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法租界的总督察来电邀我就本地局势进行秘密会谈。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了那里，发现那是一处中式宅院，四周围墙高耸，大门口则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立即把我引进一间会客厅。我忍不住四下观望了一下，发现高大的门厅两边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很快，我就听到说话的声音，那位法国总督察带着两个中国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杜月笙，另一个是一名翻译。我们直接进入了正题。那位法国总督察解释说，他一直在与杜月笙讨论如何防止外国租界免遭共产党攻击的问题。因为北洋军阀指挥官已经率领部队撤离了上海，由北洋系成员组成的上海地方政府也随即垮台。杜月笙以一副谈生意的态度，直接说到了问题的要点。他愿意出面镇压共产党人，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希望法国当局支援他至少5 000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第二，他要求我允许他的军车能在公共租界通行——租界当局从未允许任何中国军队这样做过。杜月笙说，为了把武器弹药从市区一方搬运到另一方，这样做非常有必要。费信惇回答说，如果市政委员会能够赞成此事，他也不会阻拦。
我知道跟杜月笙这样名声的人打交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现在局势危急，如果共产党试图夺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势必引起大范围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这将危及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居民，以及数以万计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的生命。既然共产党已经意图夺取外国租界，并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就意味着上海的外国人将夹在这相互斗争的两派之间，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国际冲突，其严重性将超过建立租界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事件。
</blockquote>
上海法租界归河内的法国殖民当局管辖，他们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在各个方面都有合作。法租界还是青帮控制下的非法鸦片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杜月笙每个月都能获得650万美元的利润，他会拿出15万美元来“打点”法国官员和租界警察，以维持租界当局与青帮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其他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同的是，看到蒋介石的部队即将达到上海，法国人并不感到担忧。外界对此有很多解释，报界人士鲍威尔认为，通过一路跟随蒋介石部队的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了解到了一些内部消息。实际上，他们确实知道了蒋介石的底细，不过将这些告诉他们的人是法租界警局的督察长黄金荣，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天主教传教士。
法国人很担心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来支持青帮清除“左”派人士。法国当局准备送给青帮5 000支步枪，他们拉费信惇入伙，只不过是为了方便青帮能够自由进出公共租界，以便从侧翼包抄共产党人。
见面之后，费信惇直接去市政委员会通报了此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鲍威尔说：“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并且持续好几天没有中断。”
“左”派不再期望蒋介石的援助。他们终于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叛变，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在他的军队到达之前夺取整个上海。
从杭州方向开来的那支部队很可能在3月22日抵达上海，因此“左”派计划在3月20日晚间发动起义。此时还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对手似乎已经不多，所以他们的政变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
周恩来在拉斐特大街上的一栋小公寓内工作，那里离杜月笙的住宅很近。吸取了10月巷战中的惨痛教训之后，周恩来重新把一支5 000人的共产党队伍分成了30人一组的小分队。这些共产党干部得到了商铺店员、工厂工人和大批失业者的支持，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棍棒、斧头和刀剑之类的武器。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的军械库里只有大约150支枪——大部分还都是老式步枪，平均每个小分队可以分到一支现代化武器。
相比而言，人员倒不是问题。3月20日晚上，起义开始了，约有80万工人举行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周恩来亲自率领300人袭击了各处的警察局，并接管了电讯中心和所有的发电厂。到3月21日傍晚，“左”派控制了宋查理建起第一所住宅的虹口、宋查理曾经短期教过书的位于黄浦江口的吴淞、河对岸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公共租界周边地区、法租界向南的一片地区以及人口密集的工人居住区闸北。
截至3月22日下午3、4点左右，上海已经在实际上完全落入了“左”派手中。下午6点，最后一批军阀士兵在北站投降。与此同时，从杭州开来的蒋介石的那支部队也抵达上海。蒋介石下令士兵们在城外扎营，但他们敦促蒋介石允许他们进城参战，蒋介石最后同意了。这支部队的士兵对工人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助工人们一臂之力。
第一批进城的国民党士兵们沿着麦根路向前行进时，整个上海市静得出奇。
一切来得有点儿太容易了。
与此同时，在率军沿江东下的路上，蒋介石指挥部队攻下了安庆和芜湖两地，还准备拿下明朝故都南京。每攻到一处，都有青帮暴徒事先包围工会所在地和其他的“左”派工作点，为蒋介石的军队铺路。在南京，当地军阀部队撤离之时，四处一片混乱，青帮匪徒袭击了各处的工会组织，“左”派发起反击，国民党军队也从城外攻入。
混乱之中，抢劫事件不断发生，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一名美国妇女在自己的家中被三个来历不明的士兵拖到楼上，准备实施强奸，不过他们还没有得逞就被吓跑了。尽管如此，有关“强奸”的流言还是在外国人居住区传开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将此事透露给上海的媒体，并经由他们传到了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众所周知，这一不光彩的“南京事件”最终被归咎于“左”派人士。美国政府经过调查之后得出最终结论，此次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实际上是北洋军阀的士兵们干的，目的是试图让外国列强对上海的事态加以干预，而这份报告却被人们忽略了。总的来说，“南京事件”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它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误解造成的。
由于南京局面混乱，蒋介石继续乘坐炮舰沿江而下，直奔上海。3月26日，星期六，即“左”派完全接管上海、巷战结束的两天之后，蒋介石的炮舰抵达了上海外滩。除了外国租界之外，这个城市的所有地区全部处在以周恩来为首的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城里只有极少数蒋介石的部队，并且还是同情“左”派人士的那些人，其余的都在远处的郊外伺机而动。蒋介石与他的参谋军官们登岸后，立刻被专车接到位于法租界外祁齐路上的旧外事大楼。在那里，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黄金荣，他俩私下商谈了很久。
在会见下一位重要的来访者之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政治科科长帕特里克·吉文斯不请而至，他交给蒋介石一张通行证，特许他可以随时带领自己的卫兵出入公共租界。以前从未有哪个国民党将领享受过这种特权，这是杜月笙和费信惇达成交易的一个附属成果。
蒋介石在上海的峰会继续进行。张静江一行四人前来拜见，另外三人都是这位百万富翁的密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国内头号反共学者、蒋介石长子的新任老师吴稚晖。张静江能够掌控各界精英的秘密，除了他本人聪明过人且善于钻营之外，还因为在这些人高升的路上，他都曾慷慨地出钱相助。这个举动让那些人臣服于他，而他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驱使他们。在他的努力下，李石曾和吴稚晖都在负责保管紫禁城珍宝的一个政府委员会里谋得了职位。对一个从事国际交易的中国古董商来说，紫禁城里的那些财宝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1925年，李石曾又担任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北伐期间，蒋介石委任这4个人担任他在上海一带的“特使”，做他的耳目。现在，他们聚集到祁齐路的指挥部，向蒋介石汇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这4个人离开后，蒋介石又接见了从他的家乡浙江省来的一帮银行家和上海商会的一批保守派代表。听取了他们汇报的情况后，蒋介石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凝视着一张上海地图，考虑如何重新部署手下的军队。当时，上海城内只有3 000名国民党士兵，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人居住的闸北区，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蒋介石随后又同黄金荣、杜月笙，以及上海三大亨中的第三个成员、蓝帮首领张啸林聚到一起，制订最后的计划，准备把上海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来。
与外国租界当局的恐惧相反的是，“左”派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实施大屠杀。共产党对这个城市的控制还很薄弱，总共只有不到3 000名带着武器的工人替代那些被打跑的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临时组建的市政府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但很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仍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会对他们下手。兴奋之余，很多共产党人仍在憧憬着重新联合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光辉前景。那些承认两党之间存在尖锐分歧的人正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安抚蒋介石的办法，而不是准备迎接一场军事上的对抗。
3月30日，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动手了。他们关闭了工会的办公室，殴打或杀害反抗的人。上海的“左”派对此仍没有警觉，他们并没有把此事看作一个预兆。
与此同时，蒋介石态度坚决地向采访者们表示说，“没有发生分裂”，“国民党内部仍很团结”。第二天，他在上海实行戒严。按照计划，青帮出面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工会组织，以便制造混乱，削弱“左”派在工人中的力量。
接下来的两周中，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团结声明，在向上海的无产阶级示好的同时，也迷惑了那些“左”派的对手们。正如前一年他在广州政变前夕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对手们被他那前后矛盾的声明搞得晕头转向，搞不清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事。3月28日的《字林西报》激愤地说：“如果蒋介石想从共产党人的手中夺权，他必须快速而又无情地采取行动。”而在4月8日，该报又报道说：“他对共产党人那种半心半意、心怀歉疚的攻击让人不敢断定两派之间的裂痕是否真的不可修复。”
4月1日，被解职的国民党中间派汪精卫结束在欧洲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这再次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迷惑敌人的机会。汪精卫此次回国是为了接替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蒋介石拿出两天的时间，恭敬地与一年前在广州向他屈服的汪精卫进行商谈，参与谈话的还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三人就将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中驱逐出去是否明智一事展开了争论，汪精卫同意组织一次党内会议来“商讨”此事。
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得非常顺从，他的表现让人觉得武汉国民政府似乎比他更担心党内分裂的问题。4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全党，公布了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党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blockquote>
（蒋介石撒谎说）我坚信，汪主席此次回国履职将实现国民党真正的集中领导，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分裂党的情况下实现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从今往后，一切与党国福祉有关的事务将皆由汪主席处理，或在他的指导下办理……我们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各项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服从。
</blockquote>
蒋介石这么做是为了等待时机，同上海的资本家们做一笔金钱上的交易。他将和青帮的三位大亨一起，以整个上海城为抵押，索取一笔巨额赎金，这将是他们漫长而繁忙的人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敲诈。他们的第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据点不被共产党夺走。黄金荣和杜月笙认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按照最高标准索要一笔“保护费”，从而获得大笔的钱财。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将交给蒋介石作为行动经费和个人财富，剩下的则归青帮所有。因此，他们同商会、银行家和众多的小行会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
50个心惊胆战的商人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会长由与蒋介石认识时间最长的一个朋友，一家日本轮船公司的买办担任。加入联合会的有丝绸商同业行会、面粉商同业行会、茶商同业行会、银行家协会以及本土银行业协会。这个联合会代表了上海最富有的阶层，也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财产。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谒见蒋介石，并“借给”他300万元。4月4日，这笔钱到位了，但这仅仅是一笔定金，几天后，又给了他一笔700万元的“贷款”。另一个代表团与蒋介石协商后，拿出1 500万“由他处置”。两周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一笔3 000万元的“贷款”，这使他有了充足的资金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温和的”政府。现在，蒋介石手里已经有5 000多万元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的资金。这仅仅是他们公布出来的数目，实际上到底又有多少钱转到了他的手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记录。
在1927年的中国，稍微有点儿政治意识的人都不难明白，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蒋介石一派被公开称为“西山”派，这是以右派召开会议的地点命名的。
“我们获悉蒋介石正准备再次背叛我们，”4月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说道，“我知道他们又要耍花招，不过这一次要完蛋的是他了。我们会像挤柠檬一样把他挤烂，然后扔掉。”
斯大林对上海正在酝酿的阴谋了如指掌，不过他不允许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行动。此外，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还公开向蒋介石示好。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将蒋介石到达上海一事称为“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把工人们鼓动起来，而与此同时，他又让他们把武器都藏起来，以免被蒋介石收缴。斯大林的做法是在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断头台，不过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4月的第一周，蒋介石下令他在上海唯一的一支军队，就是同情工人们的那支军队撤离市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薛岳匆忙赶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蒋介石。当时在上海，除了蒋介石那支规模不大的近卫部队和执行戒严任务的巡逻兵之外，再没有其他部队会阻挡他们抓捕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卫队和巡逻兵人数也比薛岳部队人数要少得多。共产党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反而建议薛岳装病，以便拖延撤离的时间。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薛岳率部撤离了上海。
4月6日上午，军阀张作霖手下的500名士兵在北京的警察和密探的配合下袭击了苏联使馆，攻进了使馆大院。后来得知，这次袭击事先得到了外国领事团的许可。使馆里的苏联工作人员匆忙焚烧各种文件资料，但火被扑灭，文件资料也被掠走。此外，还有20名躲在使馆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遭受了一番酷刑之后，这位年仅38岁的图书馆馆长被判处绞刑，以便警示其他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对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示“愤怒”和“遗憾”，称这又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外国军官在苏联使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4月11日，英国和日本军队袭击了公共租界内的“左”派居所，还冒险越过界线，逮捕住在附近的“左”派人士。这些人被他们交给了蒋介石在上海郊外设立的军事法庭，这些人随后被执行死刑。
4月12日凌晨4点，从蒋介石位于祁齐路的总部里传出了军号声，他那艘停靠在外滩的炮舰也鸣起汽笛与之遥相呼应。刹那间，夜幕中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青帮开始下手了。成群结队、身着便衣的枪手以军号声和汽笛声为号，按照事先的计划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上海全城和黄浦江两岸的共产党据点、工会办公室、私人住宅以及工人居住区。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军中最精良的那部分，即从青帮中招募入校的那些人趁着夜色潜入了上海城，与青帮匪徒们会合后，他们试图攻进一处工会大楼和一座由共产党控制的警察局。他们得到命令，除了胳膊上戴有白色“工”字臂章的人之外，其他携带武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这种白色臂章在前一天专门分发给了青帮枪手们。
看到工会大楼里的“左”派分子组织反击，蒋介石的军队假装站在“左”派一边，允诺出面跟青帮进行调停。工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放下了武器。躲在不远处一座楼里的300名青帮分子从暗处冲了出来，将工人们全部射杀。
共产党的领袖们四散奔逃，只有十几个人逃了出来，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左”派分子被俘，然后被绑在一起拉到大街上就地枪决或砍头。另一些人则被用卡车拉到蒋介石设在龙华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决。白色恐怖开始了。
周恩来躲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这个宋查理曾引以为豪的地方，从3月以来就成了“左”派的总部机构所在地。400名共产党人坚守在这里，与近千名青帮匪徒对峙了数小时。临近中午的时候，大部分守卫者都阵亡了。周恩来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离开了上海，安全抵达了汉口，与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幸存的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会合。
直到将近9个小时之后，上海的机关枪声才停了下来。当天在街头枪战和处决中被杀的大约有400—700人，上海警署公布的数字还要少一些。此外，另外一些在蒋介石的军事基地里被杀害的“左”派分子的数量一直没有透露。随后，刽子手们又转移到其他城市进行类似的非法审讯，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分子逐渐将白色恐怖扩展到了宁波、福州、厦门和汕头，甚至广州。
埃德加·斯诺当时担任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他从1926年的10月便开始做记录。根据他的统计，上海白色恐怖时期死亡的人数在5 000—10 000人之间。
4月13日，仍留在上海的“左”派领导人号召在全市范围内举行罢工，以抗议前一天发生的暴行和屠杀。10万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计划前往蒋介石的总部门前抗议。但还没等他们走到近前，大街两旁的士兵们便用重机枪向他们开火了。游行者们准备逃离时，蒋介石的士兵们又开始用刺刀对他们进行刺杀。许多示威者被士兵们从私人住宅里拖出来，然后拉到大街上用刺刀刺死。遇难者的尸体装了满满8辆卡车，这一次至少有300人被杀害。
作家韩素音对在黑色4月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blockquote>
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有大约8 000人被杀。6 000名妇女和未成年少女——都是工人们的家属，被卖进了上海的妓院和工厂。人贩子杜月笙成了住在上海的欧洲妇女们眼里的英雄。蒋介石也对其大加赞美，称他为大上海的中流砥柱。
</blockquote>
上海现在已经被蒋介石和青帮控制。几个月后，全国各地一些重要地区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到了4月底，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已经与青帮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自从1922年以来，杜月笙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操纵着蒋介石朝这个方向发展。
同权力打了数十年交道之后，青帮终于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现在的它比中国任何一派力量都更占优势。中国共产党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获得类似的地位。青帮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褐衫党，想当年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得以上台。此时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与之不相上下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派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全国一片惊人的沉默。武汉国民政府只能哀叫着表示抗议。庆龄、毛泽东等39位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
鲍罗廷尝试着发起了一场反蒋的宣传运动，但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开始焚烧各类文件，并开始安排在华的苏联顾问及其家属们离开中国。
武汉国民政府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左”派组成的政府，它就像是一艘漏水的航船，上面挤满了竭尽全力想浮在水面上的温和派。自从两年前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就再也没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左”派。现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那些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剩下政治理想主义者、改革家宋庆龄、被一位外国记者称为“忧郁的无能之辈”的孙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自由派宋子文、维多利亚式的自我主义者和只考虑个人前途的陈友仁，以及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汪精卫。
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谁都构不成威胁。鲍罗廷认为，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鲍罗廷与孙文携手合作的事业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蒋介石和青帮却篡夺了他们的革命成果。莫斯科对此仍旧不发一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反目正印证了托洛茨基那可怕的预言，而在斯大林看来，凡是那些能证明托洛茨基正确的消息最好都应该被统统埋葬起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指导中国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正好可以增加托洛茨基的责任，即便他早已正确预言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却也于事无补。因此，斯大林的代理人不得不确保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实验归于失败。
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结果到头来发生的却是白色恐怖，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一时间，讽刺挖苦中国“左”派人士的文章在这个城市的大小报纸上疯狂刊登。有一条报道称，武汉的“左”派人士是如此的低能，以致汉口妇女协会在组织政治游行时，让几个妇女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胴体和丰满的乳房”。这条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原型的虚假报道刊登在1927年4月25日的《时代周刊》上，以此来证明“左”派已经退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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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8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爱国女性严肃而又充满热情地沿着江边进行了庄严的游行活动。最高的那个女人走在前面，手里用竹竿举着一块标语牌。她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身上什么都没穿。其他7个人也都是一丝不挂。标语牌上这样写着：“解放自己！我们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带来的耻辱，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摆脱西方列强，争取中国的自由！”……蒋介石上周曾指责过汉口那所谓的“红色”政权，他还将尽最大努力打击中国学生进一步的激进行为。
</blockquote>
出版人卢斯经常篡改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闻报道，这一次又给那一块本不存在的标语牌上添加了一些“遗漏的事实”——因为在哈佛校友的眼中，玳瑁眼镜代表着很深的学识，而那副根本不存在的眼镜框就是用玳瑁做的。《时代周刊》用欺骗的手法轻描淡写地把上海的这次大屠杀描述成蒋介石“处罚”“左”派的一次尝试。很显然，在卢斯看来，蒋介石有权处罚任何人。
当蒋介石的长子公开谴责他背叛革命时，《时代周刊》立即发文，宣称这个小伙子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才会这么做。蒋经国是蒋介石与第一位妻子的孩子。1922年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后，这个孩子便离家到上海的一所学校读书。在上海，他加入了“左”派阵营，多次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蒋介石对儿子的“左”派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便把他送到北京一所由反共人士吴稚晖开办的私立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拒不服从，很快就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被捕。他下定决心要去苏联，跟父亲争论了很长时间之后，蒋介石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并于1925年8月送他去了莫斯科新开办的中山大学，成了该校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蒋经国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刚从大学毕业。白色恐怖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这个年轻人在莫斯科的一家报纸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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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革命战友，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敌人。数天前，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反革命者的形象。他对革命总是甜言蜜语，但一旦最佳机会来临，他便立即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
</blockquote>
[1] 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03年来上海任律师，1923—1929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任内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伐军占领上海等许多重要事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