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这次采访的回报，休斯必须要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赞美一下这位上海最有权势的黑帮慈善大亨。跟她一起参加会面的还有艾梅·米利肯。米利肯心地善良，经常祈祷杜月笙“某一天能够见到上帝的光明，变成一个受上帝驱使的人”。陪伴她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做事干净利索的名叫王贵松的年轻人。王贵松是“一位很受杜月笙信任的社会工作者，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座农业示范中心和8所孤儿院都交给他管理”。他们事先规定，休斯只能问三个事先定好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与鸦片有关的任何事。
休斯女士、艾梅和贵松一起被带到了法租界爱德华七世路143号一座规模不大、造型优雅的红色砖结构房子。入口处镶着4个金色大字：中汇银行。他们被引领着乘坐似乎装有防弹钢板的电梯来到二楼，驾驶电梯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黑帮帮会成员，他按了一下一个隐蔽的按钮，一堵灰绿色的墙壁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出现在休斯面前的是“两个我见过的最凶悍的人，他们身材高大，浑身腱子肉，面色凶狠，口袋鼓鼓的。在左边俯身检查我们的那个人则是个‘独眼龙’”。整个情景显得非常怪异，休斯一上午都不断地受到惊吓，此时的她却突然想放声大笑。不过看到她的两个同伴都吓得面无血色，她最终没有笑出来。
他们被带到一间很大的会客厅，里面摆着扶手椅、盆栽的棕榈树和几套茶几。一群穿着体面的中国商人正坐在屋角聊天，而其他12名围着房间站着的人显然是枪手和保镖。
这时候在场的一个人突然站直身体，眼睛紧盯着休斯身后的那扇门，恭敬地喊道：“杜月笙先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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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大家一起盯着正在走来的那个人……这个人形容枯槁、双肩消瘦、手臂前后摇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有脏点的蓝色长袍，双脚穿着一双不太干净的旧便鞋。他的脑袋很长，像个鸡蛋，头发剪得很短，前额高耸，没有下巴，耳朵却是很大，像两只蝙蝠耳朵。冷冰冰的双唇中露出一口黄板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模样……他一边拖着步子往前走，一边无精打采地转动着脑袋往左右观看，似乎是在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
我们被引荐给他。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暗淡呆滞，眼珠乌黑，好像没有瞳孔一般——那是一双如同一潭死水般无法看透的眼睛……我不禁有些瑟瑟发抖。
他把一只软弱冰冷的手伸了过来。那是一只枯瘦如柴的大手，手上的指甲有两英寸长，颜色棕黄，一看就是抽鸦片熏的。
杜先生表示，我们能来到访，他感到很荣幸。我说，感到荣幸的应该是我们才对，然后我们便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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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跟杜月笙只有15分钟的谈话时间，休斯便斗胆直奔主题，贵松则担任他们的翻译。她指出，虽然她有很多关于中国重建方面的问题想问，并且她也知道杜先生在这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另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报道价值。正如杜先生知道的那样，她已经在日内瓦的禁烟情报局工作了7年，因此禁不住想问一下他对中国禁烟局势的权威看法。
杜月笙皱了一下眉头，挨个看了他们一遍，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他仍然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他不过是蒋委员长禁烟委员会里的一个普通公务人员，并不是什么权威。作为该委员会的总监察，蒋委员长是唯一的权威。杜月笙总结了一下政府的策略：实行宽严适度的垄断制度，每个吸毒者都要正式登记注册，配额供应，鸦片只能卖给那些持有政府发放的“鸦片配给证明”的人。这称得上是最好的控制手段。印度的鸦片垄断足以证明，鸦片贸易能够得到充分规范，以满足国家利益最大化。
休斯争辩道：“印度处于那些自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只把鸦片卖给本地人和当地的中国人。白种人不允许注册登记吸食鸦片。在他们眼里，他们是在向低劣民族出售毒药。”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垄断处于官员们的控制之中，这意味着把毒害自己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中国的事情无法跟印度相提并论，并且印度的鸦片垄断实行起来就像消费税征收局一样，毫不遮掩，鸦片税收占到全国年度总收入的23%。政府并没有假装只是在短时期内实行这种垄断，而蒋介石却早已宣布在中国设定一个时限。如果这其中的收入巨大，那么谁能保证鸦片垄断不会无限期地实行下去呢？她指出，被授权印制和发行货币的4家银行中的一个，即中国农民银行，全靠着鸦片收入的资金和蒋介石的支持存活下去，人们怎么会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呢？
杜月笙两眼好奇地打量着她。很显然，看到她如此毫无顾忌地揭穿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掩盖的一个事实，杜月笙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很有趣。他问休斯，她们在日内瓦是否也谈论过此事。休斯回答说，中国农民银行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目前似乎还没有透露到国外。
听完此言，杜月笙便开始为委员长辩护。杜月笙说，蒋委员长曾经很认真地试图动用军方力量根除鸦片生产，结果却遭到“贫苦农民”的武装抵抗，他们“担心挨饿”，所以才会保护自己种植的珍贵作物。蒋委员长最终接受“劝告”，采取垄断的方式逐步减少鸦片产量，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杜月笙坚持认为，蒋委员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指出，可以肯定杜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贫苦农民一辈子挣的钱也买不来一挺机关枪。据我所知，武装抵抗发生在富有的地主们农场的外围地区。这些人武装并训练他们手下的雇农。”
杜月笙只是披露了一些关于他是如何用威吓手段迫使蒋介石与青帮平分鸦片垄断的情况。这种事从杜月笙口中说出来可谓是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也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实际上，杜月笙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采访，更不用说面对的是一位头脑灵活又熟悉情况的年轻欧洲女士了。通常情况下，他一直避免与任何调查人员接触，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盘问。他虽然表现笨拙，并且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接受了此次采访，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试图洗白自己的公众形象。
休斯意识到自己正在占据主动地位，便继续发动进攻。她肯定了中国在鸦片垄断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的鸦片垄断组织比政府实行的任何其他的制度都要好，因为出钱资助并负责销售的是上海滩能力最强的那些大商人——银行家和鸦片商。这话略带奉承之词，却又另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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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欣赏鸦片商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精力用在组织中国的丝绸、茶叶、锡、钨、桐油出口上面。那样做也许会看起来更爱国一些。我对他们配合蒋介石的禁烟计划持怀疑态度，并且蒋介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能力强迫他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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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停顿了一下，拿起一把金色的小茶壶，对着壶嘴喝了几口茶。茶壶盖用一条小金链子紧紧拴在壶身上，壶嘴又细又弯，壶嘴塞不进去任何东西。休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担心有人下毒才会用这样的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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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当初委员长任命这位“鸦片沙皇”担任上海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一片哗然！听了这话，杜月笙的脸色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这使他显得有了一点儿人情味。他本人也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接着说道，关于蒋介石的禁烟运动，一些人持悲观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走走过场。他的第一个财务报告被日内瓦的专家们撕得粉碎。专家们把中国吸毒者的数量乘以他们每天的鸦片配额，再乘以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最后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鸦片收入是政府公布数字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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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反驳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蒋介石说得没错，他确实只拿到了2 000万元。因为蒋介石本人并不直接经营或控制鸦片交易，控制鸦片生产、采购、储存、运输、提炼、包装和分配一条龙服务的是鸦片商。营业总收入都到了鸦片商的手里，他们会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比例拿出一笔钱交给蒋介石禁烟局的检查员。
这是另一个经过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的秘密情况，休斯再次被这种婉转的招认惊得目瞪口呆。她匆忙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继续往下说。她告诉杜月笙，相比鸦片而言，她更担心的是吗啡和海洛因的问题。日本人控制了满洲里的鸦片种植区后，通过把大量的吗啡和海洛因运往内地，对中国进行肆意破坏。在不归中国政府管辖的外国租界里，中外商人都能够自由进行毒品交易，却不用担心受到惩处。蒋介石禁烟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取消一些鸦片吸食者的配额后，逼得他们不得不改吸价格更高的吗啡和海洛因。说到这里她就停了下来，没有暗示这正是蒋介石和杜月笙实行禁烟运动的用意所在。
看到有机会把皮球踢给日本人，杜月笙一下子活跃起来，他承认日本人的毒品交易确实很猖狂，已经把魔爪伸到了中国内陆地区。鸦片的危害确实更小一些，他认为日本人正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走私运动。整车整车、整船整船的各种各样的违禁品在日军的重兵保护之下，一分关税也不用交就进入中国，席卷了全国各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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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我发现海关最近查获了两批毒品。杜先生能否跟我解释一下这些毒品是如何处理的呢？我转过身来看了看他的脸，看到他的双眼似乎正在喷出怒火。我点中了他的要害。他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此时充满了活力——眼神睿智、热情而又带着一丝凶残，看上去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正的决斗开始了，我一点儿也没有退缩。那双眼里的火光此时又黯淡了下去，他转过去对着贵松继续打官腔：那两批毒品已经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销毁了。他很吃惊我竟然没有看到焚烧现场的那些照片，这事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曾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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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抗议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根据最新的规定，上海查获的毒品都要交到杜月笙控制下的禁烟委员会，杜月笙又是怎样处理这些毒品的呢？
杜月笙回答说他把这些毒品都运到了南京，交给国民政府销毁了。
休斯虚晃一枪，她承认，这种说法也许能够安抚国际联盟，但杜先生本人一定非常清楚实情并非如此。被查获并交到杜月笙手里的所有鸦片全都重新流入了地下市场。
休斯厉声说道：“这么做显然比鸦片垄断更可恶。”
杜月笙握紧拳头猛砸到桌子上，桌上的茶杯都被震得“叮当”作响。满屋子的保镖都伸长了脖子，从盆栽的棕榈树后面向这边张望。
他大声吼道：“我抗议。你在撒谎！所有的鸦片都被销毁了，政府只留了一小部分作为紧急储备之用。”
“紧急储备！”休斯也喊了起来，“如果打起仗来，伤员们根本一丁点儿吗啡也得不到。”
没等杜月笙再次发火，有人提醒休斯时间到了。采访就此结束，双方礼貌地互道“打扰”，然后便起身告别。休斯就自己与杜月笙谈了这么多关于鸦片的话题向他“表示歉意”，并提议下次可以专门来聊聊他的那些公益活动。杜月笙一边陪着她们往电梯口走，一边愉快地交谈，并许诺他会考虑一下休斯的提议。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杜月笙已经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海洛因生产方面。因此，中国民众只是不停地抗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贩运海洛因。休斯本人也谈到，“日本人正在往中国肆无忌惮地大量输入海洛因”。在蒋介石掌权的年月里，政府不断谴责的是那些往中国走私白粉的人，而不是那些控制大部分的鸦片生产，并把越来越多的鸦片用来生产海洛因的人。日本人运来的海洛因数量很大，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海洛因数量更大，并且随着海洛因流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中国的海洛因产量变得越来越大了。在1937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国的毒品问题，蒋介石夫人做了如下夸大的官方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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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看，日本人的行为是多么可怕，多么令人作呕。日本人及其爪牙向中国大肆贩运鸦片和其他毒品，主要目的是为了腐蚀中国人，使其身体衰弱，不能保家卫国，同时让他们精神堕落，从而可以轻松地用毒品收买和贿赂他们，使他们为了满足毒瘾而在必要的时候成为供日本人驱使的间谍。
日本人在这方面可谓是用尽了脑筋，我们在中国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这样的间谍，主人们给他们提供毒品，他们则为主人们效力……
如果说人类曾经遭遇过某种可怕的罪行的话，那么现在面对的事情就是如此。日本人纠集一些所谓的“自由公民”举行游行示威，支持他们所谓的计划时，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正常人的游行，而是一群吸毒成瘾、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可怜虫的游行。不过，日内瓦明白这种悲剧性的卑鄙行径，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也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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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早已成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心，对茶叶和丝绸贸易来说如此，对海洛因贸易来说也是如此。正如美龄在上述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全世界7/8的海洛因产自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连美国政府都明白，大量的海洛因正在通过外交渠道从中国流入美国。杜月笙与他的同僚们保持联系的方法之一就是给他们安排保镖，在出国访问的时候也陪着他们。多年来担任宋子文保镖的是“汤米”唐（唐海安），他成了宋子文的保镖兼司机，宋子文出国访问他也一直跟着。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记载，每当有中国政府官员出访美国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都会小心翼翼地给国务院去信，提前沟通，以确保海关遵守“通常的外交豁免权”，不会检查他们的行李物品，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的做法。宋子文的行李都是唐海安亲自办理手续。根据麻醉药品管理局的记录，唐海安是“幸运儿”查理·卢西亚诺掌控的犯罪集团进行海洛因交易的主要牵线人。中国海洛因通过唐海安和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潮州帮老大王遂走私到旧金山。唐海安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上海海关关长，这为他走私毒品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掩护。当时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道这样写道：“唐海安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负责向美国准备和运输货物。”
此外，他们还通过邮政系统运送毒品。中国邮政总局一位姓王的局长就是杜月笙的助手之一。王局长定期与美国西海岸的贩毒大亨们单独会晤，1934年还与这些人一起在旧金山参加了一次高峰会议。
有一次，美国禁毒局的官员偶然查获了一艘轮船，他们在船上查获了一批毒品，一盒盒5盎司装的海洛因盒子上盖着中国禁烟局的印章，这证明了中国禁烟局只不过是中国从事国际海洛因交易的一个幌子。美国海洛因问题变得如此之严重，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末，很多中国官员受到起诉。不过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被免于判罪。1937年，美国财政部麻醉药品管理局的探员们查获了纽约协胜堂的贩毒集团，该堂堂主被打入大牢。
在日本人往中国贩运毒品这件事上，美龄显然是受骗了。她这种可以轻易被蒙骗的个性可以从杜月笙准备效仿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件事上看得出来。1936年，杜月笙也想加入基督教，美龄对此感到很高兴，心情非常振奋。杜月笙俨然已经成了宋氏家族的成员，他在监理会牧师那里接受“宗教启示”，定期到西爱咸斯路那栋房子里参加祈祷聚会和读经班。当他准备好“带上十字架”时，便去宋查理的那座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关于教堂当即被雷电击中或洗礼用的水突然变绿之类的传闻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据说在杜月笙受洗的数周之后，美龄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杜月笙正在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之后，上海发生绑架事件的数量明显减少。”她的言论毫无疑问成了整个法租界的一个笑料。
[1] 金新月地区位于西南亚，从土耳其东部，经伊朗、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带，因其形状好像一弯新月，故称“金新月”。金新月地区最大的毒品产地是阿富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