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103 “若是把办学当作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作走狗制造场，乃是乱国害政之大源。”104 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105 。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106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107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和“驯服工具”的恶果历历在目；加上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比比皆是。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心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把腐败高官轰下台的“大炮”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均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4年，当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财政部竟公开说谎：“至分送美金储蓄券一（事），并无此事。”108 而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109 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110 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111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可是，在一个民主制度尚未确立，言论自由没有保证，新闻、出版检查横行无忌的专制国家，舆论的压力又是有限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统治者对这些诤言有时不得不听，有时不但不听还视若寇仇，而总的说来还是无视民意的情况居多。因此，他们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传承的文本，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依然无补费精神！

傅斯年他们对这些基本态势不会茫然无知。可是，对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也有明显的盲点。

盲点之一是对建立以民间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保障自由的重要性缺乏彻底的认识。当时官僚资本胡作非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傅斯年也没有停留在抨击某个大官贪污这些表面现象，而直指官僚资本制度。他说：“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这些官僚资本往往打着国营的招牌，但他们“化国为家”，“这是‘国赔’而已”！这些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可是，他又认为“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112 他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无法解脱，其中蕴涵着他的一个认识误区。

从办《新潮》开始，傅斯年就向往社会主义。1945年他又重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念念不忘“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融合”。113 这是当时自由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他们没有哈耶克那样的睿智。傅斯年甚至认为：“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而‘契约’‘信用’等等名词都非绝对性……政府应该有权修正。”114 在国民党的语汇中，所谓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实际是官僚资本的华丽外衣。傅斯年不懂得肆意侵犯乃至没有了真正的经济自由，社会上剩下一个或几个雇主，公民只能被迫一切都听命于这些雇主，自由也就化为乌有了；而摧毁了信用、契约等支柱，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权利和命令就会取而代之成为运作的动力，自由的基础也就随之坍塌了。当时迫切的任务是抗击官僚资本的垄断和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对公民经济自由的侵害。傅斯年不但没有为经济自由呐喊，反而从抽象的公平出发，一再鼓吹征用私人财产。

另一个重大盲点是怎样形成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从全能型的专制政权转变为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胡适、傅斯年他们曾经认真考虑过组织反对党的问题；特别是胡适曾直接向蒋介石提出非有反对党不可。不过，不但他们自己迟疑不决，当其他政治力量冀图有所尝试之际，傅斯年又作了不适当的挑剔。在他看来，“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不管他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明显地体现了他内心的担忧。接着他又说：“国民党要交出政权来，容或有之，然而残余势力如北洋派、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等，都没有这个资格起来接受。”而当时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如广州的胡汉民及其支持者做的不过是“撤退的文章”。115 这就凸显了他的一个认识误区：不是从建立民主制度的角度去考虑稳定中国的长远大计，而苛求在野的政治势力。

在民主政治中，只要通过选举，胜者都可上台，被称为“残余势力”的人既未剥夺公民权，怎么就没有“这个资格”呢？除了这样的基本概念错误以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讲这些话的前几个月，研究系的健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联合罗隆基、黄炎培、梁实秋、罗文干等人正好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并创办了《再生》月刊，发布了这个党的政治纲领。这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正义事业。国民党内的粤系等非主流派系对蒋介石的独裁的抗争有利于推动国民党改造，也不应承受那样的苛责。何况“取而代之”和执政党必须受到别的政治势力严格公开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国民党当时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收获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40年后，它才在台湾摆脱自己锻造的这副枷锁。这期间胡适曾一再劝说蒋介石抛弃这副枷锁，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支持雷震办《自由中国》，筹组中国民主党，国民党的回应是镇压！副产品是培植了又一极端反对派。

实践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16 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有坚信学术和言论必须自由的大学领导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支持。他们不但拨给经费、房子，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办，而且当一些顽固分子指责《新潮》和《新青年》一样是“洪水猛兽，邪说横行”之际，蔡元培等人还站出来严厉驳斥那些谬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杰出人才就破土而出了。除傅斯年外，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都是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人物。

他们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尽管一再受挫，仍然坚持办报办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让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艳羡的是，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说：“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117 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任何政治人物都应受到公民公开、严格的监督，否则就会贻误自身和政务。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汪、蒋虽然没有因而迫害他们，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后来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对关注近代中国研究的读者来说，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却偏偏难以如愿。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不应缺席的迟到者之一。

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出版过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编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联经版的基础上，除了第六卷（16开本共615页）全部内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计增加论文、文章、谈话、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书信，共120多万字。虽然由于不是编者所能解决的困难，有些资料没有收进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当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将来条件成熟，加上一册补编便成全璧。感谢编者的辛勤劳动，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为研究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坚实基础。可是，这套《全集》除了校对不精等中国大陆出版业的常见病外，还有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的错误。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适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全文早在1980年已经收入北京中华书局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页，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均可借到；《全集》却硬将其中傅斯年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环境下何去何从的六点意见删掉两点！对中国出版现状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会猜到，这不能责怪《全集》的编者，而是出版社没有摆脱愚民政策阴影而干下的蠢行！这类让中国当代文化蒙羞的蠢行早就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