在一处,鲜有白人涉足其中。满基着急赶去的是一座声名狼藉的小窝棚,里面坐着个华人老头,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手里拿着一支毛笔和一个本子,满基一下赌注,老人就往本子里写。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颜色惨白的男人身体画像,分成二十八个部分:鼻子、脚踝、膝盖、胳膊肘……满基为这个把戏简直绞尽了脑汁。赌局的玩法是这样的:庄家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玻璃,下面压着一个封着口的小纸卷儿,玩家赌的是纸卷儿里会出现身体的哪个部位。夏威夷的大多数华人都会玩这个赌局,赔率是三十比一,对玩家有利,但有两样:要是猜对的人太多,分到的钱便相应减少;再者说,庄家从没输过。但是,这个赔率还是十分诱人。每天一起床,家家户户便开始互相打听:“夜里有没有梦见胳膊肘?”人们还特别留神自己身上哪儿不舒服,或者哪儿有个小磕小碰什么的。发财的美梦十有八九是一场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满基却一直能梦见那个幸运的字眼儿。

“你又带着那个赢钱的词儿来啦?”庄家酸溜溜地问道。

“今天肯定是下巴。”满基信誓旦旦地说,“我昨儿夜里醒来,下巴上痒得要命,我一眼就能看透那片玻璃,上面写的就是那个字。”

“你押多少钱?”

“两毛钱。”

赌局老板的脸上掩饰不住失望的神色,把那个数字填进了本子里。

“你是个聪明人,满基。”他嘟嘟囔囔地说,“不如跟我一起干这行好了。”

“我是厨子。”满基答道,“从你这儿赢钱比给你干活儿强。”

“我是这么想的,”年龄稍长的老赌徒提议,“你到镇子边上去收赌注,然后上午十点给我送过来。”

“那我自己不就没法赌了吗?”满基问道。

“不,之后你还能参加赌局。”

海岸边上的一座钟塔敲了十一下。人群从唐人街的街巷里蜂拥而出,气氛越来越热烈。赌局老板煞有介事地移开了那片玻璃,打开了小纸卷儿。为了防止纸卷被换成没人下注的词——过去老有人玩这一手——从赌客中随机选出了一个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纸卷,嘴里喊道:“下巴!”满基高兴地跳起来,高声叫道:“我押了两毛钱,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下巴痒得很。”他对每个人都详细描述了自己醒过来的那个时刻,还有他在那个吉时心里冒出来的种种念头。他凭着两毛钱和一个梦,便赢来了两个月的工钱。

他刚要离开赌场的草棚子,那上年纪的老板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应该跟我一起干。别看今天你挣了不少钱,可我每天都能挣这么多钱。”

“挣这么多?”满基问道。

“每天都能挣这么多。要是赢的人太多,我就少赚钱。我能寄几百块钱回家呢。”

“我也能?”年轻的赌棍问道。

“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你跟我一起干。”

就这样,在努乌阿努和布列塔尼亚,传教士的厨房就成了猜字赌局的主要窝点之一。满基手里总是有一把花里胡哨的招贴画,上面是可能被写在小纸卷儿里的二十八个人体部位。他从每一笔赌注里抽取百分之六的提成。赢了的话,再抽取百分之十五的花红。他成了猜字赌局最好的操盘手。他之前给妓院老板付清了钱,为玉珍赎身,这样的举动证明了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

然而满基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他想出来的另一个主意。他在招贴画上印上夏威夷语,一次就能招来几十名当地赌徒。赌徒们乐意跟满基做生意,他们买了好多张赌票。很快,赌局每天便开两次,分别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满基用挣来的钱每周溜出去两三个下午,去玩番摊和麻将。唐人街上那种赌局是连轴转的。他的手气很好,攒下的美国银币、雷亚尔和先令稳步增长。

满基夫妇和惠普尔一家之间唯一的意见分歧,发生在玉珍眼看就快要分娩的时候。玉珍的身子在一件宽大的罩袍里藏了好几个月,后来惠普尔太太总算看出她怀孕时说道:“你绝对不能再干活了,姬太太。去休息。”可就在那天下午,她就看见玉珍用那根竹竿挑着两大筐蔬菜吃力地往努乌阿努去了。阿曼达吩咐马车停下来,走下车命令这个女佣扔掉担子,让满基去把它捡回来。然而厨子来了之后,吃惊地琢磨了一会儿,说:“怀孕的女人挑扁担再好不过了,这能让她做好分娩的准备。”

那天晚上,惠普尔医生到华人夫妇的房子里去,说道:“我会安排给你们接生孩子的事情。”满基用东拼西凑的蹩脚英语解释道:“不用医生,我接孩子。”这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语言都所知甚少,但惠普尔医生隐约知道满基在争辩什么:“在中国,都是由丈夫来接生老婆的婴儿,此外还能有谁?”

“我认为最好找个翻译过来。”听得稀里糊涂的医生打断了他。他领来了一个曾任非官方中国领事的书生,然后说:“恐怕我的仆人想自己给老婆接生。”

“为什么不行?”领事问道。

“太荒唐了!我是个医生,我就住在这儿。”惠普尔医生怕他们担心钱,便告诉那名领事说:“我接生不要钱。”

那领事一点一点地解释给满基听,满基一看来了个当官的,吃惊不小,他可一点也不想找麻烦。“我和我老婆都不需要医生。”他不紧不慢地说。

“跟他说,不要钱。”惠普尔还想往下说,可被领事打断了。领事听满基说完后,解释道:“如果这个男人是在中国,如果他的另外一个太太也怀孕了,他也会给她接生。”

“什么另一个太太?”惠普尔迷惑不解地问道。

“这里的太太是他的二太太。真正的太太待在家里,跟老祖宗们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说……”惠普尔惊讶得语无伦次,领事又打断了他:“满基说,他叔叔春发在中国有三房太太,在加利福尼亚有两房,在内华达州还有一房。”

“他也有孩子吗?”惠普尔问。

那两个人说了几句,满基告诉他:“在中国有七个,加州四个,内华达两个。”

“这十三个儿子都是这位春发叔接生的?”惠普尔直喘粗气,“我敢打赌全是男孩。”

“当然。”领事的语气干巴巴的。

“当然是他接生,还是当然都是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