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被吓坏了！”福布罗根上校嚷道，“听上去跟我女儿一模一样。”他把照片传给大家看，上面是沙拉・劳伦斯学院的一个大三学生，是个表情严肃认真的漂亮姑娘。“你们看可有什么差别？”他开玩笑说。

“区别在于，”理查德森回答道，“在布林莫尔上大二的时候，艾伦就不再跟人约会了。她对室友说，‘我不会嫁给那些满脑子只想着卖保险的宾州多赛特小混混。’我们还从一个后来去了哈弗福德的小伙子那儿拿到一份很有启发的报告。他在军队里干得很不错。他告诉我们：

“‘艾伦·杰斯帕是个真正的厉害角色。她修了好多门课。大一的时候我带她去跳过几次舞，她正是那种能让你忘记时间的女孩子。极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懂事。要不是她大二的时候变得那么怪，我们之间可能会来真的。至少我会去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她，我从来没弄懂过。开始我责怪自己，但是后来我又遇到了好多头脑不清醒的小姑娘。我们之间那几次吵架还是得怪我，因为我觉得，能把艾伦拉回正道上来的，也许另有其人。但我愿意承认这点，我不是那个人。’”

“她肯定就是那个时期遇上纳兹鲁拉的，”代理大使评论道，“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森很享受这种受大家注目的感觉，颇费了一番麻烦点好烟斗，然后解释道：“她的第一个室友是这么说的——

“‘在1944年3月，沃顿商学院举行了一次周六舞会，有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家伙请我们四个人到费城去参加舞会。嗯，其实是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再随便叫上三个姑娘。所以，虽然艾伦当时不想跟人约会，我还是说，“来吧。说不定你会遇到一个迷人的法国小伙子。”这番说辞让她颇为心动，一时兴起就跟我们去了。我们坐火车进城，在火车站我的男伴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接我们，但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黑皮肤的家伙，开着一辆红色的凯迪拉克折篷汽车，还带着头巾。艾伦只看了他一眼，仅此而已。他们约会非常频繁，然后这位阿富汗绅士就从华盛顿的大使馆过来，他们都到多赛特去见艾伦的家人。当时肯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回来之后，发誓说她宁可死在沙漠里也不愿意嫁给多赛特的小混混。她没参加考试就离开了学院，然后就没了消息。除了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纳兹鲁拉一个人回到阿富汗，没跟她一起。但是，她有一本护照，还有几百美元，还缺一千两百美元。我就像个傻瓜一样，给她把钱凑齐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

“没人听过她的消息，”福布罗根上校低吼道，“她父亲怎么说？”理查德森已经准备好作总结了：

“‘我的名字叫托马斯·沙尔丁·杰斯帕。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拥有一家大地产公司以及保险业务。我的家族已有七代人在此地生活。我太太名叫伊索尔·约翰逊·杰斯帕，她的家人……”

“族谱这部分就跳过吧。”代理大使严厉地说。于是理查德森随便翻过这一页，继续念道：

“‘我妻子和我试图回忆任何可能解释女儿行为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根本没办法解释。她是个好姑娘，从来不给我们找麻烦，直到上了高中二年级，那时她受够了多赛特镇的一切，也包括她的父母双亲。

“‘当她到布林莫尔去的时候，我们感觉松了口气，因为她遇到了两个天底下最好的室友，还遇到了哈弗福德学院几个出色的男孩子。然后一切事情都开始不对劲了。她拒绝再跟人约会。她不愿意出门，回到家则表现出彻底的仇恨，但她很少回来。她的行为就是乱来。’”

念到这里，理查德森停下了，拿过了烟斗，评论说：“我不会都念出来，但有一件事情，我每次读到都感到震惊。只要杰斯帕先生提到任何不寻常的、他不知道或者不熟悉的东西，总是将它说成是乱来的。看来他们两口子对于不那么乱来的事情有着非常严格的定义，至于没能得到他们认可的东西，愿上帝能保佑它们。”

“感谢您的深刻分析。”福布罗根上校说道。在一般的大使馆，代理大使的这般讽刺能毁掉官员的前途，而在喀布尔，我们最多也就算个非正规人员，这里的纪律也不甚正规，玩笑尺度颇大。福布罗根的俏皮话既是针对他自己，也是针对特别爱笑的理查德森。

“抱歉，长官，”我插话说，“但是我认为‘乱来’一词也许隐藏着一条我们苦苦寻找的线索。既然杰斯帕先生用那个字眼儿来指责所有的非正常事物，那么他的女儿就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她能做出来的最乱来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自己找个戴头巾、开凯迪拉克折蓬汽车的阿富汗男人。”

“我亲爱的米勒，”福布罗根上校慢悠悠地说，“我说理查德森的分析深刻，我的意思是他说得确实深刻，因为坦率地讲，他指出的那一点正好是我所忽略的。现在你全给说明白了，我也谢谢你吧。”

理查德森又点上烟斗，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杰斯帕先生身上来，他似乎是位特别乏味的绅士。当然，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

“‘沃顿商学院举办了一次很体面的舞会，有年长的女性在场监督，这是费城一种很好的制度。在这次舞会上，艾伦遇到了一位来自阿富汗的年轻男子，艾伦跟他陷入了热恋，而这时我们甚至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请了一位侦探跟踪了他，发现他有一辆凯迪拉克，在学院里成绩很好，战争初期还在德国呆过。我们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这些事，但是他们说他身世清白，不是间谍。他考完试之后，就……’”

理查德森停顿了一下，说：“你们将注意到杰斯帕先生拒绝使用纳兹鲁拉的姓名。也许认为他的名字也是乱来。”

努尔・木哈姆德评论说：“更有可能是因为纳兹鲁拉没有姓。”福布罗根上校赞许地看了看他，理查德森继续念着杰斯帕先生的报告：

“‘其余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考试前一周，艾伦离开了学院，我们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们知道她没和那年轻人在一起，侦探一直在跟踪他，直到她上船前往阿富汗。后来她出现在康涅狄格州她室友的家里，身上只有一点钱和一本护照。她借了一千两百美元，然后去了英国，后来我把这钱还给了人家。我们不知道她是想什么办法做到这些的，因为眼下普通人根本没法去英国……我猜是因为人们都特别喜欢乱来的冒险行为，尤其是漂亮女孩的冒险。自从1945年2月以来，她一直音信全无。’”

理查德森忧郁地摇摇头。“不用读下去了。可怜的家伙，一点线索也没有。”

“布林莫尔那边有没有报告？”福布罗根上校问道。

“当然有。”理查德森快活地说，又拿出一沓文件整理好，“教务主任，任课教授，指导教师说的全都一样：艾伦・杰斯帕没有表现出任何问题。”情报官对自己的报告如此完整感到很满意，他把文件折好，脸上露出微笑。

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念报告的时候，我对纳克斯勒，这位国务院职业外交家脸上那种事不关己的表情印象深刻。现在，他小心地咳嗽了一下，从内侧口袋里拿出一封仔细叠好的信说：“在这个案子里，要说没人有先见之明，那就不对了。我在哈佛大学作了一些调查，有一位布林莫尔的教授正在那儿休学术假期。我们的人去那儿作了例行检查……”他居高临下地转向理查德森，很不友好地说，“会后我会把这封信给你的。与此案大有关系。”

居然有情报瞒着他，理查德森当然觉得很愤怒，但是他借着点烟斗这套复杂的程序掩饰住了自己的怒气。“我希望能听听你们的调查结果。”他刻意用一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说道。

“可能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来，”纳克斯勒说道，“一位音乐系的助理教授，你们当时忽略了。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你们所说的艾伦・杰斯帕的行为，我毫无惊讶之感。我不想做出全知全能的样子来，但我必须说，你们报告的那些事几乎全被我说中了。事实上，我把所预测的内容告诉了她的父母，可惜他们没有重视。

‘当艾伦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小组时，她身上那种命中注定的悲剧气质打动了我，当时我觉得“悲剧气质”这个词不准确，现在也不满意。我觉得她是个好心的姑娘，下定了决心要脱离我们这个社会，我怀疑她够不够坚强，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东西来寄托。

‘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1941年开学的时候。没等我问，她就说，“我想远远地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镇，越远越好。”她说这话的时候明显带着仇恨的感情，当时我并没觉得不正常。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年轻人，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情绪。但是艾伦一头扎进中世纪音乐这个领域，她钻研得如此用心，我看出音乐并不是她所追求的东西。我不怕麻烦，跟她的其他任课教授谈了谈，他们都觉得她很正常，成绩也超出一般的学生。于是我只好认为所看到的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

‘但是，当杰斯帕回来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越来越痛苦，她说整个世界好像都毫无意义，全世界唯一关心的就是在某个宽敞的乡村俱乐部举行没完没了的周六舞会。我开始严肃地对待她的这种消沉情绪，让我太太去跟她谈谈。艾伦带她那位哈弗福德男孩来跟我们聚餐，我们觉得他很有魅力，但是不得不同意艾伦的观点。这个男孩的志向跟艾伦父亲的一样平庸。

‘我太太和我深信，艾伦会惹上大麻烦，于是在1943年的春天给她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我们说——我们夫妇还一起署了名字，以防止他们觉得我是迷上了艾伦，因为男教授有时候确实会迷上叛逆的漂亮姑娘——我们认为，除非作出切实的尝试去调整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她与以自己的故乡小镇为代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否则艾伦肯定会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这封信让她的父母对我们大发雷霆。他们指责我说，我并不是系主任，艾伦在主课上成绩又非常好，一个教音乐的助理教授如此信口雌黄真是乱来，等等等等。

‘这种将主课和音乐课区别对待的做法，我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我承认，别人一提到这个话题，我总是很生气。于是，当杰斯帕先生第三次冲我喊着，说我的信荒诞不经的时候，我很快就承认可能我确实是乱来，请他忘记这整件事，然后他也真就忘了。事实上，那年十二月，他还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然后过了三个月，1944年初，他的女儿就遇到了那个阿富汗来的小伙子。

‘据我所知，和艾伦讨论过她要嫁给那位年轻的外国人的，只有我一个。我立刻就带她去跟我太太见面，然后我们打电话给那个年轻人，对他进行了一番盘查。他是我们所认识的外国留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位，令我们印象深刻，而且要是艾伦因为跟他交往而沾上了什么麻烦事，我们也没法说，“我们早就警告过你”这种话。我们要说的恰恰相反。我们告诉艾伦，“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但是他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她问道，我说，“你患上了一种疾病，它正吞噬着你的内心世界。你无法在古老的传统和信仰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但是你对其他事物的信仰尚不够忠诚，还不足以给你自己塑造新的传统和信仰。”她看着我说，“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我追随纳兹鲁拉，这难道不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吗？”我告诉她，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没什么坏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你找到艾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纳兹鲁拉辜负艾伦，而是她辜负了纳兹鲁拉。

‘对于这份非正式的报告，我愿以一句评论结尾。艾伦・杰斯帕染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正在侵害着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她远离那些一直以来支撑着我们社会的信仰，但找不到新的支撑点可供她依靠，可供她来获得那种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不可或缺的力量。’”

纳克斯勒一本正经地把信递给理查德森，理查德森一言不发地拿过来，但是福布罗根大声吼道：“换我也跟杰斯帕家人一样！如果我的女儿主课都得了A和B，一个音乐教授给我寄上一封那么胡说八道的信，我也会像杰斯帕家人一样气得发昏。”然后他用那张粗硬的大脸对着我，命令道，“米勒，你觉得那封信说得有道理吗？”

听了他刚说的那番话，我可不想给他下不来台，只好含糊其词。“这也是一种说法，长官。”

“这叫什么回答！”他咆哮道，“身为父亲，我的回答就是刚才的那样。但是作为局外人，要从这件事里找到着眼点，这封音乐教授的来信倒有点道理。”纳克斯勒满意地微笑了一下。

福布罗根突然间转向努尔・木哈姆德说：“努尔，我们今天叫你来，想给这个老问题找个新思路。想想刚才你听到的这些东西，你能理出什么头绪吗？”

努尔・木哈姆德属于那种无论哪个大使馆都能长驱直入的、神秘莫测的阿富汗人。他按要求学会了英语——或法语、德语、土耳其语——也受过不错的教育，很快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当然还会对阿富汗政府作秘密汇报，因而在那儿也能领到一份薪水。努尔给大家带来了方便，这点我们心照不宣，因为他把我们想透露的透露给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也通过他向我们泄露官方秘密。他被请到这个晨会上来，就是为了提醒阿富汗政府，我们需要坎大哈方面的全力配合。

努尔假装他不知道我们怀疑他是政府特工人员，清了清嗓子，谨慎地说：“阁下大人，我坚持几条基本事实。杰斯帕小姐没有被关在喀布尔这里。纳兹鲁拉没有谋杀她。她可能被关在比斯特堡，但是又不太像，因为别忘了我说过的话。只有女人才能管住弗兰基女囚。男人不行。因此，我判断她可能逃往杰曼的英国火车站，并在途中死亡了。”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到报告？”福布罗根低声吼道。

“纳兹鲁拉希望她能生还。还有，请阁下大人记住一件事。这件事上沙・汗并没有隐瞒什么信息。他也感到很纳闷。”

“嗯，”福布罗根警告说，“米勒去南边的时候，你们照应他一下。要是再有一个美国人失踪，我们可没时间为他操心。”

“他将受到特别关照。”努尔・木哈姆德保证，从代理大使说话的态度上，努尔意识到自己应该告辞了。他彬彬有礼地退了出去。

努尔一走，福布罗根就对我说：“你在南边的时候，我还要你调查另一件事情。几家大使馆想合请一位医生。当然，我们想找个弗兰基。有人告诉我们，坎大哈有一位德国医生在行医。他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森查了一下备忘录，回答道：“奥托・史迪格里茨。”

代理大使接着说：“似乎是个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但也有可能是逃到这里躲避英国或者俄国法庭宣判战犯的。不管怎么说，意大利人推荐他，说是个出色的医生，如果没错，我们也许可以想想办法。查查他。可能他还知道咱们那个姑娘的事呢。”

我环顾房间，确认没有阿富汗职员闯进来，然后说道：“还有一件事需要讨论，长官。昨天我离开的时候，沙・汗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他最近听到了一句关于艾伦・杰斯帕的流言，这流言非常诡异，他不愿意多说，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在咱们的文件里跟他的名字扯上关系。至少，这条留言有鼻子有眼的，居然从坎大哈一路传到了喀布尔，但这也真是乱来……”

“你用的是杰斯帕先生的词儿，”代理大使指出，“沙・汗用的词是‘诡异’。我想这两个词儿意思应该一样。”

“哪位愿意猜猜这传言究竟是什么？”我问道。

“很明显，你自己已经深思熟虑一整夜了，”福布罗根又指出，“你来说。”

“艾伦有没有可能谋杀了纳兹鲁拉？阿富汗政府是不是在封锁消息？”

理查德森摇了摇头。“沙・汗就是阿富汗政府。”

让福布罗根满意可没那么容易。“有没有美国人见过纳兹鲁拉还活着？”

“有，”理查德森回答道，查着他的笔记，“从科罗拉多来的灌溉专家，普里奇特教授报告说，沿着波斯边境去查看水流的路上，他在比斯特堡与纳兹鲁拉谈过话。”

“他们见面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那就是纳兹鲁拉？”

“他信上说，那是个优秀的年轻人，留着胡子，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肯定是纳兹鲁拉。”

“下一个猜想。”代理大使严厉地说。

“她有没有可能叛逃到俄国去了？”我问道。这时候是1946年，多数美国人听到我这个问题都会十分惊诧，因为当时在美国，大家还没有普遍认识到俄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我们大家正好居住在与俄国毗邻的阿富汗，所以才都知道这点。

“我脑子里也出现过这个念头。”代理大使回答。1946年和1947年，从喀布尔发回美国的报告要是印在媒体刊物上的话，会让我们的使馆人员看起来像是一群军事天才。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情报官理查德森能够明察秋毫，部分是因为福布罗根上校在军事上总是直觉敏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所有这些使馆官员都很会用脑子。

“我们知道阿富汗人恨共产党，”我争辩说，“尤其是恨共产党对待宗教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知道，俄国的秘密特工一直在这个国家暗中活动。现在，如果一个美国女人广而告之，说自己受够了美国和阿富汗……嗯，俄国人会不会来接近她？”

理查德森点着烟斗，冷冰冰地说：“你还不如调查一下她是不是投奔中国人去了。别忘了，在北边也有中国控制的领土。”

“我觉得咱们路子不对，”福布罗根上校说道，“如果她跑到俄国或者中国去了，那儿的政府会用这个事情来让咱们出个丑。可是并没有嘛。”

“另一方面，长官，”我据理力争，“就这个姑娘的个性来说，她对自己家乡的态度……一切都说明她是那种有可能叛变的人。”

代理大使拒绝评论，并且使讨论的方向来了个大转弯。“有没有可能跑到欧洲去了？她怎么就不可能跟某个意大利大公在威尼斯过好日子呢？”

对这种猜测，理查德森摆出一副轻蔑的表情。“一个美国姑娘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进入印度，然后从卡拉奇或者孟买坐船航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压根儿没法做到。你想给英国使馆打电话，叫他们查查？”

“我收回这个假设。”福布罗根被说服了。一阵沉默之后，他转向我说：“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米勒。”

“我尽力而为，长官。”我麻利地回答道。

“你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他低低地吼着说，“要不然你就回到见鬼的海军里去。”大家笑起来，理查德森离开了房间，然后纳克斯勒也走了。就剩我们俩的时候，福布罗根上校搂着我的肩膀说：“米勒，要是老头子从香港回来之前我们就能搞清楚杰斯帕姑娘这件事的话，我可就立了大功一件啊。”

“我一定竭尽全力。”我向他保证。

“另一方面，”他谨慎地说，“也别急于求成。这是你第一次执行大任务。多问问题。好好了解这个国家。别怕出丑，因为总有一天我们得越过边界去打仗，那时候你就成了唯一一个具有实地经验的人了。眼睛睁大些。”

“我会的。”

突然间他动了真感情，大声嚷起来：“上帝，我要是你该多好！祝你好运，孩子。”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想道：纳克斯勒拼了老命要去巴黎，理查德森则想回美国。可福布罗根和我却热爱着阿富汗。痢疾算得了什么，孤独又算得了什么？我知道，在我俩的履历表上，被派驻到阿富汗将是其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任务。这个职务早晚会让人经受考验，而于我而言，预赛刚刚结束。我就要一头扎进地球上这口巨大的坩埚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