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胜出了。但本书对美国人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他们似乎因为这场胜利而变得得意扬扬，并把从中得到的经验推广到它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对外政策中。美国的有些政治家和评论家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当时发挥了作用。那些惯常这样说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对那个作为其遏制目标的国家的认识也非常模糊。里根的极端崇拜者们还在声称，他的反共“圣战”和“战略防御计划”赢得了冷战。回头想想，除了在这场对抗的终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难说“战略防御计划”还有其他什么作用。不过，应该承认，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几个阶段，里根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感觉到了历史机遇，而且最终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对国际关系史贡献最大的，不是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而是作为和平缔造者、谈判者以及核裁军支持者的里根。
美国也很幸运，能够拥有一个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对手。这个对手是欧洲人寻求现代性的产物。换句话说，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不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竞争。有些西方学者，还有许多俄罗斯人，现在都认为俄国的运气太差，成为那种特别邪恶和暴力的现代化道路的试验场。那种现代化的道路承诺说，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到现代而开化的状态以及合理的计划与社会正义是有捷径的。起初，苏联版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让苏联在二战中获得了胜利，同时还使它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很多。在美国模式的帮助下，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友（尽管不是全部）都变得更加繁荣，生活质量更高，超过了苏联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西欧人设法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维埃帝国内部及其精英当中的没落，以及西方民主化现代化模式的不断增长的吸引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26年期望的以及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的相反，资本主义这辆火车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对于苏联领导人、精英以及全体公民来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这趟车永远也追不上资本主义，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后面越来越远。这反过来又削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及大部分“开明”的苏联精英对于帝国的认同感。如果事实证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个死胡同，那为什么不改弦易辙呢？如果这个社会主义帝国越来越成为累赘，制造出“几个阿富汗”，还有那些破产的中、东欧政权，要靠苏联的补助来维持，那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帝国呢？戈尔巴乔夫，连同他那虚假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这样做是徒劳的，但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叩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
不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受到了怎样的误导，它总归给当代最旷日持久也最危险的对抗带来了和平的结局。苏联经过多年建设起来的庞大军力并没有、也不可能抵消其深刻的缺陷——克里姆林宫和有影响力的苏联精英们在思想信仰及政治意志上的销蚀。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准备为他们所不相信的事业和他们并未从中得到好处的帝国流血牺牲。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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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Westad，Clobal Cold War，4，3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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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f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Annual Report，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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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dny，Reinventing Russia，58；Grushin，Chetyre zhizni Rossii v zerkale oprosov obshchestvennogo mneniia，84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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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Nuti and Zubok，“Ideology，”7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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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Logevall，“Bernath Lecture，”4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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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islav Zubok，“Reagan the Dove：Soft Power，”New Republic，June 21，200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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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的有力说明见于Malia，Soviet Tragedy，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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