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来自巴伐利亚的H.L.，一名学生，事情开始变得复杂。她在1962年第一次给我写信。她的信格外活泼，没有几乎所有其他人那种沉重的忧郁感，哪怕他们带有最真挚的善意。她以为我最希望收到的是一名重要的官方人士的“回声”，而不是一个小姑娘，但“她感到作为德国人的后代和同谋者，亲身感到了这本书的感召”。她满意自己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满意学校所教授的德国近代史，但她不能肯定“会不会有一天，德国人典型的缺乏尺度再度恶性膨胀，以一种不同的伪装，指向其他的目标。”她谴责她的同龄人将政治视为“一种肮脏的东西”，而远离政治话题。她以一种“粗鲁而暴力的方式”，反对一名诽谤犹太人的教士，以及她的俄语老师，因为这位俄国女士宣称犹太人应该为十月革命负责，而希特勒的大屠杀是他们应受的惩罚。在这些时候，她体验到一种“属于最野蛮的德国民族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羞耻”。“即使排除所有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她也坚信“我们德国人无法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逃脱惩罚。”她感到自己似乎有权力，事实上有义务，去宣称“我们，负罪一代的孩子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尝试去减轻昨天的恐怖和痛苦，以避免它们在明天再次发生。”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聪明、没有偏见而“崭新”的对话者，因此我给她写信，请她更准确地描述当时德国的形势（阿登纳时代）。至于她对于一种集体性的“公正的惩罚”的恐惧，我试着让她相信，一个惩罚，如果是集体性的，就不可能是公平的，相反亦然。作为回信，她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告诉我：我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我需要耐心，她会尽快给我答案。20天后，我收到了她的信，厚达23页，总之，一篇论文，近乎疯狂地收集和编辑了通过电话和信件进行的大量采访。所以这个好姑娘，尽管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有着“Masslosigkeit”（德语：过度）的倾向，正像她自己所指责的“缺乏尺度”，但她以一种诙谐的诚恳向我道歉，“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很多事情我原本可以说得更简短，而不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并不追求多多益善，所以我仅引用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作为对她的这封信的总结。

我爱这个我生长于斯的国家，我崇敬我的母亲，但尽管我付出努力，却仍无法青睐德国人这个特定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近代史上如此残酷的自我表现，让他们至今仍背负着太多罪恶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本质上与其他德国人的类似之处，并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憎恶自己。

对于我问的关于她的学校的问题，她回答（并附上文件）整个教育体制适时地实施了盟军所倡导的“反纳粹”纲领，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经验，困难重重，并遭受广泛的消极抵制。这原本就不会有另一种可能：整整一代人原本应该被唾弃。学校里在教授近代史，但人们很少谈论政治；纳粹主义，化作各种不同的声音，仍在各处飘荡，一些教授吹嘘纳粹主义，而另一些人将它藏在心底，很少有人宣称与它无关。一个年轻老师曾经对她说：

学生们并不对这个时期很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德国人的集体犯罪，他们就会马上跳到对立面。事实上许多学生称他们已经从媒体和老师那里听够了太多的“mea culpa”（承认错误）。

H.L. 评论道：

正是在年轻人对于“mea culpa”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于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德国人，第三帝国的问题仍然是怎样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不安的、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只有这种感情主义停止之后，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她自己的经历，H.L.（非常振振有词地）写道：

这些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报纸，论证了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年轻时，他们如何满怀热情而不加思考地参与新运动：青年集会、体育组织等等。我们学生激烈地攻击他们，我今天回想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指责他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预见未来，不能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好一些呢？而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能更好地揭露希特勒为了战争去蛊惑青年的恶魔般的手段吗？

我们应该注意，她所申辩的理由与汉堡的T.H.博士如出一辙。而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见证者能够否认希特勒具有真正魔鬼般的蛊惑能力；正是这份天才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我可以接收年轻人的辩解，可以理解，他们试图为他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脱罪的心理；然而，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他们的妥协和虚伪的赎罪，并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H.L. 后来又给我寄来很多信，激起了我内心矛盾的情感。她向我描绘她的父亲，一个羞涩、敏感而孜孜不倦的音乐家，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去世了。她是在我的文字寻找父爱的感觉吗？她在文字的严肃和孩子的天真中摇摆。她寄给我一个万花筒，并写道：

关于您，我已经为自己勾画出清晰的形象：您，逃脱了可怕的命运（原谅我的冒昧），游历我们的国家，仍然疏远于人群，就像在一场噩梦中。我想我应该为您缝一件衣服，就像传奇中的英雄们所穿的衣服，一件能够为您阻挡全世界危险的衣服。

我自己并不能认可这种形象，但我没有在信中这样告诉她。我回答说这样一件衣服不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别人，人们只能为自己缝制它们。H.L. 寄给我两本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不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我回寄给她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版的德国版《再度觉醒》。1964年12月，她搬到柏林之后，寄给我一对金袖扣，是由她的一位当金匠的女朋友打造的。我不忍心把它们寄回去，我感谢她并要求她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诚挚地希望我没有冒犯这个亲近而温柔的人，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心有防备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威斯巴登（Wiesbaden）的海蒂·S夫人，我的同龄人，我把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放在最后介绍，因为它代表了一段在数量和质量都与众不同的特例。从其本身来说，我与海蒂·S夫人的通信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德国人的来信”的总和。我们的通信长达16年，从1966年10月到1982年11月。其中除了大约 50封她的来信（常常4到5页）和我的回信，还有层层叠叠的许多信——她写给她的孩子、朋友、其他作家、出版商、当地企业、新闻杂志，只要她觉得足够重要，就要发一份复本给我，最后还有剪报和书评。她的一些信是“传阅性质”的：一半是影印的，给几个通信者的相同内容，而另一半空白的地方则手写着更个人化的讯息和问题。海蒂·S夫人用德语给我写信，而她并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我用法语给她回信，然后意识到她难以阅读法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用英语给他写信。后来，在她幽默的准许之下，我开始使用我那不可靠的德语给她写信，双份；在细心地检查和修改之后，她会回寄一份给我。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我匆忙的出差过程中，在她的房子里见过一面；另一次是在她的假期中，同样匆忙，我们在都灵（Turin）见了面。这些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她的第一封信同样是从“理解”的问题入手，但她的文笔风格有力而辛辣，使她的信件与众不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历史学家赫尔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把我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但这时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售罄。作为地区政府的文化顾问，她正试图要求马上将这本书付诸再印，并写信给我：

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结果，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像“德国”、“祖国”这样的字眼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对我们来说，“祖国”这一概念已经被抹去……绝对不允许的是遗忘。因此对于新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也许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作家能够含蓄地表达多少关于自己的观点——而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让你的每一章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你关于布纳实验室的故事让我感到惊愕：这才是当时你们囚犯看待我们自由人的方式！

接下来，她讲述了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这名囚犯在冬天为她的地下室送来了煤。和他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她把食物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衣袋，而他为了感谢她，喊道：“希特勒万岁！”在另一方面，纳粹却并不禁止她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志愿”工人说话（当时的德国有着多么复杂如迷宫般的等级制度以及区别对待的禁令！“德国人的来信”以及她的信中说到的情况远远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她可以开车到集中营去接她，把她带回家里，甚至带她去参加几场音乐会。在集中营里，那个女孩得不到正常的盥洗条件，身上有虱子。海蒂不敢告诉她，她为她的尴尬而感到羞耻和尴尬。

对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声，但实际上这些回声都来自于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于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从未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她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她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有一次，海蒂的父亲刚刚回家不久，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移民”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却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情况对我们是不同的，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们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邂逅，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简·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 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em>The Periodic Table</em>）中“钒”的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才气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决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出版于德国。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由它们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活在奥斯维辛》，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

我收到并阅读了这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头脑清晰、受过高等教育的灵魂留下的印记，以及一颗悔改的、似乎诚恳的心灵（但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去伪装）。在这些日记中，施佩尔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那雄心勃勃的角色，因野心过大而让自己陷于盲目和罪行，但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蛮汉、一个懦夫或一个自私的小人。我很高兴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因为审判一个人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一个并不简单的人，一个已经付出代价的罪犯。我带着一丝恼怒，给海蒂写信，“什么迫使你去见施佩尔？好奇？责任感？还一种‘使命’？”

她回答：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本书作为礼物的正确含意，你的问题也很正确。我想仔细观察他的脸，看看一个人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娼妇，并变成他的鹰犬。他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对他是一种伤痛，而我相信他的话。他沉溺于自己怎么能“不想去看，也不想了解”这个问题，总之，遮蔽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他试图强词夺理，他希望去理解同样对他也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而是忠诚地战斗着，用自己的过去来折磨自己。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把“钥匙”：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变形的德国人的象征。他带着巨大的痛苦阅读了朗本的书，而他还答应我去读你的书。我会随时告知你他的回音。

让我宽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回音”，如果我被迫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回信（作为文明人的传统），我会遇到一些困难。在1978年，她在我的信中察觉了一丝不以为然，由此她向我表达了歉意。海蒂第二次去拜访施佩尔，并失望而归。她发现他衰老、自我中心、自高自大，并为曾经作为“法老”的建筑师而感到愚蠢的骄傲。从那以后，我们信件的内容转移到更令人担忧的、更时事性的内容：莫罗事件、卡普勒（Kappler）的出逃、“红军派”（Baader-Meinhoff）恐怖分子组织成员在斯塔姆海姆监狱的突然死亡。她倾向于相信官方的自杀说法，而我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施佩尔死于1981年，而海蒂，出人意料地，在1983年去世。

我们的友谊，几乎完全以书信为载体，天长日久而硕果累累，常常为我们带来欢乐。如果考虑到我们之间在人文经历、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这份友谊是奇特的；但它又是如此的自然——如果认识到在我所有的德国读者中，她是唯一“资质确凿”的，并因此不纠结于罪恶感，而她的求知欲在过去和现在都与我相似，从而让她能思索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主题。

<hr/><ol> <li>

[1]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 1707.2.25—1793.2.6）：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曾多次在中国公演。

</li> <li>

[2] 安吉洛·贝奥科（Angelo Beolco, 1502—1542）：又名埃尔·鲁赞特，威尼斯演员、剧作家。

</li> <li>

[3]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本名为Carlo Lorenzini, 1826.11.24—1890.10.26）意大利作家，《木偶奇遇记》的作者。

</li> <li>

[4] 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6.28—1936.12.10）：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凭作品《寻找自我》获诺贝尔文学奖。

</li> <li>

[5] 纳尔西斯（478—573）：全名不详，东罗马帝国著名的军事统帅。在552年的塔吉奈战役中获胜，东哥特国王托提拉重伤而死。随后在554年的卡西里纽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征服了意大利。

</li> <li>

[6] 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诗人，以故事集《十日谈》留名后世。

</li> <li>

[7] 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li> <li>

[8]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5—1967.4.1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9—1963），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li> <li>

[9] 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 1907.9.23—1978.2.9）：二战期间，任纳粹驻罗马警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77年8月，在一次探监中，他的妻子将他装在一个手提箱（当时体重已不足105镑）中，逃出监狱，并流亡西德。1978年2月，卡普勒在自己的家中病逝。

</li> <li>

[10] 红军派（又称：赤軍旅，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1977年，由于其猖獗的活动，导致了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该组织解散于1998年4月22日。1977年10月18日，红军派劫持了汉莎公司一架载有78人的客机，但遭到失败。同一天，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多名该组织成员突然死亡，官方公布的死因为自杀。

</li> <li>

[11] 原文为“多多宜善”，疑为“多多益善”——@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li> <li>

[12] 原文为“他”，疑为“她”——@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li> <li>

[13] 原文为“天份”，疑为“天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