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冒三丈的杨衢云只好给广州的孙文发电，告诉他“那批货”第二天才能运到。这确实让孙文非常难做。他雇来的那些暴徒和三合会杀手早已到位，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但如果没有香港的那支队伍做援手，单靠上海的人马肯定是必败无疑。当下的理智之举，就是取消原来的计划。于是孙文便给他们付清了钱，安排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然而，还没等他把取消起义的决定传给杨衢云，香港那边的武器之争就平息了，杨衢云的雇佣军比预定的期限晚一天登上了“保安”号轮船。此时香港警方已经完全获悉此事，某位警察署长打电话告诉了广州的清政府当局。当“保安”号到岸时，大队的清兵正在码头等候他们。一片混战后，大部分雇佣军成员得以逃脱，但为首的十几人和其他50多个参加起义的人不幸被捕。
在广州的其他地方，清军袭击了兴中会的藏身之处，抓捕了一些密谋起义的人，起获了一批武器、制服和造反用的旗帜。孙文躲在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家里逃过一劫，随后他化装成女人，躲在一顶带帘子的轿子里逃至澳门，再从澳门乘船去了香港。
被捕的起义者被按照典型的清朝刑法来惩处。孙文的两个亲密同志被处以斩首之刑。另有一位被600军棍责打致死，还有一位则被施以“千刀万剐”之刑，也就是用刀把身体一点点切成碎片——这是对谋逆者的标准刑罚。
这次惨败之后，孙文开始了流亡生涯。清政府对他进行悬赏缉拿。
尽管计划失败了，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一位大家公认的从事反清大业的英雄志士。
在接下来的16年间，他一直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四处流亡，再也无法回到中国大地。此时的孙文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倚仗宋查理在金钱方面的帮助，同时也更需要依靠其他兴中会领导人替他处理革命事务。他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不断寻求海外华人对他的支持，终年奔波不停。
为了逃避追捕，孙文很快便离开了香港，带着两个助手前往日本。在神户登岸后，他们发现日本人已经详细了解了广州起义的始末，他们将这次损失惨重的起义称为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孙文备受日本人的推崇，拥护他的人也不断增多。于是他决定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威夷。因为在夏威夷，那些支持他的人经济实力更强一些。
登船之前，他决定把自己乔装改扮一番。穿着中式长衫，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周游列国确实有点太招眼了。他剪掉了发辫，理成西式短发，还买了一套西装。最后，他在上唇还蓄起了胡子。经过一番打扮，效果确实很惊人：他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位体面的日本外交官。
1896年1月，孙文抵达夏威夷时，他的家人已先他一步来到，住在他的大哥孙眉家中。孙文的妻子是他父亲给选的，名叫卢慕贞，是一位农村商贩的女儿。此前他流浪在外，或在香港游学的时候，卢慕贞一直待在村里，孙文只有偶尔回去时才会见到她。这次在夏威夷团圆之后，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1896年11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在夏威夷待了6个月后，孙文决定去美国本土的华人社区去争取支持，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为了方便行事，他又加入了广州三合会在美国的一个分支——“致公堂”，被授予堂内“洪棍”之职，一个负责执法事务的高级职位。
致公堂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三合会。它源于广东省，最初的成员大都是走私犯、海盗和沿海商贩。致公堂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成员逃到美国，并在那里建立了分会。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个其他的三合会组织。安良堂以纽约城为中心，其势力最远达到位于美国西部丹佛市的唐人街。秉公堂活动在西部沿海一带，控制着温哥华和旧金山。协胜堂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势力也很大，英端堂则控制着美国西南部地区。此外，规模较小的合胜堂和萃胜堂在洛杉矶的势力较大。现在，通过他在致公堂的地位，孙文可以同任何组织取得联系。
然而，孙文在旧金山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到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其中一张落到了清政府密探手里，然后被送回了北京。孙文的“新形象”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的中国公使馆。
孙文的第一次美国之旅几乎没筹到什么资金，新加入的成员也很少。由于在中国发动革命可能会给华盛顿带来麻烦，没人愿意出钱资助孙文，他在美国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
孙文乘船前往英格兰去拜访他的朋友康德黎博士。他刚到英国，就被斯莱特侦探社的便衣给盯上了。这家侦探社受雇于清政府，专门寻找孙文的下落。那个侦探尾随他来到康德黎位于伦敦市覃文省街的住所，然后又看着他住进了离此地不远的葛兰旅店的一间简陋的房间。
巧合的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就位于离康德黎博士家不远的波特兰区。孙文每次步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时，都要路过公使馆门口。他很快就变得自负起来，觉得自己的化装非常管用，公使馆里没人能认出他来。即便他进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再离开，他们也不会察觉。
他实在抵抗不住尝试一下的冲动。10月10日，星期六，孙文信步来到公使馆门口，跟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聊了起来。当孙文问他这里有没有广东人时，这位学生请他进了公使馆，把他介绍给一个姓邓的翻译。孙文自称名叫“陈载之”，但眼尖的翻译发现这个陌生人的怀表上刻了一个“孙”字。孙文冷静地跟他谈起了清政府目前的乱局，然后就离开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那位翻译的怀疑。
孙文走了之后，那位翻译便向公使馆的上司们做了提醒。上司们都震惊不已，因为就在前几天，孙文刚从斯莱特侦探社的侦探眼皮底下溜走。既然他敢莽撞地一探虎穴，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来。于是公使馆便安排邓翻译在街头看着，只要孙文一出现，就把他引到公使馆内。另外，他们还在大门里面安排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第二天，也就是1896年10月11日，孙文离开住所，斯莱特侦探社派来监视他的那位侦探正在打盹，没发现他走了。孙文准备去康德黎家，再次经过波特兰区时，他看到有个中国人在公使馆门口晃悠，那人正是邓翻译。他俩聊天的时候，邓翻译慢慢引着他靠近了公使馆的大门。这时那两个护卫走了出来，挡在孙文身后，然后请他进去，说是已经备好了香辣可口的湖南菜，他们可以边吃边“聊”。说罢他俩便伸出粗硬的大手，一边一个抓住孙文的胳膊，把他给拎了进去，大门随即砰然关上。孙文被推搡着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为了监禁他，公使馆还特意派人把里面的家具都给搬走了。
当时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公使是龚照瑗，他是清政府派来的代表。不过，公使馆的日常事务都由一位名叫哈利迪·马戛尔尼的英国参赞打理。这位马戛尔尼参赞的先祖是曾于1793年率领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来华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此，“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哈利迪·马戛尔尼爵士曾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军医，后来又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殖民管理机构里谋得了不错的职位。他的阅历引起了大学士李鸿章的注意，便雇用他代表清政府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为官苛刻，虽然是英国人，但骨子里的东方人性格比中国人还难以捉摸。
马戛尔尼早就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一旦孙文来到英国，就把他引渡回国。英国政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这并没改变他要教训一下这个黄皮肤江湖郎中的想法。把孙文逮到公使馆后，他立刻着手联系格林邮船公司，准备租一条船，把这个霉运当头的革命家非法偷运出去，让他去接受死刑惩罚。
被囚禁在室内的孙文想尽一切办法想给康德黎博士报个信。他想顺着窗户栏杆往外抛纸条，结果他们连窗户也都给用钉子钉上了。公使馆派了一个名叫乔治·科尔的英国杂役来监视他。他试着贿赂科尔，但科尔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孙文的失踪也引起了康德黎博士的警觉。他决定找侦探来帮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时伦敦规模最大最有信誉的斯莱特侦探社。这家侦探社认为同时为两个雇主寻找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为康德黎博士“寻找”孙文的任务。事实上，在它的另一个雇主把孙文抓住之后，他们确实也不知道孙文现在身处何地。
那个英国杂役虽然固执地拒绝了孙文的求助，但他却与公使馆里的女管家谈到了这个被囚者的可悲处境。这位女管家是英国人，人们都叫她霍维夫人。精明能干的霍维夫人决定帮他一下。
在孙文被困一周后，霍维夫人按响了康德黎博士家的门铃，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便条，然后便匆匆离去。便条上写着：
<blockquote>
您的一位朋友自上个星期日以来一直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他们准备把他送回中国，回国后他必将会被处以绞刑。这个可怜的人真的是很不幸，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他将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押解回国。我不敢署名，但我说的都是真话，请相信我。不管你将采取什么措施，请尽快行动，不然就晚了。他的名字好像是林银森。
</blockquote>
霍维夫人的举动让乔治·科尔良心发现，第二天，他便带着孙文写在两张名片上的密信出现在康德黎博士的家门口。信的内容如下：
<blockquote>
我于上个星期日被中国公使馆给绑架了，即将被送回中国接受死刑。请尽快来救我。公使馆早已雇好了船，准备用船把我送回中国。一路上我都会被绑在船上，无法跟任何人联系……哦！我便有祸了！
</blockquote>
康德黎和另一个同事，孙文在香港学习期间的好友、著名的“热带医学之父”帕特里克·曼森[4]博士立即联系苏格兰场[5]和外交部。与此同时，曼森博士还跑到中国公使馆打听孙文的下落，却被告知公使馆里没有这个人。
到了星期日晚上，康德黎博士近乎绝望了。外交部和苏格兰场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又跑到《泰晤士报》报社，将孙文的遭遇告诉了编辑们，但星期一的报纸只字未提孙文的情况。在政府选择恰当的行动之前，报社的编辑们对此事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然而，《环球》报社的编辑们却不太关心什么外交礼仪，风闻此事之后，他们立即出了一个特刊。记者们蜂拥在中国公使馆门口，其中一位还警告邓翻译，如果不立即释放孙文，第二天早上这里就将会被愤怒的群众包围。
事实上，第二天天亮前，伦敦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公众要求释放孙文的呼声震耳欲聋。英国外交部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给马戛尔尼下了最后通牒。10月23日下午4点30分，在孙文被困12天之后，苏格兰场总督察贾维斯与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派来的女王国内信使一起来到中国公使馆，认领被扣人质。
一大群旁观者和新闻记者簇拥在公使馆门口，孙文从公使馆里被带出来，上了一架双座小马车，直奔苏格兰场。他又自由了。
历史再次重演，孙文又一次名声大震。他现在已经闻名全世界，记者们纷纷要求对他进行专访，他很享受这种名人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他咎由自取，而是对此事加以美化，声称自己是中了圈套才被抓起来的。他在伦敦出版的那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回忆录中就巧妙地采用了这种障眼法。一时间，孙文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欣喜非常，他们在印刷厂里翻印了这本书，四处散发。
那么孙文到底是如何影响他的那些追随者的？他有什么魔法吗？回顾以往，根据我们事后的认识，以及多年来众多学者搜集整理的信息来看，孙文的冒险经历很像威尼斯滑稽歌剧迷们喜欢的那种以流浪汉为主角的讽刺剧。但在孙文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已经入戏太深。革命激情使得每一次可怕的挫折都变成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但是，当剧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杀头、断肢和绞刑为结局时，没人能从中看到哪怕是点滴的喜剧成分。孙文的一次次失误不像大木偶剧场上演的喜剧那样有趣，演出者们每次都面临着致命的后果，虽然观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英国外交部就不拿他当回事。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谋反者参与其中，只有在其事业看起来陷入孤立之中时，孙文才会站出来振臂一呼。在这方面他无疑是很有天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能够清楚地阐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鼓动人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如果没有他，那些人只能白白浪费精力和激情，每天醉醺醺地空谈谋反大业，导致大部分的革命计划都胎死腹中。从某些角度来看，正是他善于鼓舞他人的这一特质，使其在革命中能够独善其身，而其他更优秀的革命者却落得惨遭杀害的结局。当时清政府到处屠杀革命志士，许多煽动叛乱或者阴谋反叛的人的下场都惨不忍睹。这些逝去的人中或许有很多都比他高尚得多，只是因为过于执着才不得善终。
那些活下来的人同样也会重书历史。于是，历史不断地被人篡改，外在宣传和事实之间产生了永久的矛盾。这样一来，孙文对自己在伦敦被绑架一事的回忆就变成了神话般的英雄事迹宣传报道，成了革命者的福音书。多年后，通过对已经离世的孙文进行系统性的神化，他的形象被抬高到了神一样的地位。总的来说，孙文真正的革命艺术就是像玩魔术一样使自己悬浮于空中，而他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能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领袖那样屹立不倒，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一切在不断消逝，而他却活了下来。他具有唐璜一样的直觉——知道该在何时离开阳台。一言以蔽之，他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政治家。
孙文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并同一些极具鼓动性的人，如《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流亡革命家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等人交上了朋友。
1897年7月，在英国停留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孙文终于动身，从伦敦乘船前往日本。在此后的数年间，日本成了他的活动基地。他受到一批实力强大的日本大陆浪人[6]的欢迎。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危险人物，若是处在日本中世纪，他们肯定会成为武士，而现在，他们只能独立进行政治冒险。数年之后，这帮激进的家伙成立了一个名为“黑龙会”的极端爱国组织，轻率地让日本卷入了亚洲的军事战争之中。他们为孙文提供庇护和赞助，和他一起策划谋反活动。他们不仅想通过他来推翻清政府，更希望借助他的影响把西方列强从东亚赶出去。他们沉醉于让日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领袖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菅原田、宫崎寅藏、犬养毅、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
接下来的8年里，孙文又精心策划了几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他现在不仅不为中国大陆地区所容，就连英属香港也不能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密使远程操纵革命活动。他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建立革命基层组织，并开始建设党组织。宋查理则负责全部的财务账目和帮会成员名单，他把筹来的每一分钱都进行投资，以便扩充党的活动经费。同时，他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定期在山东路的印刷厂里召开筹划会议。他并非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却是组成核心圈子的几个领导者之一。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散播华美书馆秘密印制的革命刊物。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继续欺凌中国，这给孙文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在西方国家，义和团通常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狂热平民，由于在山东省受到德国殖民官员和矿主们的欺压才揭竿而起。因此，他们最初只是反对外国人的高压统治，以及不愿或无法抵抗外国压力的帝国政府。当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准备教训教训义和团及清政府时，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一逃了之。中国蒙受的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那时起，愤怒的中国学生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日本，他们或是学习科学知识，或是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学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力量核心，他们视孙文为业已成名的革命家，很多人都聚集到了孙文的身边。孙文利用这种支持，说服另一个与他对立的反清帮会的头目们与他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同盟会。
传统的秘密帮会成员以商人和工人阶级为主，而同盟会把他们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联合到了一起，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联合体。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筹备会。宋查理从上海赶了过去。这是一次商讨政治战略的封闭式会议，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自然而然是资金问题。孙文要求宋查理挑起重担。要想取得革命成功，靠一点一滴的捐赠肯定不行，他们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大家都知道宋查理与美国很多富豪都有联系，不过这都是他的私人关系，别人无法插手。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募集任务就交给他了。
[1] 奥阿胡（Oahu）即瓦胡岛的音译，该学院为美国教会创办。——译者注
[2] 译文摘自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编者注
[3] 哥老会源于湖南和湖北，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译者注
[4] 帕特里克·曼森第一个提出了蚊子携带能够引起疟疾的寄生虫。——编者注
[5] 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译者注
[6] 大陆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指中国朝鲜）为志的“民间志士”及一部分政界、军界人物的统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