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爬起身，正了正领带。他的外套满是褶皱，胡子也邋遢没有刮。“这趟路跑的。这雾也实在太大了。”

“有什么发现吗？”

格兰特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档案，又从档案里抽出一张卡片放在罗根的桌子上。卡片上用回形针别了一张利亚姆・德弗林的照片。奇怪的是，看上去要老了一些。照片下面，标了许多不同的名字。“长官，这个就是墨菲。”

罗根轻声道：“是他？你确定？”

“鲁本・加瓦尔德很确定。”

“但是没道理啊，”罗根说，“上次我听说，他在西班牙碰上麻烦了，支持了失败的一方，结果被判了终身监禁，发配到了一个劳动营里。”

“那么显然并非如此了，长官。”

罗根猛地起身走到窗边。他静立不动，手插在口袋里，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要知道，整个运动的骨干分子没几个我没见过的，而他就是其中一个。永远都是一个谜团。就比方说列出来的那些，全都是他的假名字。”

“根据他的档案，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就读，这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可不大常见。”格兰特说，“他的英国文学拿到了良。考虑到他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这可有点儿讽刺意味。”

“你明白了吧，这才是他妈的爱尔兰人呐。”罗根转过身，用手指戳着自己的头说，“生来就在泥里打滚，一个个的全都是疯子。想想，他的舅舅是个天主教神父，他有大学的学位，可他干了什么？他是整个爱尔兰抵抗运动继柯林斯和那个暗杀团[101]之后最冷血的刽子手。”

“这样的话，长官，”格兰特说，“我们怎么处理呢？”

“首先跟都柏林方面的政治保安处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手里有什么消息。”

“然后呢？”

“如果他是合法入境来这儿的，他肯定在当地的警察部门注册过。不管在哪儿，肯定会有他的外来人口登记表格和照片。”

“这些资料应该都呈报到相关部门的总部了。”

“正是如此。”罗根踢了一脚桌子，“两年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把这些东西集中存档，但是七十五万在这里工作的爱尔兰人，完全没人在乎。”

“也就是说，我们得把这张照片派发到各个市警察局和郡警察机关去，要他们出专人排查注册档案。”格兰特拾起了卡片，“但是这很花时间。”

“要不然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能把照片贴好了到处问‘谁见过这个人’吗？费格思，我要知道他的意图，我要抓他的现行，不是要把他给吓跑。”

“当然，长官。”

“去办吧。最高优先级。给它标个‘国家安全部红色’的级别。这样才能让那些懒虫们动起来。”

格兰特走出门，罗根拿起德弗林的档案，靠在椅子上读起来。

巴黎的所有飞机都被迫滞留在地面上。雾气如此浓重，以至于拉德尔走出奥利机场的出发大厅门口时，简直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他返身退了回去，对值勤军官问道：“你们怎么看？”

“对不起，中校，但是根据最新一份气象报告来看，上午之前都不会有航班起降。说实话，即便是下午都有可能会继续延误下去。他们似乎觉得这场雾会持续个几天。”他善意地笑道，“不过话说回来，这场雾也把英国佬给憋在家里了。”

拉德尔作出了决定，伸手拿起公文包道：“我必须在明天下午之前到达鹿特丹，这一点至关重要。汽车库在哪里？”

十分钟后，一位中年的交通大队长鼻子底下多出了一张元首亲令；二十分钟后，一辆黑色的大型雪铁龙轿车载着他开出了奥利机场的大门。

与此同时在斯塔德利村，亨利・威洛比爵士正在乔安娜・格雷家中的起居室里，跟她还有维里克神父一起玩比齐克纸牌[102]。他喝得有些过头了，情绪相当欢乐。

“我看看啊，我有一套皇家婚礼[103]——这是四十分，还有一套主花色的顺子。”

“多少分？”维里克问道。

“两百五十分，”乔安娜・格雷说，“算上皇家婚礼就是两百九十分。”

“等一下，”维里克说，“他怎么用10管上了Q呢？”

“我之前不是解释过了嘛，”乔安娜对他说，“在比齐克里，10确实要比Q大啊。”

菲利普・维里克忿然摇头道：“真差劲。我可弄不明白这种破玩法。”

亨利・威洛比朗声笑道：“孩子啊，这可是绅士的玩法，纸牌中的贵族。”他一跃而起，带翻了椅子，于是连忙又扶正了它，“不介意我自便一下吧，乔安娜？”

“当然不介意啦，亲爱的。”她欣然道。

“你今晚似乎相当‘自便’呐。”维里克说。

亨利爵士正背靠着火炉取暖，闻言笑说：“确实，菲利普。而且我的理由很充分。”这些话简直是情不自禁地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完全没理由瞒着你嘛，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的天呐，这个老蠢驴。”乔安娜・格雷心下一凛，故意犹犹豫豫地说：“亨利，你觉得这样好吗？”

“怎么不好呢？”他说，“要是你和菲利普我都信任不了，我还能信任谁呢？”他又对维里克说，“实际上，这个周六首相会来度周末。”

“我的上帝啊。确实，我倒是听说了他在金斯林做演讲了。”维里克惊道，“说实话，爵士，我真不知道你竟然认识丘吉尔先生。”

“我不认识他，”亨利爵士说，“事情是这样的，他想安安静静地过个周末，作画什么的，然后再回到城里去。他肯定听说过斯塔德利庄园，谁能没听说过呢？那可是自从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就存在的庄园啊。唐宁街跟我联系上，问我能不能安排他住下，那我肯定是荣幸之至喽。”

“当然。”维里克说。

“不过你们必须保守秘密。”亨利爵士说，“他不离开，就不能让村民们知道。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安全，肯定的嘛。怎么小心都不过分。”

他喝得太多，嘴里含糊不清了。维里克说：“我估计他肯定会有很严密的防卫的。”

“才不是呐，”亨利爵士说，“他希望越不声张越好。跟着他的只有三四个人。等他来的时候，我会安排地方志愿军一个排的人手在庄子周围警戒。就连他们都不知道任务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只会当成是演练。”

“真的吗？”乔安娜问道。

“是的，周六我会去金斯林见他，然后有车接我们回来。”他打了一个嗝，赶紧放下杯子，“我说，失陪啦，感觉不太妙。”

“当然。”乔安娜・格雷说。

他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比了个“嘘”的手势：“出得我口，入得汝耳。”

待他出门，维里克说：“这还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他真是太不省心了。”乔安娜说，“他应该一个字都不说的。可是有一次也是这种场合，他没喝太多的时候，就跟我说过这件事。没办法，我只能管好自己的嘴巴了。”

“当然，”他说，“太应该了。”他站起身，摸过拐杖说，“还是我送他回家吧，他这样可不能开车了。”

“别瞎说，”她搀过他的胳膊，把他送到门口，“那你还得走回教堂内室去拿车。用不着。我送他就好了。”她帮他穿好大衣。

“没问题吗？”

“当然，”她吻了一下他的面颊，“我还期待着星期六见一见帕梅拉呢。”

他蹒跚着走进了夜色。她站在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四下里悄然无声，安静得就好像她小时候生活的非洲草原。奇怪，多少年来她从来没这样想过。

她回去关了门。亨利爵士从楼下的盥洗室走出来，跌跌撞撞地摸向火炉边上的椅子：“得走了，老妹妹。”

“别瞎说，”她说，“还有时间呢，再来一杯。”她朝着他的杯子里斟了二指高的苏格兰威士忌，坐在椅子的一只扶手上，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我跟你说，亨利，我想见一眼首相。没有一件事能让我这么想的。”

“真的吗，老妹妹？”他傻乎乎地抬头看着她。

她笑了，嘴唇轻触过他的额头：“好吧，也许还有一件。”

希姆莱走下楼梯时，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牢里一片沉寂。罗斯曼正候在那里，袖子挽到了手肘，脸色苍白。

“怎么了？”希姆莱问。

“领袖阁下，他恐怕是死了。”

希姆莱面色不愉道：“说明你也太粗心了，罗斯曼，我跟你说过要小心的。”

“恕我直言，领袖阁下，他是心力衰竭了。普拉格医生可以确认。事情一发生我就去找他了，他现在还在。”

他打开最近的那扇门。罗斯曼的两个盖世太保部下静立一旁，手上仍然戴着橡胶手套，穿着围裙。一个穿着花呢衣服、动作利落的小个子男人正俯身下去，用听诊器探向墙角铁床上尸体裸露的胸口。

希姆莱走进门的时候，他转身敬了个纳粹礼：“领袖阁下。”

希姆莱站住脚步，端详着施泰因纳。老将军的衣服被一直剥到腰际，还赤着脚。他的眼睛半开半闭，一动不动，凝视着无尽的虚空。

“什么情况？”希姆莱问道。

“心脏的问题，领袖阁下。毫无疑问。”

希姆莱摘下夹鼻眼镜，揉捏着自己的鼻梁。整个下午他的头一直在疼，到现在也没好。“好吧，罗斯曼，”他说，“他密谋威胁元首本人的安全，因此犯有叛国罪。要知道，元首已经对此颁布了惩戒令。而施泰因纳少将即便是死了，也无法逃脱这一项制裁。”

“明白，领袖阁下。”

“跟进一下做出判决的事情。我不等了，我得奉命到拉斯滕堡去。拍好照片，尸体就照常处理吧。”

众人齐齐脚跟一碰，敬了纳粹礼，离开了。

“他在哪儿被捕的？”罗根讶然问道。才是临近五点的光景，外面却已经漆黑一片，需要拉上灯火管制专用的窗帘了。

“去年六月，在凯瑞郡离卡拉湖不远的农庄，发生了枪战，他击中了两个警察，自己也受了伤。第二天，他从当地医院逃走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上帝啊，他们这个样子还好意思自称是警察？”罗根一脸绝望地说。

“问题是，都柏林方面的政治保安处完全没有介入这场行动，长官。他们仅仅是之后通过左轮手枪上的指纹才识别出他的身份。当时拘捕他的，是针对非法经营进行巡检的爱尔兰地方警察。还有，长官，都柏林方面说他们跟西班牙外事办公室核查过，我们这位朋友应该还在西班牙的监狱里才对。一开始他们还遮遮掩掩不愿意开口，你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跟他们打交道有多难。后来他们总算承认了，一九四〇年秋天他从格拉纳达的劳改农场逃跑了。按照他们提供的情报，他取道里斯本，混进了美国。”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罗根说，“但是他回来干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你从各个地方治安部门那里收到什么消息了吗？”

“七个地方机构，全说没见过，长官。”

“好吧，眼下我们除了等着看，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有任何动向，第一时间告诉我。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我在哪里。”

“遵命，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