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年间，全国各地的水旱蝗灾不断，彗星频现，城里经常会有火灾发生。李昂十分着急，发了安抚百姓决定对他们进行赈济的诏书。他甚至一度对宰相说，如果上天再不下雨，他就退居到兴庆宫，另选贤明之主统治天下。开成五年（840年）的新年，被焦虑忧思萦绕的唐文宗李昂，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文武群臣的朝贺，就病逝在大明宫的太和殿里。

<h4>甘露之变，功亏一篑为哪般</h4>

唐文宗李昂执政时期发生的甘露之变，是中国历史上宫廷争斗最为惨烈的流血事件，一天之内六百多名朝臣惨遭杀害，皇帝李昂也被宦官软禁起来，被家奴们控制在股掌之间。从唐穆宗李恒之后的八个皇帝中，有七个都是由朝中的宦官拥立即位的，所以皇帝为了保住帝位，只得纵容宦官。

宦官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到了东汉后期，宦官的势力达到了顶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宦官的势力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到了唐朝，宦官弄权的现象再次死灰复燃，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可以左右朝政，把皇帝变成傀儡。

中唐以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出任地方监军，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宦官监军网。同时设立枢密使，也是由宦官出任，枢密使可以参与国家决策。内侍省、神策军中尉制、枢密使制，并称唐代的三大宦官制度。

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睿宗李旦时期，是唐朝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唐中宗李显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的权势，她发展了宦官势力，宦官人数多达几千人。李显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启了唐朝宦官监军的先河。从唐玄宗李隆基到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三朝，是宦官势力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李隆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更是显赫一时。安史之乱是宦官专权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后，唐肃宗李亨因为藩镇割据，开始对武将猜疑，更加宠信宦官，让他们内掌军队，外监诸将，权力从内廷向外朝延伸，最终形成了专权的格局。当时的宦官李辅国身兼数职，掌握了朝廷中的大权。唐代宗李豫即位后，利用另一个宦官程元振，杀了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将禁军交给程元振掌管，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的大宦官是鱼朝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等。到了唐德宗李适和唐顺宗李诵二朝，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宦官不再掌握禁军。但是唐德宗年间发生了泾原兵变，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因为护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唐宪宗李纯到唐昭宗李晔末期，是宦官专权的鼎盛期。

甘露之变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那时，唐文宗李昂刚刚即位不久，他对宦官专权乱政的行为深恶痛绝，于是让李训担任宰相，让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计划内外结合，将宦官势力全部铲除。

李昂是由宦官从十六王宅中迎出来立为皇帝的，他的祖父唐宪宗李纯和哥哥唐敬宗李湛都是被宦官杀害的，他的父亲唐穆宗李恒也是宦官拥立的。宦官最初是以一种特殊的奴婢身份出现的，但此时的宦官却手握军权，可以控制禁军，指挥朝政，已经不再是最初意义上的宦官了。于是李昂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但是他本身是由藩王登上皇位的，既没有东宫的侍者，也没有心腹重臣，他开始在资历不深的朝官中寻找可靠之人，帮助自己成就大业。最先被李昂看中的是翰林学士宋申锡。但是李昂和宋申锡密谋铲除大宦官王守澄的时候，不幸被泄密。王守澄等人还没等宋申锡行动，就抢先倒打一耙，诬告宋申锡企图谋反，于是宋申锡遭到了贬谪，死在了开州。

宋申锡死后，李昂又开始重新物色人选。李训与郑注应运而出，他们以清除宦官为己任，利用牛、李两党的矛盾，将李宗闵和李德裕这两个牛李党魁首贬逐流放，他们的党羽也受到牵连，牛、李两党几乎被清除一空。他们又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把与王守澄不和的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三个大宦官迁到地方去作监军。接着，他们又利用与王守澄有矛盾的宦官仇士良，把王守澄除去，改任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听着名头很大，但是实际上是夺去了他的实权。没过多久，李训和郑注又派宫中的使者李好古到王守澄的府第中赐毒酒，逼他自杀。

铲除宦官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在这之后，关于如何铲除所有宦官的问题，李训和郑注发生了争执。郑注打算利用王守澄出殡的机会，一举歼灭所有宦官。但是李训则密谋了甘露之变，在那个计划之前就先一步实行了。

一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全都来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禀报说在金吾左仗院中有甘露夜降石榴树，请皇帝亲自前往观看。其实树木上凝结有甘露，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天降甘露一般发生在夏秋两季，而此时已经到了初冬，地处北方的长安城已经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出现甘露。所以，当有人禀报有甘露降临的时候，文武百官都觉得这是一种吉兆和祥瑞，都纷纷向李昂拜贺。金吾左仗院在含元殿的左前方，李昂和文武百官到了含元殿内，命宰相李训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前去核实。李训去金吾左仗院察看之后禀报说：“陛下，好像树上并没有甘露啊，实在是不敢轻易下结论。”李昂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志弘等宦官再去查看。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金吾院中早已设下了伏兵，等着他们到了金吾院内，就群起而杀之。

仇士良和鱼志弘等人走后，李训急忙召来守在丹凤门外的士兵入宫作为接应，但将军王璠却因为害怕而不敢前行，王璠手下的士兵虽然到了含元殿下，却吓得不能正常走到含元殿内。另一支由郭行余统领的接应部队压根就没有来。

一时间，含元殿下乱成了一团麻。仇士良和鱼志弘等人，正在由韩约陪同前往金吾院。韩约因为心中有鬼，紧张得面色发白、汗流不止，仇士良觉得有些奇怪。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幕布被吹得飘了起来，露出了埋伏起来的士兵。仇士良看到以后大惊失色，连忙逃出金吾院，奔往含元殿。守卫想把殿门关上，却被仇士良的一声厉喝吓得吃了一惊，没来得及把殿门关上。李训急忙让卫兵护驾，但是被宦官抢先了一步，他们把李昂扶上了软舆，准备回宫。李训想要阻止，却被仇士良击倒在地。京兆少尹罗立言率领京兆府的三百多人赶来，御史台中丞李孝本率领军队也赶来了。大殿之上一片混乱，宦官死伤十多人。李训抓住软舆阻止宦官把李昂抬进宫，但是李昂见大势已去，便呵斥李训放手，被抬进了宣政门，宦官们把宫门关上，高呼万岁。

文武百官见皇帝落入了宦官手中，知道大事不妙，四散而去。李训等人看到大势已去，骑马逃出长安城。不久之后，宦官们调集禁军开始大开杀戒，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等十七人被杀，他们的族人也无一幸免。

这就是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结。唐文宗李昂差点被废，此后干脆成为了宦官手中的傀儡，最后抑郁而终。此后，宦官们的气焰更为嚣张，迫胁天子，下视宰相，把朝中大臣们视为草芥，大唐王朝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

<h4>牛李党争，明争暗斗搅朝纲</h4>

牛李党争是指唐朝统治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人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这场争斗从唐宪宗李纯执政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李忱执政时期才结束，一共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最终牛党获胜。牛李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所以也称为朋党之争。

牛党的成员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才得以担任官职。李党的成员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祖上的高官地位得以进入官场，称为门荫一族。

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时期，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和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首开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和宰相可以平起平坐，拥有完全相等的职权。牛仙客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逐渐激化，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战乱平定后，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当时是唐宪宗李纯执政时期，当朝宰相武元衡因为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皇权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各种党争愈演愈烈，整个朝廷成为了官僚、宦官、藩镇将领争权夺利的竞技场。所以，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成为了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除了藩镇割据的前提条件，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为牛李党争提供了后台。随着宦官势力的不断膨涨，他们侵害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便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完全依附于朝廷中的宦官势力之下。

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有一年长安城中举行了选拔人才的考试，举人牛僧孺和李宗闵在考卷里直言批评了当时朝廷政策的得失。考官看了之后觉得这两个人很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了李纯。

这件事情传到了宰相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露他的短处，十分生气，为了不让他们对自己不利，李吉甫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跑到李纯面前，哭着说：“陛下，牛僧孺、李宗闵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所以才被推荐给您，他们根本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胡言乱语，如果真让他们入朝为官，那势必会对您的威望造成威胁，还望您一定要三思啊！”李纯看到李吉甫说得情真意切，竟然信以为真，就把考官们降了职，也没有提拔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件事引起了朝野的一片哗然，文武大臣们争相为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妒贤能。面对舆论的压力，李纯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选了其他人担任宰相。

因为父亲李吉甫被贬谪，所以他的儿子李德裕也对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人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唐穆宗李恒长庆元年（821年），由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的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和杨汝士的弟弟以及宰相裴度的儿子裴撰等人及第。前宰相段文昌觉得礼部贡举不公平，都是通过关系录取的人选。李恒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说的是实情。李恒派人进行复试，结果原榜中十四个人中仅有三个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宗闵觉得这件事是李德裕在报复自己，于是怀恨在心。牛僧孺很同情李宗闵，跟他结成一派，李德裕也拉拢一些士族出身的官员自成一派。于是，朝中从此开始分为了两个党派，他们双方各自从自己派系的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唐文宗李昂即位后，李宗闵通过讨好宦官，当上了宰相，他向李昂推荐牛僧孺，也让他当上了宰相。这两个人拥有大权后，合力把李德裕排挤出了朝廷，到西川担任节度使。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接受了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这本来是大功一件，但是牛僧孺却对李昂说：“陛下，只是收复德州根本算不上是好事，如果因此跟吐蕃产生了罅隙，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啊！”李昂听了觉得有道理，就下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给吐蕃，李德裕十分气愤。后来，朝中有大臣告诉李昂，说把维州城还给吐蕃是一件失策的事情，十分遗憾，还帮助李昂分析了这件事，让他明白了这其实是牛僧孺用来排挤李德裕的手段。李昂追悔莫及，开始疏远牛僧孺。

唐文宗李昂虽然勤于政事，但是十分没有主见，总是一段时间起用牛僧孺，一段时间又起用李德裕。这两派的地位也随之变化，一旦其中一派得了势，另一派就会被打压，朝政被弄得乌烟瘴气。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不得不去讨好朝中拥有大权的宦官。李德裕在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候，被监军的宦官杨钦义召回京城。李德裕觉得此次回去以后一定会掌握大权，于是设了酒席为杨钦义送行，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唐武宗李炎即位后，杨钦义就在李炎面前夸赞李德裕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才干，于是李炎让李德裕当了宰相。李德裕上任后把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放逐到了南方。

唐武宗李炎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担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起用，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又被调回了朝廷，重新担任重职。牛僧孺等人上台后，开始极力打压李党，很多李党成员遭到了罢斥，被贬出了京城，牛党获得了最终胜利。李党的主要人物李德裕被赶到了遥远的崖州，没过多久就忧郁而死。牛李党争就此画上了句号，结束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争斗，他们的争斗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只是再度加深了朝政的混乱，助长了宦官专权。

<h4>会昌法难，唐武宗灭佛</h4>

唐武宗李炎，本名李瀍，是唐穆宗李恒第五个儿子，唐文宗李昂的弟弟。李炎刚当上皇帝没多久的时候，设斋邀请僧人和道士来讲法，但是只赐给道士紫衣，并没有赐给僧人。虽然这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向所有人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新皇帝不喜欢佛法。

从唐朝建国开始，就以道教为国教，佛教和道教之争从没间断过。李炎在位期间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灭佛，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之厄。会昌法难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但是李炎灭佛的缘由却早在安史之乱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如果往更早之前追溯，甚至可以到大唐初年，也就是唐朝皇帝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的时候。

从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制度虽然到唐初已经衰落了，但是社会影响力依旧很大。李氏家族并非名门世家，所以当了皇帝之后就想抬高自己的家族背景，他们决定尊道教的始祖李耳为祖先，道教在唐代就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李氏家族特别渴望长生不老，因此主张通过服用丹药获得长生不老的道教受到了欢迎，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武宗李炎和后来的唐宣宗李忱，都是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而服用丹药，结果中了丹药的毒，有的一病不起，有的直接被毒死了。

唐武宗李炎非常迷信道教的长生之术，他在位期间崇道排佛，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在宫中设置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非常迷信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

当时，有的道士为了打击佛教，编造并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的故事，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人就是僧人。这些居心叵测的道士们还说望仙台之所以没有成仙的道士，就是被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的道路。为了维护道教，李炎不准百姓使用独脚车，因为他认为独脚车会碾破道的中心，引起道士们的不安。为了防止黑气上升，防止黑衣天子出世，李炎还禁止民间豢养黑猪、黑狗、黑猫、黑兔、黑羊、黑驴、黑牛等动物。

不过，唐武宗李炎灭佛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佛教的过度泛滥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提升。由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大兴佛教，导致佛寺和僧人泛滥，僧人本来应当念佛修为，因为备受重视，都坐拥大量的地产，成为了大地主。到了唐中宗李显执政时期，大兴佛教加大了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得国家府库空虚，有很多壮丁因为寺庙的待遇好，都出了家，遇到外患时僧人不能出征打仗。大量的寺庙还侵占了原本是农田的土地，导致农作物减产，遇到灾年，寺庙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反而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粮食来供养僧人。安史之乱时，郭子仪和禅宗六祖神会做了交易，让神会通过私卖度牒来换取钱财，佛教徒的数量因此失控，僧人们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另外，唐朝的很多重臣都是儒家学派的，比如李德裕、韩愈、杜牧等人，他们以巩固皇权道统为口号，坚决抵制佛教。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从前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完全开放的心态丧失殆尽。不论是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都是因为对宗教的偏执，而不是从文化角度考虑。

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李炎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年），李炎下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和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和凤翔府法门寺等存有佛指骨的地方，严禁再继续供养和供人瞻仰，如有信徒送来一钱，就要杖打二十，如果这些地方的僧人接受信徒的一钱，也要杖打二十。会昌五年（845年）的时候，灭佛的规模扩大化了。李炎下令让四十岁以下的僧人全部还俗，规定五十岁以下的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人也要还俗，就连从天竺和日本前来求法的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一共拆除了寺庙四千六百多所，拆掉招提和兰若四万多所，二十六万的僧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此外，还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用来铸钱，铁交付本州铸为农器。

唐武宗李炎一边灭佛，一边急切地想得到道士们炼制的仙丹妙药，得道成仙。道士赵归真告诉他，有一种仙药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请求前往采制。这个理由实际上是赵归真找机会脱身，但是李炎没有放他走，答应派其他人去，还问他炼制丹药到底需要什么药，让他开具一个明细，赵归真无计可施，只好随便开出一个炼制仙药所需的药材清单：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其实是一个永远无法备齐的单子，但是李炎鬼迷心窍，竟然真的派人到各地去求购。

李炎一边急切地等待着收集药材的人早日回来，一边坚持不住病倒了。由于他常年服用所谓的仙丹妙药，身体受到了丹药中毒素的侵蚀，他变得容颜消瘦、性情乖戾。赵归真为了掩饰真相，告诉李炎说这是得道成仙的必要过程，是在脱胎换骨，属于正常情况，所以身边的大臣劝他少服用丹药，他也不听。会昌六年（846年）的新年朝会，由于李炎病情加重，也没有举行。

道士们为了拥有权力，依然竭力编造谎言欺骗唐武宗李炎。他们说生病是因为皇帝的名字瀍从水，与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土胜水，所以瀍被土所克制，不吉利，应该改名为炎，炎从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但是改名并没有给李炎带来好运，他的病情还是日渐加重，已经说不出话。

唐武宗李炎的这次会昌灭佛，使经过了隋唐盛极一时的发展而来的佛教八宗，在晚唐时走向了西山日暮中。虽然后来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因为过激地灭佛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根本不是真的为了兴佛，佛教在中国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h4>功与过，自有后人评说</h4>

唐武宗即位的过程十分波折。唐文宗李昂曾想立唐敬宗李湛的儿子晋王李普为太子，但是晋王李普五岁的时候就不幸夭折了。于是，李昂立了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但是太子李永忽然死了。接连受到丧子之痛的李昂不敢再立自己的儿子了，于是立了李湛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是还没来得及行册礼，李昂就一病不起了。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要求重立太子。他们将李昂的五弟颍王李瀍也就是李炎，从十六宅迎入宫中，他在二十七岁的时候登基为帝，成为了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信奉道教，与道士多有往来，这使他增加了一些了解社会现实的机会。李炎在读书方面虽然不如李昂，但是他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更知人善任，面对现实，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李炎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对，渡过难关。李德裕提出的政归中书的政策，还使国家渐渐恢复了元气，史称会昌中兴。

李炎即位之初，在宦官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他开始大开杀戒，唐文宗李昂的妃子杨氏、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人都被赐死了。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人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造成的威胁。宰相李珏和杨嗣复被贬往外地，李炎本来打算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宦官仇士良见李德裕的势力日益增长，便散布流言蜚语，想诋毁李德裕的名声。仇士良对禁军说宰相要削减禁军的衣粮和马匹的草料费用，想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炎知道以后派人到神策军中宣布御旨，说此事纯属空穴来风，跟宰相没有关系，从而稳住了局面。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后，李炎剥夺了他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发现形势不妙，以退为进，称身体有疾提出辞职，李炎顺水推舟，改任他为内侍监。

仇士良被退居之后，对来送他的其他宦官说：“不能让天子有闲暇，一旦闲暇他肯定会去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听了大臣的劝谏，他就会深谋远虑，减少玩乐，我们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权力就会变轻。为了我们的前途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囤积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等声色迷惑天子的心志，越是极尽奢侈，就越会让天子高兴，他就不会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大权在手了。”这是宦官仇士良的经验之谈，但这套经验在李炎身上却不太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病死在自己的府邸中。

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唐代的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还不能养家糊口，许多地方官吏的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让官吏们心生他念，转而剥削百姓。而且唐代的人们重内轻外，官员都不愿到外地去任职，特别是那些边鄙之乡或者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造成了京师和一些繁华的地方官吏过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李炎立法极为严峻，尤其是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的话，裁掉了官吏两千多人。后来，李炎加尊号后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免的范围之中。李炎在严惩贪腐的同时，提高了官吏的收入，发放养廉银，贷款给官员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场风气。

在朝廷中，宰相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的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了朝政的优劣。安史之乱后，唐初那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逐渐解体，最终被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组成的新中枢取代，宰相的权力逐渐被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都由北司决定，宰相只是负责写文书而已，宰相几乎成了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李炎加强了相权，对于抑制宦官权力的扩张，提高朝官的威望，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有很明显效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后期，仕途太滥是当时的一大弊端。李炎决心追根溯源、整顿吏制。他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的来源入手。他严格了进士选拔制度，选拔真才实学的人。严格的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他还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李炎还整肃了政风，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

对于形成已久的藩镇割据，李炎也十分重视。其中，平昭义之乱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的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积极的意义。战争结束后，各地的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廷命令,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除了藩镇，李炎还派兵击败了回鹘，稳定了漠北，谋划了西域，稳定了边疆。

唐武宗李炎统治时期，禁止官吏与民争利，以改善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李炎提倡官吏们只要拿自己的俸禄就好，不要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这样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利，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比安史之乱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渐出现了恢复的趋势。

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李炎因为服食丹药，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他成为了继唐太宗李世民、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丹药而死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