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财富》杂志却说这种统一征税制度受到了中国商人的广泛欢迎。卢斯写道（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实际上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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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鼓励贸易而受到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他取消了厘金制度，一种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收税的税务制度，它不但妨碍并延迟了货物运输，而且由于要对官员进行贿赂，或者受到不当估价，商人们要额外缴纳数目不详的费用。商人们明白，厘金税以前在政府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对宋子文做出的牺牲很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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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还赞扬了子文在征收盐税方面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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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税……总是带有勒索的味道。宋子文决定不再继续受人蒙骗，他打起灯笼四处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人选就在眼前，他除了有三位名声显赫的姐妹之外，还有两位不太为外人知道的弟弟。他选了年龄最小的弟弟子安来管理盐税事务。子文事先充分考虑到了子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对付偷税漏税者、如何对付那些抢劫运送税款的驴队的土匪等。因此，他组织了一支人们称之为“宋家旅”的军队，这支盐税征收军的旅长显然也有了合适的人选，因为子文有个漂亮的妻子，他妻子有一个弟弟，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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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承认这一系列任命有点儿任人唯亲的味道，但还是根据发表的需要为此做了辩护。他曾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对助手说：“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公开宣传中，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关于宋氏家族的问题。他们……是中国奉行亲美政策的主要力量。因此，跟他们搞不好关系，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在那些粗心大意的美国读者眼里，这种夸大其词的赞美让他们觉得子文似乎成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1933年5月16日晚，美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收听了子文本人在伦敦发表的演说，《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对他这次演说的主题做了报道。他这次讲话的切入点为他今后10年的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因为他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夸得天花乱坠。他的观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政客、将军和传教士们）都愿意把美国当成中国人的救世主、天然的盟友以及两情相悦的“情人”。这种厚着脸皮的巴结逢迎，再加上卢斯预谋已久的宣传攻势，将使得美国人打开钱包，把大把的钱倾倒给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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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说道：“在美国革命后的数年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结果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大萧条。随后，这种经济萧条情况突然转变了，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因为美国商人在中国拓展了贸易。”
“美国一些最显赫的家族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无论是罗斯福这一支还是德拉诺家族那一支的人，在两国早期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数百万美元的金钱可以在不用任何书面担保的情况下进行交接。这是一种互尊互信的极佳范例。”
“美国没有用枪逼着我们硬买下那些商品，我们是因为真心需要才自愿购买的。起初我们简直不太相信还有这种好事，但慢慢地我们便明白了，我们正在跟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民族打交道，这个民族正努力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新的贸易。”
“各位知道中国议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毕业于美国的各所大学吗？我本人就忝列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名录中。”
“我本人的直系亲属里，我妹妹蒋介石夫人是在威尔斯利学院上的学。我的两个姐姐，孙逸仙的夫人和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都是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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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子文在美国开始了戏剧性的“求爱”之旅。此后宋氏家族的成员将奔走在美国人的鞍前马后，在巴结奉承、小心侍候之外，还要充当他们的买办。宋家人将负责制定各种规则，帮美国人拎拎钱袋、记记账目，此外还要负责分辨哪些是他们的对手，哪些是来捣蛋的。美国人只需要负责给钱就行了。而美国人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自认为道德高尚的感觉而已。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一般。1933年8月，在从华盛顿返回中国之前，子文与美国农业局成功谈妥了一笔价值5 000万美元的贷款，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交付中国。这些商品将刺激中国面粉行业的发展，而宋家恰巧是其中的主要投资商。
这一成功之举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但子文低估了与其敌对的日本企业对英国和美国金融家们的影响力。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子文提出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但摩根家族、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机构慢慢地不再理会他的这个计划。美国金融界人士非常担心触怒好斗的日本人。
子文回国后，日本媒体加强了反对他的宣传攻势。日本外交官不断给蒋介石和孔祥熙传话，警告他们必须将子文从政府解职。
比这一切更令子文震惊的是，在他出国的这三个月中，蒋介石又在计划之外从上海的几家银行里挪用了6 000万元的资金。这些钱很显然都被委员长用在了最近一次发动的“剿共行动”上。这个洞又需要子文来给他补了。
1933年10月25日，为了偿还这笔钱，子文与蒋介石商量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随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为最近发动的这次“剿共行动”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成功。但这一次，他把责任归结到了子文的头上。蒋介石火气越来越大，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他指出，如果子文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次行动就会成功。当子文为自己辩护时，蒋介石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件事虽然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出面证实，但人们都认为确有其事。）
子文捂着火辣辣的脸离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随后便递交了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辞呈。对于他这次突然隐退，官方媒体的说法是由于“健康原因”。
会见媒体的时候，子文对关于他得了“远东病”一事自嘲了一番。私下里，他自己也承认：“当财政部部长跟做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子文脸上挨了蒋介石一巴掌这件事还真的要怪孔祥熙。不过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
1933年10月29日，这位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直系后裔取代了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不过没人指望他能干出点实事来。孔祥熙当时已经52岁，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变。他确实也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但结果只能让情况倒退。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成了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也就是一枚橡皮印章。孔祥熙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再加上还要不时讨好一下自己的老婆宋霭龄，结果把子文为中国经济建立一个独立金融基础的所有努力都破坏殆尽了。从孔祥熙上台到“二战”结束为止，人民的生活费提高了2 500%，孔祥熙于1935年新发行的中国纸币（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张。从报纸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拎着好几篮子的钱到市场上去买几个鸡蛋。
埃德加·斯诺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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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很显然更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没有公开反对他的意见。但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他的能力跟12岁的孩子差不多，”英格兰银行驻中国代表西里尔·罗格斯有一次满怀厌恶地对我说，“如果我把他有关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拿回国去放给别人听，那就再也不会有谁拿蒋介石的政府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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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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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浑身圆胖，面色柔和，下巴松弛，有点下垂……这是漫画家们最爱的形象……他为人友好，不喜欢吵架或惹事，别人一个微笑或者跟他诉诉苦，都能哄着他去给人家办事。那些百折不挠的美国推销员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客户。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那些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可爱，便称呼他为“孔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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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普遍认为，孔祥熙是典型的中国做派，相比而言，子文则已是完全西方化了，其直率的态度和简洁的语言风格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新共和》杂志记录了子文当财政部部长时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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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的员工们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不能安排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在午饭时间离开办公室去赴约……那些中国员工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避免挨批受辱：每天上午他们在办公室闲聊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个人到外面放哨，看子文的专车来了就赶快通知。这样，等子文进入办公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埋头统计数字，忙得连抬头跟他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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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下属基本都是宋氏家族的亲友和门客。正如王裕震所说的那样，孔祥熙是“中国政坛上的温和派，他试图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带一丝口音。孔祥熙则更喜欢按照中国的套路行事，喜欢说汉语，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子文像纽约金融大亨那样领导着财政部，这让他受到西方人的欢迎，但也因此在南京树立了很多敌人。性情随和、品性善良而又极富耐心的孔祥熙则完全不同，不管自己的做法多么轻率，只要能暂时解决财政上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会高兴地使用手里握着的那一大把橡皮图章。有关他的趣事还有很多，在此再举一个庆龄给他起诨名的例子就行了：当庆龄听说孔祥熙自称是孔夫子的直系后裔时，从此以后便干脆直接喊他“圣人”。
截至1927年，孔祥熙主要是充当宋氏家族的中间人，在蒋介石和北洋军阀（尤其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牵线搭桥。他在与他们达成一项财政交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使得两人倒向了蒋介石的一边，并把北京拱手让给了他。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宣布就职后，作为奖励，孔祥熙被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他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工作到1932年。在这段时期，他对发展强大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可以用纺织行业面临的一个困境来加以说明。《中国杂志》对此做了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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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河口，一担优质棉花价值20美元，那里的军阀征收不少于16美元的税。由于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人可以不用缴纳这笔税款。因此，他们不但可以从内地购买棉花供自己设在中国的工厂使用，还可以把购来的棉花卖给中国工厂。这样一来，日本人不仅能够把棉花出售给中国工厂来获得可观的利润，自己的工厂还可以享受低价的原材料。如果中国工厂使用进口棉花，必须缴纳14—15美元不等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棉纱之后，中国工厂还要为每捆棉纱再缴纳8.5—11.63美元不等的货物税。如此一来，中国工厂的每件棉纱的成本要比日本工厂高出22—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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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中国商家急需政府保护其免受日本企业的恶性竞争，并减轻其税收和关税负担。孔祥熙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对此事置之不理。子文同美国谈好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贷款5 000万美元的交易，可以说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制造商终于有一个公正的机会与日本企业搏一搏了。就在此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插了一脚，他取消了日本企业的关税，本国同胞们宝贵的成果全都泡汤了。
1932年春，孔祥熙被任命为特使，负责考察西方工业组织，“目的是促使中国工业实现现代化”。他计划出国一趟，到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
陪他一起出国的还有孔夫人和时年15岁的孔令侃。这是霭龄自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重返美国。由于蒋介石的宣传部门没有把宋家这块抹布洗干净，上海这边关于蒋家、宋家和孔家的很多肮脏的流言都已经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很显然，霭龄发现她贪财的名声已经先她而至。她想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看看，但又很担心当着老同学的面出丑。
据在此次访问中见过霭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一名杂志编辑尤尼斯·汤普森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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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孔夫人留下了真实的女性烦恼的泪水，我亲自取来氨水精油来使她镇定下来……她很担心，即便在离开这里之前的最后一刻受到可能面临的指责，她也无法接受。不过我们向她保证，绝不大肆张扬此事，那些知道她需要安静和私人空间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也很配合。我们只通知了她的同班同学，这些人从全美各地来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跟她会面。整整两天的时间里，她见到的全是自己熟悉的面孔，终于可以暂时把国家大事的负担从身上卸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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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龄对“这片熟悉的土地和那些自己喜爱的熟悉的面孔”感触很深，于是设立了一笔一万美元的奖学金，以纪念她在校时的院长杜邦·盖里。
孔氏夫妇随后乘船去了欧洲，进行这次出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参观德国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孔祥熙从德国购买了价值2 5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当时很时髦，他的妹夫又是其头号拥护者，于是孔祥熙决定去拜会贝尼托·墨索里尼。
霭龄先行一步来到威尼斯，墨索里尼派来的欢迎团乘坐一艘饰满鲜花的汽艇前来迎接。霭龄故作姿态地说道：“你们真是太好了。不过让你们劳师动众，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孔祥熙抵达后，同意大利人达成了一笔交易：中国仍欠意大利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的钱，将用来购买“菲亚特”战斗机。墨索里尼让他那相貌英俊、皮肤黝黑的女婿，驻华大使齐亚诺伯爵负责具体办理此事。意大利人对处于婴儿期的中国空军的资助进一步扩大，准备在洛阳建一所飞行员培训学校，在南昌成立一家“菲亚特”飞机组装厂。
孔祥熙在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如此“成功”并不足为怪。当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才刚刚建立，急需合适的右派势力来购买其武器装备。当时意大利是头号法西斯国家。与业已成名的墨索里尼相比，身穿不合体的服装、脚穿破底皮鞋访问意大利的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新手。当时墨索里尼已经把罗马的大街小巷整饬一新，所有的贫民窟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使这座古老的都城恢复了古典的开放和壮观面貌。
宋子文一直在劝说蒋介石忘掉共产党，保卫中国免受日本人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鼓励蒋介石亲近日本，“剿灭”共产党。意大利和德国都在急着寻找盟友，而中国的地位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她与苏联的东部边境接壤。局势很明显，如果苏联忙于东部边境的事务，那么她对西方的威胁就会减少一些。委员长对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警察体制也越来越迷恋。最终他派自己的小儿子纬国去德国接受纳粹教育，这也许是为了弥补其长子背叛他而留下来的遗憾。纬国后来在德国第九十八步兵团担任少尉，在回国之前还曾于1938年参加过入侵奥地利的军事行动。
孔氏夫妇结束欧洲之旅动身回国之时，打子文耳光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宋氏家族历史上颇有教训意味的一个时刻：家族内部不同成员间发生了利益冲突，从而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非常重要。1933年4月，孔祥熙恰好在子文动身去欧洲和美国之后返回中国。如此一来，孔祥熙这只金融界的老鼠就可以趁着宋子文这只老猫不在家的机会随便玩了。
子文一直竭力让蒋介石紧缩反共方面的预算。但是，子文一离开，蒋介石便狡猾地任命孔祥熙担任中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命令他多印钞票。4个月之后，子文从美国返回，发现蒋介石已经比预算超支了6 000万元用在他最近的一次“剿共行动”上。让妹夫蒋介石得逞的正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家庭成员之间斗智斗勇，其中一位利用另一位来战胜了第三位。子文对孔祥熙的行为非常恼火，对蒋介石的表里不一也气愤不已，他急匆匆地去面见委员长。正是这次见面引发了最终的争吵，最后蒋介石扇了子文一记耳光。随后子文辞职了，孔祥熙取代他的位置担任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不过，孔祥熙为此要负多大的责任呢？他仅仅是做错了事，是一个被蒋介石利用（也被霭龄利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好心的傻瓜，还是事先已经知道他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一点Long Bar酒吧里的那些人从来没有得出定论，就连端纳也不能确定。“他的话一文不值，”端纳在1928年被孔祥熙骗过一次之后，在信中向一位朋友抱怨说，“他没有坏心，但请上帝让我们离这样的好心人远一些吧！”
如果说孔祥熙是个傻瓜的话，那他也是像狍子的那种“傻”。
接过子文的职务对孔祥熙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晋升。不过令人头疼的事情也接踵而来，要不是他，一般人还真的顶不住。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宣布就职。他在就职仪式上以财政部部长的身份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全国人民自愿为反共运动捐款，并直言不讳地宣称“剿共”运动的成功比平衡国家预算更重要。这些话是他为破坏子文苦心孤诣5年建立起来的财政紧缩制度而打出的第一记重拳。
12月16日，孔祥熙把香烟税提高了50%，上海有12家卷烟厂应声倒闭。
像子文之前所做的一样，在筹措经费方面，孔祥熙也主要依靠发行债券，条件也与子文当初提供的一样具有吸引力。到1934年中，上海各家银行超过1/3的收入都与政府绑在了一起。这给农村和工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本该用于向工业和农业提供贷款的资金却通过债券流到了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手里。实在是没有比购买孔祥熙的债券赚钱更有吸引力的事了。国内银行用白银来购买债券，这些银子通过国内金融市场，沿着长江运送到乌烟瘴气的金融港上海。有两年的时间，各家银行把自己的银行储备都用来购买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可谓兴盛一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则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
银行家们短时间内拥有的这片伊甸园不过是傻瓜的天堂。一段时期以来，世界其他地方一直处于大萧条之中，现在这条大蛇已经慢慢侵入了上海。1933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同时为了满足受经济下滑冲击的西部以矿产为主的几个州的需求，美国财政部开始用白银作为国库储备。国会给白银的定价是每盎司[5]50美分。对上海的金融家们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他们不购买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而是把他们手中的白银出售到美国，就可以赚取10%的纯利润。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的白银快速流向美国，债券销售陷入停顿。白银外流造成中国金融市场紧缩，银行贷款利率急剧增加，这些确实给赤字财政带来了威胁，现在南京国民政府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孔祥熙茫然不知所措。他能想到的阻止中国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实行禁运。这位财政部部长宣布：“在接到下一次通知之前，严禁进行外汇交易。”没人理会政府的禁运政策，于是政府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政策。如果堵不住白银外流的口子，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一项声明：“鉴于白银价格涨幅已与一般商品价格很不相称，为了保护中国经济利益，维持中国货币稳定，现决定自10月15日起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这项声明决定对白银征收10%的关税。虽然还有不少人进行走私，以避开关税，但大部分交税的人在纳税之后，其白银价格已经与英美市场上基本一致。如此一来，白银外流停止了，但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经流失了一半，并且孔祥熙的禁运政策也让中国货币贬值了近20%。
面对急剧缩减的政府债券市场，急需资金的孔祥熙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央银行。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规定银行在政府债券投资方面不能超过1 300万美元的最高限额。1934年，孔祥熙把这个数额增加到了1.73亿美元。孔祥熙用政府银行里的钱购买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并给政府发放贷款。如此一来，蒋介石的金库又充实了起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财政乱伦。
孔祥熙给白银贸易施加的10%的关税壁垒导致白银贸易中断，但投机者们把目标转向了其他贵金属，于是黄金价格便跳空暴涨。作为中国黄金专卖机构，中央银行在新兴起的黄金市场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他还免除了银行的白银出口税，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单独向海外市场出售大宗白银，从而获得不菲的利润。即便如此，单凭中央银行一家也无力把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支撑下去。
于是，政府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破产，并找寻一条出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使整个银行界臣服在它的脚下。尽管很不情愿，但蒋介石还是意识到他现在还需要那位中国金融界第一奇才的帮助。他咬紧那副不太合适的假牙，派人请来了宋子文。两人都是姻亲，表面上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冷冰冰的、直截了当的事务安排。
子文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之后，他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基地迁到香港或纽约，把精力都用到商业上面，做个全球闻名的大富翁。然而，现在的子文还年轻，充满爱国思想，他的心还是跟中国际联盟系在一起。他曾努力在古老的中国推进革命，并对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虽然时间很短）一直念念不忘。
子文一直在上海经营一家他称之为“中孚公司”的私营企业。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吸引外国人向中国的工商业进行投资。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债券市场，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把人造纤维、化肥、造纸、橡胶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引进中国。
蒋介石手里有权，但兜里没钱。子文知道怎样能把口袋装满，不过他现在已经受不了蒋介石那一套。他们最终达成如下协议：孔祥熙继续做财政部部长，受蒋介石指挥，并做他们俩的中间人。子文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不过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的话可以找他一起商量。跟以前一样，担任数家银行董事并将其他多家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杜月笙在幕后支持这三位姻亲兄弟。他们将一起合作，一次性把上海所有的银行理顺，实现国有化，届时子文将掌控所有国有银行。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有能力抗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政策，限制蒋介石在财政上的过火行为。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上海银行事变”,在这场阴谋中唱黑脸的是孔祥熙，不过他早就被上海的私人银行家们看作一个恶棍了。子文则仍然待在幕后，给孔祥熙提供指导。
1935年5月，政府首先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要把1/4的资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并且这些债券和有价证券将由中央银行代为“托管”。这种做法与委员长派军队直接去抢这些银行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新的《中央银行法》，而是有选择性地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以实施。
由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大亨组成的上海银行家协会控制着中国将近3/4的银行资产，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两家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和差不多是由蒋介石私人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们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切，其中看得最明白的是大富豪张嘉璈。张嘉璈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控制着上海的另一家大型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加起来的规模是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三倍，控制着全中国所有银行近1/3的资金。这位特立独行的银行家现在也到处在讲宋子文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方面花费的钱财太多了，并且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一分钱也不值。
为了使自己投入大半辈子精力的银行保持独立，张嘉璈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作为反击，他抛出了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而在此时，孔祥熙正在向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投资者们兜售价值4 000万元的债券，张嘉璈的这一举动对他形成了干扰，必须让这个爱找麻烦的张嘉璈滚蛋。
这一次，孔祥熙非常小心地采取行动。如果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任，那么即便是政府把它们接管过来也于事无补。1935年2月28日，在一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委员长坚持要求采取行动。
孔祥熙随后立即对这两家银行发动了一场流言攻势。孔祥熙跟那些心怀不满的商人们逐一谈话，每次都含沙射影地指出，目前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大银行家们造成的。商人贷不到款，资金缺乏，利息惊人，原因正在于此。他和霭龄拿出自己的钱来大方地款待那些容易受骗的上海实业家，挑拨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杜月笙也出面帮腔。
那年2月，银行界大亨杜月笙组织上海商界领袖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杜月笙和孔祥熙都承诺，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合并成一个银行财团，中国的商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府也就可以轻松地发放低利率的贷款。一切都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些看起来都是他们俩的个人设想。很多银行家都被这些会议的论调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毫无征兆也没有提醒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似是而非地对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他指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增加这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便向商人们提供更多的贷款来应对目前的经济萧条。然而，等到接管交接完毕，孔祥熙便“忘记了”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的事。
作为参与本次事变的奖励，宋子文取代了张嘉璈的位置，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宋子文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告诉媒体，政府夺取这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协调政策之需要”。张嘉璈被挪到了中国中央银行排名第二的助理经理的位子上，直接归孔祥熙管理。他跑去找蒋介石求情，这位曾经坚决抵制北洋军阀的银行家败在了“宁波拿破仑”的手下。他跟蒋介石说自己身体非常“虚弱”，无力接受政府在中央银行给他的任命。这样，整个接管宣布大功告成。（张嘉璈最终去了洛杉矶，在洛约拉学院任教。）
随后，孔祥熙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与这两家银行的董事们办理了交接手续。193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和杜月笙当选银行董事。在这次接管之后交通银行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宋子良又上了董事会的名单。此外，子文和子良在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继3月的行动之后，6月又有三家重要的上海商业银行被巧妙地接管。几乎在突然之间，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这三家银行发现自己的信誉已经“垮台”，他们已经无力兑付现金。政府强迫这几家银行的经理辞职。这三家银行都被置于孔祥熙掌管的实业银行（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宋子良、宋子安和宋子文）的监管之下。杜月笙则当选为通商银行董事会的新主席。
南京国民政府还取得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控制权，宋子文被提名进入该银行董事会。据传“遇到资金困难”的广东银行也得到子文“出手相助”，待到该银行再次对外开放时，子文变成了其董事会主席，宋子安担任总经理，宋子良则担任中国农工银行的新任总经理。随着广东省的各家银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宋子良被人提名为广东银行和广东银行的总经理。随着一家又一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公司落入到这个家族手中，这份名单也越来越长了。
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占据的肥缺绝不止这些。年龄最小的子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除了银行里的职务之外，他还掌管着食盐专卖局，他手下的三万盐务警察由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弟弟负责。范德堡大学毕业的宋子良在孔祥熙的实业银行担任总经理。同时子良还担任黄浦港务局局长，管理青帮把持的上海港。码头附近的一切事务都归杜月笙的手下顾竹轩负责。在中国沿海地区，即便是最丧心病狂的暴徒听到他的名字也会感到心惊肉跳。蒋委员长手下有一位名叫顾祝同的干将，后来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因皖南事变而为中国人所不齿，顾竹轩正是此人的哥哥，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此事的人就更少了。
子文似乎对自己担任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一职非常满意，现在他的手中掌管着股票、债券和国际贷款等大权，这一切慢慢变成了他新的专业特长。他可谓是如鱼得水，为中国工商业引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硬通货投资，并小心翼翼地扩大自己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门股票上的投资。据说，除了其他公司的股票之外，他个人还拥有大量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的股票。现在的宋子文很明智地避开各种政治活动，只在幕后操纵事情的发展。在公开场合，他支持孔祥熙的各种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快速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与蒋介石及宋氏家族另一支派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
接下来，孔祥熙按部就班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一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白银价格波动，中国经济遭受了损失，于是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取消银本位，把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简称法币。不过，稍微动一下脑筋我们便不难看出，孔祥熙只不过是在用纸币兑换白银。白银的数量他控制不了，而纸币就简单了，他只要加快开动印钞机就行了。根据1935年11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所有银行和个人手中的白银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完毕。4家银行被授权发行新的纸币，它们分别是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按照计划，整个兑换过程将由货币储备局进行监督。货币储备局将准备足够的白银储备，以防预期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和那位杰出的慈善家及人道主义者杜月笙等受人尊敬的银行家都在该局任职。
当孔祥熙再次发现自己的金库面临赤字时，他没能抵抗得住诱惑，开始滥发纸币。1935—1937年，流通的法币数量从4.53亿元猛增到14.77亿元，其中只有大约一半的货币有白银作支撑，剩余的5亿多元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而印刷的毫无价值的废纸。1935年之后再没有相关的准确数字，因为在那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和支出情况。后来出现的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全都怪到孔祥熙头上，但他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利用孔祥熙的经济政策及其操纵的通货膨胀大发横财。中国的各家银行现在已经全部落入了一个大家族（虽然并不和睦）的手中。
[1] 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自1936年以来成为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地。此处意为“后盾”“靠山”。——译者注
[2] 拔示巴是大卫手下军官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爱上了拔示巴，在一次战斗中，大卫下令“不要支援乌利亚”，导致乌利亚不幸战死，之后大卫与拔示巴正式结婚。——译者注
[3] 热河、察哈尔及绥远在中华民国时期曾为省级行政区。——编者注
[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财经专家，也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译者注
[5] 1盎司≈28.35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