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沙希利·浦洛基)_欧亚国家的诞生（1 / 2）_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贝克在12月17日这天离开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这天碰头讨论从苏联到独联体的权力交接问题。第二天，亲叶利钦的《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上面写道：“两位总统已达成一致，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对原苏联机关的过渡时期改造，使其发挥新的作用。到那时，联盟所有机关的活动都将终止：部分机关将归属于俄罗斯政府的管辖，剩下的将被关闭。”到了12月中旬，政治舞台上所有的表演者都很清楚，不会有什么新联盟了。甚至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他的计划泡汤了。邦联制国家将取代这份计划。民调显示，独联体的诞生得到了68%的俄罗斯民众的支持。然而有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是怎样的独联体？[1]

12月21日，斯拉夫和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商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后的新的政治局势，他们将回答这个问题。叶利钦已经告诉了布什，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将加入独联体，但是不清楚他们将在怎样的条件下加入，发挥怎样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将自己仍能留在权力集团内的希望都寄托于这次阿拉木图会议。他希望中亚总统与叶利钦、克拉夫丘克以及来自域斯格里的舒什克维奇有所不同，能将独联体变成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政体。自1989年起，情况一直如此，戈尔巴乔夫希望俄罗斯政治家的“激进主义”能遇上它的劲敌——中亚共和国代表的“保守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尽管多数中亚共和国的总统，包括两个最大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总统，并不欢迎斯拉夫独联体的成立，但是他们也不认为对抗俄罗斯会有什么好处。他们对前苏联有太多的不满，他们有足够大的野心成为独立的统治者，因此他们完全支持组建一个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的独联体。

虽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阿拉木图会议的期望正好相反，但是，贝克却成了第一个了解中亚领导人对成立独联体的态度的局外人。贝克于12月17日早晨，踏上了他的复杂旅程——从莫斯科，经中亚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然后到达布鲁塞尔。这次的行程安排真是一种折磨。贝克将于12月17日早上9点离开莫斯科，下午3点30分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然后晚上7点55分离开，40分钟后到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当天晚上11点38分，他将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第二天，他将动身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并于下午1点飞抵那里，随后前往基辅，预计到达的时间是下午5点55分。他将在12月19日早晨6点45分离开基辅，参加将于9点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2]

贝克行程的第一站就是拜访吉尔吉斯斯坦。贝克在他的备忘录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解释了他短暂拜访吉尔吉斯斯坦的理由：“在一个更加倾向于军人作风，而不是杰弗逊式的民主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是一个特例，他相信民主和自由市场。我认为我的访问对其本人及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表明美国政府准备支持他们的改革。”作为前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的阿卡耶夫和同样卓越的白俄罗斯总统兼科学家舒什克维奇一样，都是新一代共和国领导人中的翘楚，所有的前共和国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领袖。美国国务卿的来访确实极大地鼓舞了阿卡耶夫和他所领导的即将诞生的国家。正如贝克后来回忆的那样，当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看见他从比什凯克的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刻，他“攥紧了拳头，双手举过头顶，好像他刚获得了次中量级拳击冠军的称号似的”。

阿卡耶夫对贝克所说的话，正好是贝克他想从中亚国家领导人那儿听到的话：阿卡耶夫完全支持成立独联体，因为他认为俄罗斯的帮助，对于他应对伊斯兰激进派和邻国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而言必不可少。他不打算拥有核武器，他还认为自己国家的军队不需要超过1000人。吉尔吉斯斯坦的军备计划正好契合8月政变之后，贝克提出的后苏联政府的指导方针。简而言之，在美国国务卿构想的世界新秩序中，吉尔吉斯斯坦乐于做一名热情的参与者。贝克离开比什凯克，前往阿拉木图时在想：“对于许多共和国及其领导人而言，我们拥有广泛的道德权威，那么，美国在支持改革方面也就承担了特有的责任。”[3]

不到一小时，贝克已经到达了阿拉木图。这是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9月中旬就来过一次，那次他带着政变后的调查任务前往苏联。现年50岁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管理着这片土地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非斯拉夫国家，对苏联政治的影响力很大，同时他急于和西方国家建立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苏联和独联体的未来，以及核武器的管控，对美国领导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哈萨克斯坦总统的态度。

在宣布共和国独立的方面，纳扎尔巴耶夫落在了其他共和国领导人之后，可是别洛韦日峰会召开后，他赶了上来。当他12月9日参加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一次针锋相对的会议之后，他决定从原先支持戈尔巴乔夫转而支持叶利钦，而他的政治中心则从濒临垮台的苏联转向越来越具有可行性的独联体。《俄罗斯报》这样描述了纳扎尔巴耶夫的新立场：“他提议不要就斯拉夫和中亚共和国的对立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和探讨。其一，这么做是危险的；其二，他本人极为反对建立在民族和种族原则之间的条约，他认为这种做法回到了中世纪；其三，他没有看出3个想要寻求最佳合作的斯拉夫国家有什么反哈萨克的或是类似的动机。”

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纳扎尔巴耶夫急匆匆地赶回了哈萨克斯坦，他要加快国家独立的步伐。苏联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如果哈萨克斯坦想要在独联体或是其他区域性组织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那它必须拥有所有独立国家所具备的属性。12月10日，哈萨克议会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天晚些时候，纳扎尔巴耶夫作为第一位经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统，宣誓效忠祖国。总统选举是在12月1日进行的，也就在同一天，乌克兰投票通过独立，并且选举克拉夫丘克担任国家总统。12月16日，哈萨克议会在未组织全民公投的情况下，宣布哈萨克斯坦独立。就像一些报纸评论的那样，事实上12月1日，乌克兰人不仅投票通过了本国的独立，还通过了哈萨克斯坦的独立。[4]

贝克想要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是希望同他讨论核武器问题以及独联体的未来。他准备将美国政府的对外人道援助和技术支持扩展至哈萨克斯坦。贝克的团队为他和所有后苏联时代的领导人的见面准备了谈话的基本要点，因此，贝克和纳扎尔巴耶夫的协商也是从这些要点出发的。贝克团队准备的谈话内容包括：美国对于核武器、常规武器、边界争议的解决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种种期待。他们也列举了美国向苏联提供的援助：1990年12月承诺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1991年12月，依据该承诺，濒临破产的苏联还能得到价值6亿美元的援助。纳扎尔巴耶夫似乎对一揽子的经济援助计划并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承认自己国家的独立，允许外商投资。他对贝克说：“多派些顾问和投资者来吧，我们想要的不是钱。”[5]

纳扎尔巴耶夫真是快人快语，他认为美国支持苏联瓦解的行为，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向贝克吐露道：“叶利钦曾对全世界说，他已经致电布什总统，并且布什总统随即对他的做法表示支持。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只能说，既然布什总统在全世界都备受尊重，那么，他是否应谨慎表态呢？总统先生是如何看待他们这种举动的合法性呢？这种行为符合宪法规定吗？今年8月，美国政府的反应很清楚。而美国的观点对大家都很重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叶利钦试图借助布什总统使自己的行为变得合法。”[6]

贝克向纳扎尔巴耶夫保证，布什仍然是中立的态度，既不支持叶利钦，也不支持其他总统。美国国务卿后来回忆，尽管纳扎尔巴耶夫很明显因为最初被排除在别洛韦日峰会之外而感到受到了伤害，但他还是准备不再追究此事。他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他们都道过歉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指的是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现在他完全赞成成立独联体，他正在竭尽所能地说服其他中亚总统也加入独联体。他告诉贝克：“这次我又必须充当一名消防员了。我不得不把他们团结起来。”他这番话指的是《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掀起的政治风暴。

中亚领导人愿意加入独联体是基于一个重要条件：他们将被视为独联体的创始人，各位参与者将重新签署全部的协议。纳扎尔巴耶夫还希望4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能就核武器管控问题单独签署一项独立条约。这样的话贝克听起来一定很悦耳吧！他回忆说：“当我凌晨3点回到房间时，我觉得和纳扎尔巴耶夫一起度过的三个小时，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妙的时光。”贝克希望纳扎尔巴耶夫能成功，就像他第二天在明斯克对舒什克维奇所解释的：“中亚和斯拉夫共和国结成联盟，中亚各国可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还可以成为阻止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安全缓冲区。”[7]

尽管美国人因为核武器和激进的伊斯兰教信徒的原因，愿意让斯拉夫独立国家联合体扩充至中亚，可是中亚领导人想要加入《别洛韦日协议》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核武器只是纳扎尔巴耶夫的问题，激进的伊斯兰是影响中亚国家作出决定的因素之一，大多数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前共产党领袖，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俄罗斯。过去，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是从属和依附，虽然现在他们渴望结束这种关系，但是，他们还不能完全终结这种关系。

12月7日，贝克到达阿拉木图这天，纳扎尔巴耶夫在主持一项市区群众的集会活动，以此纪念两个事件：其一，一天前共和国议会刚宣布了国家独立；其二，这天是1986年12月16日、17日在阿拉木图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5周年纪念日。当时哈萨克族青年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高喊着民族口号，向前行进——这是苏联内部民族关系日渐紧张的最初信号。这些年轻人主要是阿拉木图高等学府的学生，他们冲上街头抗议莫斯科当局任命一位俄罗斯族人来担任哈萨克斯坦的党政一把手，该职位曾属于哈萨克族人。戈尔巴乔夫任命盖纳季·科尔宾是为了铲除和勃列日涅夫关系密切的党内高官以及他们腐败的管理。

为了使自己能够控制住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精英派，戈尔巴乔夫主要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党内干部。1年前，他把叶利钦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调至莫斯科，从效忠于勃列日涅夫的维克托·格里申手中接管了莫斯科。20世纪70年代，科尔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曾是叶利钦的领导，现在，他从原来的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第一书记调任至哈萨克斯坦。在戈尔巴乔夫的提携和帮助下，这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黑手党”在一个急需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完成了铲除腐败和巩固总书记权力的双重任务。[8]

虽然任命叶利钦掌管莫斯科市政府受到了莫斯科民众的欢迎，但是，在莫斯科的坚持下，科尔宾被“选举”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事情，却激起了哈萨克族民众和精英的一致反对。原因很简单：为了压制旧的共产党官僚，打击腐败，戈尔巴乔夫违背了中央和共和国之间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达成的未成文的约定：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从它的命名民族群体（以该民族的名称作为国家名称的一部分。）中择贤而用。可是，戈尔巴乔夫要换挡前进了，他想要越过地方精英，从克里姆林宫直接管理全苏联。然而，阿拉木图可不是莫斯科。共和国的权力比一个城市的权力要大，共和国的政党和文化精英们并不打算把他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地方特权让给过于乐观的克里姆林宫新贵。[9]

有谣言称，莫斯科任命的领导会使共和国的党政高官在阿拉木图蒙受严重损失，正是这番言论促使哈萨克族学生进行了反抗。纳扎尔巴耶夫也是哈萨克族人，时任共和国政府的首脑，显然也是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最有力的候选人之一。有人说他在背后支持抗议的学生，果真如此的话，不得不说他有瞒天过海的本领。在抗议活动进行到高潮时，他向学生喊话，让他们解散回家。当一切交涉均告失败时，他支持那些力主采取严厉措施的人。最终抗议活动被镇压了，有人伤亡，成千上万的示威学生被拘捕、被审讯，被驱逐出学校。

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是一位冶金工程师，早年在勃列日涅夫的家乡——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接受教育，他曾自豪地提起这一点，以此强调自己的忠诚，以便维护其共和国领导人的位置。1989年夏，在戈尔巴乔夫的护佑下，他拥有了最高的领导职位——哈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协议几年前被戈尔巴乔夫打破了，如今这种关系被重塑起来。今时不同以往：共和国的精英不仅要重获勃涅日涅夫时期的地位，还要从戈尔巴乔夫那儿争夺新的权力，而戈尔巴乔夫的实力则被他自己开启的改革大大削弱了。1990年春，在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第一书记不足一年之际，他成为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的任命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议会。

在这种情况下，当纳扎尔巴耶夫在决定谋求主权和独立时，需要非常小心。就维护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与各种族间的平衡关系而言，纳扎尔巴耶夫的处境要比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艰难得多。哈萨克斯坦共有1650万人口，其中哈萨克族人占650万；俄罗斯族人是第二大种族，人口是600多万；乌克兰族人是第三大族群，人口接近100万，他们从语言、人种方面更接近俄罗斯族人，文化上也常常更加俄罗斯化。在20世纪80年代，哈萨克族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种族，但是斯拉夫族人仍然占大多数。斯拉夫民族的人普遍受到更好的教育，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以国家的主人自居。在贝克1991年9月访问阿拉木图期间，纳扎尔巴耶夫向他透露：“如果你在我们国家随便转转，就能看到俄罗斯族的孩子殴打哈萨克族的孩子。这就是我面对的情况。事情处理起来并不容易。”[10]

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人口构成是苏联的民族操控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20世纪30年代初，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受到了苏联农业政策，尤其是强制执行的集体化政策的影响。超过100万哈萨克族人，在1930年到1933年间死于饥荒，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发动了“处女地”计划（赫鲁晓夫为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缓解粮食短缺制订的计划。其策略是招募志愿共青团员作为劳工，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垦荒。）的拓荒运动，在苏联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勃列日涅夫的辅佐下，这一计划得到了实施，正是“处女地”计划给哈萨克斯坦输送了几十万斯拉夫族人。为了解决长期困扰苏联的食物短缺问题，他们企图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大草原改造成可耕种的良田。结果食物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可是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构成却发生了有利于斯拉夫族人的变化。

[11]

自1990年就职总统以来，纳扎尔巴耶夫就陷入进退两难中：一方面，提高哈萨克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分裂主义在斯拉夫族的民众中日益抬头，他们主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尽管他竭力争取共和国的立法主权和经济自主权，但是并没有公开支持哈萨克或是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他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成功地巩固了阿拉木图方面的权力，在莫斯科他也成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权力“经纪人”。纳扎尔巴耶夫赢得了戈尔巴乔夫、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尊重，他的讲话在中亚共和国中也是很有分量的。随着新联盟协议谈判的失败和独联体的成立，纳扎尔巴耶夫想要牢牢掌控局面的能力再次受到了考验。

纳扎尔巴耶夫既不能违背大多数斯拉夫人的意愿，单方面宣布哈萨克斯坦独立，也不能接受《别洛韦日协议》中规定的独联体：因为这样一来，意味着650万哈萨克族人要和2000万以上的斯拉夫族人分享一个权力实体。大家可以轻易地预见到，这种安排对于想在独联体中发挥自身作用的哈萨克族精英分子而言，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更别提维护哈萨克族的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斯拉夫联盟”的精神之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关于哈萨克斯坦未来的方案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索尔仁尼琴主张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重新回归”俄罗斯。许多人认为“斯拉夫联盟”在别洛韦日的协议中已经存在。纳扎尔巴耶夫后来肯定，即使他在12月8日参加了别洛韦日会议，他也不会就这样签协议的。[12]

纳扎尔巴耶夫不打算单独和几位斯拉夫总统签协议，但如果其他中亚领导人也愿意加入进来的话，他还是很乐意这么做的。12月12日，他飞往了自己的穆斯林邻国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参加5位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共同参加的会议。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主持会议，此次会议的日程是中亚国家该如何回应斯拉夫独联体的成立。尼亚佐夫提议成立中亚同盟，以此制衡《别洛韦日协议》中创建的“斯拉夫联盟”。纳扎尔巴耶夫反对此倡议，他希望中亚国家加入由3位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创立的独联体。

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我们聚在尼亚佐夫在阿什哈巴德的住处，就当时的局势，一直讨论至凌晨3点。我们应该拒不接受苏联解体，仍然承认戈尔巴乔夫是国家总统吗？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这个联盟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说，我们应该接受尼亚佐夫的建议，创建一个中亚国家联盟，但是那样一来，我们拥有一个经济体、一支军队、一种和俄罗斯相同的货币——卢布，在哈萨克斯坦还有1150枚核弹头……我们怎么参与到对抗俄罗斯的行动中呢？”创建中亚同盟的想法或许对尼亚佐夫自己的国家有好处，土库曼斯坦富有天然气资源，人口却仅有350万，而且土库曼人在民族构成中占绝对多数。可是，完全从俄罗斯或是其他斯拉夫共和国分裂出去，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哈萨克斯坦斯拉夫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之间已经存在的民族鸿沟，极有可能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现有版图的终结，索尔仁尼琴描述的某些情景随后也将变成了现实。[13]

当时53岁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所采取的立场，将决定这场讨论至深夜的辩论的结果。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近2000万人，是中亚各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苏联人口第三多的加盟共和国，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乌孜别克族人有1400多万，和非乌孜别克族人比起来，稳稳地占据大多数：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俄罗斯族，人口160多万，位居第二位。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受到来自国内的俄罗斯族人和斯拉夫族人的威胁，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精英分子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年中，一度和莫斯科方面关系紧张。与对待哈萨克斯坦不同，莫斯科方面从未派过俄罗斯族人去管理非斯拉夫族的乌兹别克斯坦，但却不遗余力地、用无情的反腐运动去离间乌兹别克斯坦的精英，因为种种原因，反腐运动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14]

对于“棉花案”，也就是后来很快演变成众所周知的“乌兹别克斯坦贪腐大案”（指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著名的“棉花案”，对乌兹别克大贪污案，调查小组从1983年开始进行明察暗访，前后历时6年，贪污受贿人员之多、程度之深，令人震惊。）的调查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的任上被重新审理。莫斯科调查组在乌兹别克斯坦揭露的事实令人瞠目结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被指控接受14人的贿赂，金额总计120万卢布。检方起诉的部分行贿受贿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期间移交至大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厅。从1961年到1983年间，领导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莫斯科政治局无表决权的委员夏拉夫·拉希多夫一手打造了受贿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体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响应莫斯科方面增加棉花——乌兹别克斯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的生产配额，同时也因为当年的棉花种植获得了大丰收，拉希多夫公开向他的上司勃涅日涅夫承诺，从那时起，乌兹别克斯坦每年将生产600万吨棉花。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最多只有400万吨，在收成较差的年份不超过300万吨。拉希多夫的职业前景以及身边官僚的前途受到了威胁。拉希多夫命令每一片可利用的土地都拿来种植棉花，还强迫国家所有的公民，甚至包括儿童和少年，不管他们的主要职业是什么，都要到田间劳作。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棉花产量从未达到600万吨。[15]

就像欧洲帝国希望从其海外殖民地获取利益一样，苏联政府想从乌兹别克斯坦得到“白色黄金”——棉花在苏联的叫法。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种植和生产棉花，可是主要的纺织设备都在俄罗斯。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出口棉花，却要进口纺织品，这给它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可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找到了殖民地时期对付帝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国如果少生产了两三百万吨棉花的话，乌兹别克斯坦的官员就决定在官方报告中造假。

这套把戏可牵连到上万人，从集体农场到政府和中央的高官均有涉及。苏联中央根据其谎报的棉花产量把钱支付给乌兹别克斯坦，这笔钱在乌兹别克斯坦再以行贿的方式进行再分配。成百上千万的卢布也跑进了俄罗斯纺织厂厂长和党政官员的腰包里。这些党政官员要么承认收到了根本不存在的棉花，要么就装作不明就里。苏联时期第一个上百人的百万富翁群体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同时这里也是有组织犯罪的滋生地。安德罗波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同意对涉案人员进行逮捕。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调查，许多人开始把中央的调查起诉看作是对整个共和国的打击，在那些维护共和国领导人的民众看来，他们的领导人除了试图满足“殖民地主人”的愿望外，没犯什么罪。

1990年起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卡里莫夫和本国国民的想法一样。许多乌兹别克斯坦人认为“棉花案”是一种政治迫害，卡里莫夫也是这么想的。1991年9月，卡里莫夫主持召开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后更名为人民民主党），大会通过的决议免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罪责。决议写道：“他们为了祖国的福祉，诚实地工作，问心无愧，他们可以直接而坦诚地望着他的人民。“1991年12月底，在卡里莫夫即将被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新任总统的前几日，他请求每一位在调查中遭到迫害的人民的原谅。在那时，“棉花案”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乌兹别克斯坦贪腐大案”，这个案件成了乌兹别克人遭到共产主义政权迫害的象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