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哲宗同意了，给了范祖禹当面说话的机会。范祖禹不愧是位在斗争中幸存的精英分子，见面之后他立即把太监扔到了一边，说起了整个旧党集团达成共识一致关心的问题。

怎样打压新党集团，防备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危险。

范祖禹发挥自己宋朝公认的唐史第一大家、还活着的人中第一历史大宗师的功力，全面回忆从熙宁变法到元丰改制这十五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论述从王安石到蔡确、章惇每一个变法派高层的奸诈本性。长篇大论精彩纷呈，说了好半天，发现哲宗仍然还是安静。

时间到，他只好告退走人。总不能拎起哲宗的领子，命令皇帝一起高喊变法派该死吧。

消息传开，旧党一片茫然，小皇帝到底在搞什么？这样安静，实在让人心惊肉跳。不过也很可能什么都没搞，因为他和高太皇太后在世时一样嘛，一、直、很、安、静……安静中有的人变得松懈，有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闪人。

在斗争中幸存的人都有独特的预感，尤其是那些被斗争的人，比如苏轼，他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地逼近。

他的预感对了，不久之后，哲宗全面开始对章惇、吕惠卿、曾布等新党人复官。复官，并不是一下子恢复到原来的官职，而是一点点地向上升，从闲散的、只有工资没有权力的“宫观”职，比如章惇这时是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只是主持了一个道观。

从这个基础上升起，给一点点的小实权。

只是这种程度的升职，苏轼立即决定撤退。他写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放。哲宗同意了，在临走前苏轼写了一份奏章，这份奏章在历史上很有名，因为历代公认，苏轼当时说得太理智、太耐心、太切实了。

里面说：“……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换成普通话，他说，皇帝你是超级天才，年龄处在最好的阶段。臣希望你放弃高傲遵循道理，在什么都没有去做之前，先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臣子们的心性。要观察三年，等你看得清楚，心里有底，然后再找个好机会开展工作。这样，你做了之后，天下苍生才不会产生怨恨，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看似合情合理，哲宗的反应却是厌恶。为什么呢？我们切换视角，以哲宗的眼光来看就会明白。

关于吕陶，他提出的两点让哲宗蔑视。自从亲政以来，哲宗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会怀疑到新党重新登台？开口闭口是国家利益，似乎只有旧党才能代表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引用新党，就是败坏国家利益了？

谁给你的唯一确定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

第二点让人更加忍无可忍，以高滔滔九年来的作为，哲宗身受其害，不追究也就算了，吕陶居然要求哲宗出面，去压制要求清算的声音。士可忍孰不可忍，尤其过分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还搬出了仁宗对刘娥的例子。这简直是荒谬。

试问刘娥改变过真宗的国策吗？她唯一废掉的是真宗时代的拜神风波。透过这两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吕陶的小心思，不用新党、尊崇高滔滔，这两点达到，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出这两点，哲宗能保持沉默已经相当有涵养了。

关于范祖禹，他提出的太监问题看着很正义、很光明，里面却有内幕。首先注意是复官而不是升官，这个区别很重要，意味着这几个太监以前是被贬职的。被谁贬的呢，之前的时代高滔滔一手遮天，只能是她。事情清楚了，这些太监得罪了她，而哲宗急于奖励他们，证明当初发生的事是因为哲宗而得罪了高滔滔。

忠于皇帝的，难道不是忠臣？为什么不可以表彰？

答案是不可以，以旧党所坚持的真理标准，内侍一律都是小人，不可以亲近，不可以封赏，实在要赏，也要排到正人君子之后。这个理论看似不错，至少汉朝唐朝的历史证明了太监真是妖孽一般的生物，他们强大了之后，大臣、皇帝、将军、国家都会死得难看。

所以必须压制，不能给好脸。

但是哲宗最生气的也正是这一点。

太监不好，可太监忠于我；你们大臣好，可都做了什么？众所周知，哲宗极为尊重自己的父亲，他的一生都沿着父亲走过的脚印前进。

他也爱自己的母亲，他像天下每一个儿子一样，希望母亲健康、快乐、尊荣。可是，这些他都做不到，在奶奶高滔滔、旧党大臣们的压制下，他既没法延续父亲的事业，连母亲应有的权益也不能维护。

哲宗的母亲姓朱，开封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里；她的父亲叫崔杰，很早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她改嫁朱士安，因之姓朱。这些她都不知道，甚至对朱家的印象都很模糊。她还在童年时，就被寄养在一个叫任廷和的人家里。

一个失去生父、继父也不愿养在身边的女孩儿，生得还很美丽，她的命运会怎样呢？很简单，几乎没有例外——及早嫁出去。幸运的是，朱氏“嫁”进了皇宫。说嫁其实是不标准的，她最初只是一个御侍，一个没有身份的下人。不过根据皇宫法律第一条，皇帝对所有女性都有合法侵犯权，说嫁也能贴一点点的边儿吧。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被神宗侵犯了，命运随之改变，她居然怀孕了，这孩子就是哲宗。从这时起，母以子贵，她一步步在杂乱森严的后宫里有了地位，再之后，她又生下了蔡王赵似，以及几位公主，成了一位身份稳定的贵妇人。

身份巨变，她的想法却不多。神宗的儿子很多，哲宗只是第六子，以这样的排名顺位，加上她本人低微的出身，根本不能去想什么。奢望会害死人的，只要她的儿子都健康，两位亲王封号稳稳到手，她也就知足了。可是人生只在潮流里浮沉，谁能主持自己的命运？到神宗去世前，哲宗的五位哥哥全都病死了，他变成了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哲宗登基，当上了皇帝。朱氏身为皇帝的生母，地位反而走低了。高滔滔从前是跋扈型的儿媳妇，现在是凶狠型的婆婆，她从当年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了真理，想独霸后宫，必须压制每一个敌人，哪怕是潜在的。朱氏首当其冲，首先是不给名分。

朱氏本应是皇太后，只给了皇太妃。皇太后是神宗的正室向氏。向氏出身名门，是从前名相向敏中的后代。在高滔滔的眼里，她是没威胁的，第一早就服了；第二向氏没儿子，注定了是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拿她去打压朱氏，真是绝配。

下面是具体的打压手段。

经大臣们提议，高滔滔批准，在神宗去世的三年内，皇太妃要服丧，衣服褥裍等用品的颜色要浅淡；每年的生日、例行年节日，所得物品及冠服的等级颜色，比皇太后减损五分之一；出行时只可用青色伞，乘车用肩舆，俗称檐子，不许用皇太后标准配置六龙舆；每月费用与其他嫔妃混在一起，不单独别立；不立宫殿名；不许单独走皇宫正门宣德门。

三年过后，可以使用红色伞，不许用黄色；用五龙舆；不许单独走宣德门。

这些不公平，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不仅没法改变，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上朝静坐之外，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

这些，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九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都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想来，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九年里他做过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记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则可以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十五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来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九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有点绕，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废除了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搞得农民很穷；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一直没结果，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他去，争来争去定不下来，水灾越来越大；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希望边境安宁，没想到适得其反，异族人气焰嚣张，胃口更大了；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商业活动反而滞殆衰弱。世界上的事，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结果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必须改，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

大家觉得怎样，冷汗下来没？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从农业到科考、从役法到救灾、从商业到外交，统统地失败。

很震撼，一般来说，这样全方位的否定，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不这样说，就没有推翻的理由。

可这是顺延时期的宋朝，至于这么血淋淋地批判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哲宗亲政之后的政治精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谁在这九年里干了什么，都要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首先从施政纲领上做起。

这种全面的否定在九年前出现过，高滔滔、司马光把熙宁新法全废了，如果不是抱着全面的否定，怎会做出以后的事？既然做了，就不要怪受害人反击。

这道考题发下去后，新、旧两党的新一轮战斗展开了，各自的先头部队在考场里就地厮杀。第一轮由考生们出场。

面对考题，考生们知道这已经是新一届政府的政治大方向。有的人很清醒，记得自己是为什么来的，顺着潮流走，才有眼前的功名，他们选择了批判；有的人勃然大怒，恨不得在考场里喊口号找同志，立即反批判。

这种人是主流，九年的老式教育，他们本身就是“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这伙儿的，头一句就被骂了，拿什么不生气？

愤怒中他们有不同的发泄方式。

有一个叫尹焞的人出了最大的风头。他看过考题之后二话没说站起来交了白卷，就出去了。走出考院之后他对着外面的人群说了一句话。

——难道可以这样去博取功名吗？

说完直接离开了京城。他身后是一大片旧党人激动欣赏的目光。这真是个卓尔不群的好苗子，他是谁，谁教出来的这个君子仔？答案很快出现，尹焞，洛阳人，圣人程颢的亲传弟子。堪称根红苗正，旧党里的旧党，从这一刻起，他成名了。

其他的人选择了更实惠的方式，他们精心构思写了一篇篇的反批判论文，反驳李清臣在考题里对元祐政绩的指责。

这种行为在明清两代够杀头的了，没事都能搞出来文字狱，何况这样明目张胆拉帮结伙地搞事。可是在宋朝很平常，指责政府，甚至指责皇帝，都是气节学识的表现。想当年二苏兄弟考馆阁就这么做过，为了成功率他们定下了一正一反的策略，由苏轼演红脸，赞美仁宗抬高时政；苏辙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宗骂了个狗血淋头，连带着韩琦等大臣也没跑了。

事后怎样，苏辙啥事也没有，这时都做到次相了。

第二轮战斗在考官中进行。卷纸收上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选谁？贬谁？出乎意料，反驳派居然赢了，主考官站在了旧党的一边。

问题严重了，这个结果相当于哲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施政方向刚出炉就被否定，让天下人怎么看，让他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展开？没别的办法，面对反抗，必须打压下去。哲宗宣布这次考试作废，还是原来的题目，重新考。

这一次换了考官，终于选出了熙宁新党的追随者。

哲宗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信息传出去了，相信影响很快就会波及全国，同时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也会随之改变。新党新政，当年的盛况终于要重现了……他高兴得有点早，他把事儿挑明了说，仍然有人敢反对他。

苏辙。

这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乖乖宝、沉默好人的小苏同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写了两份奏章，第一份的内容太彪悍了，就算司马光从坟墓里爬出来都别想猜到。

他说，我看到了这次的考题，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捣毁元祐政事，要恢复熙宁新法。这样做您错了，您不知道神宗的真正理想，我们在元祐年间做的，都是神宗的遗愿，都是为国为民为先皇为陛下，半点错都没有。

这是总前提，下面是核心。

——“……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历史，之前司马光之所以敢废除新法，是在“以母改子”的理由下进行的。哪怕是牵强，毕竟抬出了长辈。可苏辙这时说，政治上有错误，哪朝哪代都出现过，父亲做错了，儿子来补救，这是圣人提倡的孝道，是崇高的品德。

崇高你个眉山猪！哲宗气得要爆炸了，苏辙把这九年里高滔滔、元祐党人做过的事都扣到了他的头上，是他废除的新法，毁了神宗的业绩，居然是他！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堂堂的副宰相、大文豪居然当面撒谎，把满世界都知道的真相让受害者承担，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吧。

写到这里，还只是这份奏章里的一部分。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生动形象，苏辙接下来举了个例子。他说当年汉武帝对外开战，大修宫殿，把父祖两代积攒的国库都花光了。于是把盐、铁、茶等国民命脉收归国有，弄得民不聊生，差点动乱。

他的儿子汉昭帝任用霍光，把苛政废除了，天下才重新安定。

言下之意，宋神宗就是汉武帝，同样对外开战，对内剥削，搞国家垄断，压榨民脂民膏，幸亏死得早。现在哲宗登基，好比是汉昭帝，事实检验真理，废除苛政是唯一出路。

而且您已经这样做了……当然，不管是不是摄政王高滔滔的具体实施，都记在您的名下。现在盛世已经来到，长达九年的内外平安，千万不要破坏它！

文章到此结束，宋哲宗已经说不出话来。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才华、怎样的胆魄，才能一次性地否定两位政绩卓越功在千秋的进取型皇帝呢，尤其是能逼着现任皇帝去否定、去更改、去补救自己父亲的“失德失政”。

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确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确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没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听点，也得饶蔡确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确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同情心杀死，她不惜赤裸裸地说出真相，把之前公开定案的理由推翻。她说，蔡确的罪不在那几首诗上，而是他对国家利益有害。为了公益，他必须死。接着她问在场的顶级大佬，爱卿们，这事儿关系重大，你们怎么看？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先表了态，刘挚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中，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回到现实，经过回忆，哲宗明白了苏辙的本质，事情会变得简单了。哪怕面对再大的挑衅，为了目标的顺利达成，也要忍住。他选择了继续沉默，他绝不想像元祐年间那些大臣们隔着帘子和高滔滔互吼，在吼叫中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邪门。

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b>第二封奏章</b>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