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维散文作品中那种低调和理性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宽恕了大屠杀的加害者，这一点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一章中，莱维反驳了埃默里对他是“宽恕者”的指责。他写道，“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类的行为能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154—155）莱维这种非英雄主义但并不妥协的反抗伦理，与他考虑到犹太人无法逃跑，不责备他们不逃跑是一致的。
虽然莱维不宽恕施害者，但他并不愿意像埃默里和其他“愤恨者”那样生活，他认为，正是愤恨和仇恨造就了集中营世界的那种邪恶结构——我们与他们、自己人与敌人、人与非人，而要打破这样的邪恶世界结构，首先应该从自己先跳出仇恨做起。他承认自己不如埃默里那么勇于反抗，但他有自己的理由，“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153—154）
也正是因为莱维的见证不是“拳来拳往”，它才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性和思考力量。它要传播的是充分了解极权罪恶的知识而不是对它的简单控诉。作见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光有一些直接的受难经验是不够的，“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序8—9）
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作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作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作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序10）
“证词”和“见证”的这种吊诡和困局使得证词的认识和伦理价值都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莱维有比许多其他幸存者更细致深入的思考，这使得《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成为一本不同寻常的思想和伦理文集。莱维认为，他自己属于那些极少数的集中营最好的历史学家，“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序10）
莱维称赞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政治犯拥有比犹太人和其他罪犯高得多的文化背景，他们有能力“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而且，“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序10）他们中许多是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埃默里本人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是，莱维并不同意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7）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莱维说，虽然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化学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无知、冷漠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他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148）同样，许多一般的知识人也都是因为有了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并由此产生了迫切的思考需要，才在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很难在集中营或极权世界中立刻显现出来，他们在那里常会成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在一个只能关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环境中，从上到下都是反智的。一个人越是受过好的教育，就越是会处于双重劣势：首先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给他们带来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并“失去尊严”。他们更是常常会受到来自狱友的伤害，“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151）
但是，莱维坚持教育和文化对于人自我优化的意义，“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快乐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156）莱维对大屠杀的见证便是这样一种既令他振奋又给他带来痛苦的文化行为。见证者的付出和期待往往与他从读者那里得到的理解和体会并不一致，莱维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直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作为“幸存者”，也作为“人”来作见证的权利和责任。
莱维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他的大屠杀记忆，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大屠杀作家”。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不需要“大屠杀”、“意大利”、“犹太”这类附带词的作家。除了大屠杀记忆之外，他还创作了诗歌、散文、科技小说和一部关于二战中犹太人战士的小说。他虽然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调行事，但还是接受过数百次的采访。他的大屠杀证词不只是“作见证”，而且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这是一种对后人富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它虽然受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却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极权主义的统治后，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及其可经受考验的程度，应该有新的认识。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在莱维那里看到一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致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是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但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在这个伦理价值中，平凡美德不是要抛弃诸如英雄主义、勇气、力量这样的传统“英雄”美德，而是要赋予它们在极权处境下或后极权时代的特殊含义。这与波比欧（Norberto Bobbio）所说的“弱势美德”颇为相似。与弱势美德相对的是“强势美德”，强势美德常与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则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弱势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但这不是弱势美德的错，弱势美德本身就是极端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2012年10月5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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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括号内的数字为本书出处页码，全文同此。——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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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imo Levi, <em>Survival in Auschwitz</e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93,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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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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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ie Wiesel,“Art and Holocaust”.<em>New York Times</em> (11 June, 1989),pp.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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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ynthia Ozick,“Primo Levi’s Suicide Note”,in Cynthia Ozick, <em>Metaphor and Memory: Essays</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t, 1989,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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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imo Levi, <em>The Periodic Table</em>.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5, 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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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S. Gordon, <em>Primo Levi’s Ordinary Virtue: From Testimony to Ethics</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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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by Stanislao G. Pugliese,“Trauma/Transgression/Testimony”,in Stanislao G. Pugliese, ed.,<em>The Legacy of Primo Levi</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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