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仔细看，然后统统地面面相觑，惊异莫名，脸上的表情变得和赵光义一模一样。他们期期艾艾地说——陛下……这，这是御龙弓箭直都虞侯戴恩哪。

“对头！”赵光义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就是他。这太神奇了！”

然后戴恩就此平步青云，从禁军的中低层干部迅速提升，直至宁远军节度使。史书记载，当时宋廷举朝都称他为“戴长寿”。

这事能说明什么呢？不过是芸芸众生，福祸升沉都只在君王好恶的一念之间而已。但别忙，回到赵光义即位之初，他突然变脸下令——诏令，天下禁止私习天文卜相等书，违令者斩！

而且到了第二年，他更命令全国征集天文相士近三百人进京，进行分门别类的考试。结果除了合格的六十多人，其余的都变成了罪犯，被脸上刺字，直接发配到沙门海岛看风景，遇赦不还。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既崇仙羡仙，连长相暗合的都会破格提拔，可又把职业的“人间神仙”们不当人看，远远地赶到国门之外呢？

得好好想一想。

以上的事情都非常的小，在宋史长卷中只留下了寥寥几个字的记载，但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在正统的历史分析里所没法解释的诡异现象的答案。

比如说，赵光义为什么要虚耗国力，修那么多的庙？他的儿子赵恒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了个神汉，弄得“一国君臣如病狂”？甚至百余年之后，金兵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攻不破、砸不烂的开封外城墙是怎样自动陷落的？都与这时赵光义的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连九十年之后那次举世闻名的变法强国之梦，都能在这里找出必须要做的根源。只不过世态万千，人事芜杂，只能到那时再说了。

每一个人都知道，宋朝是文人的天堂。那么这个天堂的大门，是什么时候打开的呢？

很多人都会指着资料说，宋太祖赵匡胤对文人就非常好了。但如果一直那样好下去，文人绝不会幸福到在宋朝一手遮天，有时嚣张跋扈到连皇帝的脸都敢踢黑。何况赵匡胤还会不时对文人们龇牙一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这扇天堂的大门，是赵光义打开的。他即位之后，不过区区三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太平兴国二年的正月，就突然宣布——开科取士。

从此，文人们，你们的春天到了。

这一次，宋朝全国各道所发贡士共有五千三百多人，这些人不管家庭成分怎样，更不管家里有钱没钱，只要学分够（进京之前要有取解试，参看赵匡胤卷），国家就给你出往返路费，支持你进京写论文。就这样，这些人从五湖四海出发，到开封城的礼部报到。

开始省试，进而殿试，紧接着这些人就开始欢呼——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一次录取的比例竟然这样的高啊！

这一科，赵光义取进士竟然是一百零九人！

要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有多惊人，请回头参看一下赵匡胤的取士记录。

宋太祖一朝，几乎每年都开科取士，但是所取极严，最多的一科是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那一年共取士三十一人。最少的是乾德六年，公元九六〇年，只取了六人。他在位十七年，开科十五次，一共才取士一百八十八人！

似乎太滥了……赵光义的首席宰相薛居正坐不住了，他上奏，陛下，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了。

但赵光义微微一笑，这算什么？下面的事才真正的惊世骇俗，前无古例。

赵光义令第一等、第二等进士并九经进士，直接当官，而且起步就是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这样的省部级高官。次一等的同进士出身，以及诸科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俊士之类）共二百七十人，直接送到吏部，这些人一律免选，优等注拟，好官美差先可着他们来。

薛居正等大臣们都傻眼了，这是在干什么？这些成熟的政治动物们满脑子装的从唐朝开始的读书、科考、取士、选官，等等的一系列官场的金科玉律就这么的都报废了？

这当官也太容易了吧！赵光义……没当过皇帝可以学，但你不能恶搞！

可是这一切还没完呢，等到这一科的新任状元吕蒙正等人向赵光义辞行时，新任的皇帝对他们说——到了任上，好好当官，要是发现了什么不便于百姓的事，可以尽快处理。

也就是说不必上报！

薛居正等人开始大喘气，这相当于把他们这些宰相以及京城各部大佬们都晾到了一边，成了摆设。赵光义却变得更加和蔼可亲，对他的新宠们说——众位爱卿，想必你们初次当官，没什么钱吧。这样好了，我给你们每人二十万贯，作为你们的行装钱。

就这样，赵光义即位之后的第一科，史称“龙飞榜”的进士们开始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请记住他们的名字：状元吕蒙正、榜眼李至、探花温正舒，以及王化基、臧丙、马汝士、王沔、张宠、陈恕、宋泌、吕佑之，还有张齐贤。

这些人在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像火箭一样的迅速蹿升起来，速度之快举国震惊，他们中至少有四个人当上了太宗朝的宰相，其中最快的一个当选时年仅四十岁。其他人中知制诰、尚书这样的高官更是比比皆是。通过他们，赵光义开始了对宋朝的改造，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赵光义迅速收到回报，几个月之后，他就办成了两件让全天下，乃至于契丹等外邦都瞠目结舌的大事。

一，把全国所有州县的行政权完全收归中央；二，迅速整顿钱币，规范金融市场。

前者的重要性还用说吗？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他的哥哥赵匡胤每天都得想着怎么向外发展，去抢别人的地盘，于是很多国内的典章制度都只能是临时适用的办法。比如为了备战与安定，得允许某些州县拥有特权。但当时除北汉以外，在实际意义上已经完成统一，再没有什么人有资格跟皇帝讨价还价。

赵光义雷厉风行，从此中国的皇权，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后，再次回到了至高无上，覆盖全国，公平地“欺压”每一个人的高度。

关于第二，意义无比巨大，如果要稍微夸张点说的话，赵光义在做当初秦始皇做过的事。首先他统一了货币，“禁江南新小钱，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据铜给其直，私铸者弃市”。

然后，把钱币的数量重新规定。

这件事就要回到唐朝了，历史记载的唐朝天祐年间以前，每百钱的含义就是一百个铜钱，并且足斤足两，童叟无欺。但是天祐以后，出现兵乱，每百钱就只有八十五个铜钱。到了天成年间，又减到八十个。到了五代的后汉时，变成了七十七个。进入宋朝，赵匡胤没办法一下子回到“天可汗”的时代，他规定每百钱上升到八十至八十五之间。

一时间物价平准，似乎全国的钱币流通量与货物存储量等都达到了一个空前平衡的时期，国计民生开始奔向小康。

但这都是官方数字，抛开铜钱的质量不说，在数量上《宋史》都公开承认，“诸州私用，犹各随俗”，真实的数字是四十八，每百钱只有四十八个铜钱！

这完全谈不到发展，就连平时过日子都有麻烦，说好，不过是与之前的五代时期相比。赵光义下令提升到以七十七为百数，并且规定每千钱的重量必须达到四斤半以上，从此在货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规定了一个硬性标杆，让宋朝铸出来的铜钱成了东亚地区最坚挺的硬通货。

从此，宋朝登上人类历史上封建社会富裕之巅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初见成效，文人们的春天就结束了。

他们直接进入了盛夏。

赵光义被压抑了近二十年的从政渴望和他积累了近二十年的对盛世的希求让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修书。

修书，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伟大事业。它绝不是仅仅代表着文化传承这样的基本功能，而是彰显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对自己民族的交代，更是当时的国君个人修养的体现。

《永乐大典》之于朱棣，《四库全书》之于乾隆，都极大地提升了当时国君的声望和品位，让功绩比他们大得多的帝王们变得相形见绌。

赵光义目光犀利，一眼就洞穿了其中的奥妙，于公元九七七年年初，也就是他刚刚登基不超过半年时，命令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收录的是汉魏到宋初的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修成共五百卷，算是一部难得的趣味性百姓读物。《太平御览》却非同小可，它初名叫《太平总类》，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共一千卷，征引各种书籍达一千七百多种，为宋以前历朝历代所罕见。

接着，他又做了一件影响更深远，在当时也更轰动的事。

修崇文馆。

说起崇文馆，文人泪不干。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真切地看到，不管我们的国家曾经怎样的动荡，生民怎样涂炭，我们从来都不曾扔掉手中的书本，和心里一直固守的文化信念。就在五代这样的乱世里，都一样存留着“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

它们就是当时官方存储天下图书、集纳人间诗书才俊的地方。

但它们是什么样子呢？历史记载，宋初时三馆建在右长庆门东北，就是几十间破旧低矮的小房子，“湫隘卑痹，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整个一个半露天的农贸市场。弄得朝廷给三馆学士派点活儿，写点官方文书，学士们都躲得远远的，不在三馆正规的办公室里写字。

赵光义亲自到三馆看了看，他显得很难受，随即就下令在左升龙门东北为三馆选新址，马上昼夜施工，不惜成本，要好、要快地盖房子，至于规模——要比皇宫还要壮观精美（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而且让人吃惊的是，谁也没想到皇帝陛下竟然如此的多才多艺，就连新馆里的亭台楼阁等的设计图纸，都是他亲自画的。

一年之后，新三馆终于建成了。开光之日，举国瞩目，迁旧馆之书，分贮两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部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六库图书。史称其书原有一万两千余卷，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平江南得两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三馆篇帙大备，正副本凡八万卷。

赵光义赐新三馆名为“崇文”之院，借此以诏告天下“扬文抑武”的决心。

就这样，宋朝文人们的夏天隆重来临了，武人们的冬天却就此开始。

在宋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九七八年，曾经发生一件事，历史上很有名，但在《续资治通鉴》这样的宋史经典文献中却查不着，得到更大更经典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才有记载。

事情发在这一年的四月份，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帝国的边缘地带，那里颇有点天高皇帝远，人强不服管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有迁入内地的戎人经常作乱。所以宋朝在秦州境内的清水县屯兵，边操练边待敌，规模相当不小。

为首的是都巡检使周承（还有一字，史料不全，未载）、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等人。

某一天，忽然来了一位朝廷使者。该使者骑乘正规，跟班不少，其中就有周承×等人所认识的巡驿殿直姚承遂、陇州监军供奉官王守定等朝廷命官，在外观上一切正常。于是见“天使”如见天子，大家伙儿隆重接待。却不料该使者突然口称有旨（注意，口称），拿问清水县屯兵处的所有官员。

没人敢反抗，周承×等人被立即捆了起来。

这时有认命的，像周承×，事后证明这人纯粹是吓大的。可是他的副手刘文裕却不干，刘文裕突然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天使大哥，你能不能把诏书拿出来先看看？

却不料该天使一听大怒——胡说！我奉的是密旨，就因为你们临阵逗留，剿匪不力，皇上才下令把你们都咔嚓了，还要看诏书？你们不知道封州城的知州李鹤是怎么死的吗？不拿诏书就杀人，这是潮流！

没人敢说话了。这之前两年，就在赵光义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派出很多亲信到各州各县去访查官吏民情，到岭南的亲信报告，封州的知州李鹤很黑暗，诬陷手下的军吏谋反，赵光义于是下令“诏诛之不问状”。

不再审问，也不出示诏书，就把人砍了。

这件事迅速风行天下，就算秦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也都早知道了。完了……既有成例，还有什么好说的？被捆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数数，计算着还能有几分钟好活。要知道根据这样的“潮流”，只要这位使者一个不高兴，立即就会动手砍他们的脑袋！

身处绝境是最考验一个人素质的时候，每个人都认命了，可先前就表现得很不配合的刘文裕仍然没有绝望，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因为，这位使者之前在自报家门时曾经透露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该使者说——他以前是“上南府时亲吏”。也就是赵光义还在开封府当府尹时的亲信。这真是让人非常羡慕，同时也是身价倍增、前途无量的重要保障。但在这时，就是刘文裕的救命稻草了。

原因很简单，刘文裕也是当年晋王府的亲信。

刘文裕万分诚恳地说：自己人啊，大哥，你就忍心不救我？（我亦尝事晋邸，使者忍不营救之乎？）

生机立即出现，只见该使者马上屏退所有人，然后向刘文裕越靠越近，等到距离足够近，他才压低了声音说出了一句话，把刘文裕一下子就听呆了。

这句话是——“汝能与我同富贵否？”

就看刘文裕连连眨眼，而该使者目不转睛，两人的视线迅速碰撞又急速分离，刘文裕终于点头——共富贵！共富贵！！

于是该使者马上给他松绑，让他一下子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第二天，使者骑马出行，刘文裕鞍前马后地照应，这时田仁朗等在押犯也都从宽处理骑马随行。趁人不注意，刘文裕悄悄地靠近了田仁朗，在他耳边低声说了点什么。片刻之后，田仁朗突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倒在地上痛不欲生，像是马上就要死（若殒绝状）。

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一拥而上围了过来，包括那个使者。下一瞬间田仁朗却突然跳了起来，把该使者一把扭住，摁倒在地。这下子全乱套了，有帮田仁朗抓使者的，更有使者的跟班们来解围的，最后的结果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不管该使者怎么大喊：“田仁朗等谋反，杀使者！”都没用，一干天使人等被关进了秦州大牢。

一顿小棒子炖肉之后，这人招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朝廷派来的使者，更不是赵光义在开封府时的亲信。他叫李飞雄，是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的儿子，凤翔盩厔尉张季英的女婿。

这人胸怀大志，可惜异想天开。他从他父亲那里知道了秦州府的所有官方秘密，包括府库兵甲等具体数字，然后从京师到凤翔府去探望他的老丈人，趁人不备，他偷走了他老泰山的官马，一路狂奔，选在一个夜里，进了一家官方驿站，用老丈人的官马骗取了驿站管事的信任，声称自己是奉命巡边的使者。然后以使者的身份，选了一个驿站的兵卒做跟班，再用同样的手法滚雪球一样把姚承遂、王守定等人骗到手里，跟着他一起到秦州的清水县去杀人，接管军队。

然后就是山高皇帝远，此地归我管……计划怎么样？理论上很周密，行动上很传奇，最后的结果也很惨烈。他怎么也没想到清水县就真有一个原晋王府的亲信，而且他演的李鬼太沉不住气，直接就泄了底。

之后的事就是涉案人等全部腰斩，包括同样被骗的姚承遂、王守定等人，以及当初那个驿站的管事和士卒。至于李飞雄，他被夷灭三族，连同他的老丈人全家一起死光光。

分析一下这件事，似乎完全是个个案，像他这样突发奇想，除了自己以外，连个同谋都没有就敢去颠覆大宋，从赵光义的嘴里往外分食吃，怎么看都怎么是一个地道的疯子。但问题不在他的IQ指数上，而是要想一下，为什么他能一路行骗，仅仅凭着一匹官马，以及“朝廷使者”的名头就能把那么多的沿途官吏都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到了边镇，一句话就把全部武将都上了绑，差一点就全砍了脑袋？

而且要强调的是，这些职业玩刀子的人不仅没敢反抗，就连怀疑都不敢，如果不是刘文裕想拉关系走后门，就真的被集体拿下冤杀了。

为什么呢？要知道，这时只不过是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赵光义刚刚当上皇帝不到两年，难道武人就已经混得这样矬了吗？

事实上，是早就这样矬了。众所周知，宋朝的武将没地位，可谁也想不到他们竟然是以这样的速度失去地位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

话说有能耐的伙计连老板都得另眼看待，那么给整个国家守大门的将军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待遇呢？别说之前的五代以及大唐，就算是一手创立宋朝兵制、打压武人气焰的宋太祖赵匡胤，都对边境上的军队实行“一国两制”。

边防军可以随意动用当地的财政赋税收入，可以独立从商盈利，不仅可对内，对外和异族交易也可以，而且一律免税。并且可以随意动用得来的钱招募勇士、收买间谍、奖励士卒……总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都不算，赵匡胤还在开封城里给这些边关大佬们修别墅，规格之高连施工的官员都看不过眼上报——这不对，都超过皇室亲戚的规格了！

赵匡胤却大骂——不懂就闭嘴！边关将士远比什么皇室重要，“急速造来，无使复言！”

到了赵光义时代又怎么样呢？在他刚登基时，不超过一个月，边关就出事了，而且是最恶劣的那种。不是被外族攻破，而是边关将领们窝里反。

瀛州防御使、监霸州军马仁瑀，擅自命令部下出边境掠夺，选择的出境口是齐州防御使、判齐州李汉超的地段。这就出事了，马仁瑀不地道，抢了李汉超的口中食不说，还给李汉超吃了个大苍蝇。因为事后契丹那边必定要报复，可找谁呢？只能是李汉超。马仁瑀整个白占了便宜，还把李汉超当傻子耍。

李汉超恶性勃发，马上就找马仁瑀火并。这时新皇帝赵光义出面了，他不打不骂，不急不躁，相反选择的办法非常温馨，充满了以前晋王的仁者风范——他派人分别给马仁瑀和李汉超送去大批的金银缎帛，并且摆酒给两人说和调解。

矛盾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和谐是必需的。于是一场边关火并就此平息。事情过后，赵光义才找了个机会，把马仁瑀调到了辽州，让他们俩离远点。

以上的事情，似乎表明了赵光义是个相当可人的领导，至少比他哥哥要温柔多了。但是，历史证明，武将们把事情给做错了。是的，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件事是马仁瑀、李汉超，甚至更多的武将们合伙演的一出戏，用意就是要给赵光义一个下马威，让新皇帝知道些好歹，从而捞到更多的好处。

更没证据能表明，这件事之后武将们都很开心，因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皇帝还真的是蛮上路，他们惹祸可皇帝摆酒，面子大得没话说。

事实是这直接给赵光义敲响了警钟，让他刚上任就不得不对武将们重新审视。而且，“豪勇”的武将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赵光义不是怕他们，而是在乎这件事对他的“国王之梦”的影响。

那时远征北汉的禁军还没回国。

想想看，国内的事情还没全搞定，禁军又都在国外，边境再出事，那就真的外焦里嫩彻底歇菜了。所以，赵光义只能选择保持晋王的老面孔——我忍。

但事情没完，时限转眼就到。转过年来，潘美、党进刚刚回国报到，赵光义就立即变脸。他向全国所有的节度使们下达了一条死命令。

令——天下诸州把各节度使子弟的名单全部上报，然后按名单要人，限期到京。一共有一百多人，把这些高干子弟都补充到殿前司去，去干一些承旨之类的贱职，就此圈养。

这是在做什么呢？对，人质。赵光义已经把部下们当成了各封建属国，要他们送自己的儿子进京为质，以后听命令服指挥，就一切都好，不然你们的儿子们就会人头落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

职业军人们本已经开始淡泊的血性杀气被空前的危机感再次唤醒了，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握住了刀柄。那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一生刀头舔血，九死一生，为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封妻荫子吗？可现在居然连儿子的命都要保不住了！谁知道这个变脸比翻书还快的新皇上什么时候会彻底翻脸，与其那时受苦，不如这时痛快！

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时京城里出现了一个被当时的士大夫们所激赏，更被后世的文人们全体称颂的“文明”之举。

国家的第一军人枢密使曹彬，无论什么时候，走在哪条街上，只要迎面遇到了士大夫们，他一定会“引车避之”。

武人们的领袖也低头了，而且据说是心甘情愿的……这是怎样的一盆凉水啊，浇得宋朝全国的武人们都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就从这时起，掌管全国军务的枢密院的地位，从五代时的领袖朝廷，到宋初时与中书省分庭抗礼，到这时就只能退居次席了。

这是好事吗？是，或者不是，没法讨论。就像几十年之后的“澶渊之盟”一样，一百年间的和平是好事吗？是吗？不是吗？要说好，百年无战事，上帝啊，放眼全人类的整个历史，有过这样的太平日子吗？但它直接的后果是把宋、辽两国都彻底养成了肥猪，只要出现一只野狼，就都成了盘中餐口中食，两国的皇帝哪个也没跑了，都亡国为奴了……至于他们治下的黎民百姓就更没法看。

所以，这时赵光义的所作所为，曹彬先生的谦恭退让，都功罪难说，对错莫辨。反正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军队里的人变得贬值，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只会说些之乎者也，然后用一撮兽毛在宣纸上画线条的文人们步步高升，飞黄腾达。

有的人忍了，可有的人站了出来。那是名将曹翰。他站在赵光义的面前冷笑着说，作诗有什么了不起的？以臣看来，那些酸丁们写得还远远不够瞧！请听为臣赋诗一首——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当先勒大名曹！

好诗！赵光义击节叫好。诚然，名将曹翰文武双全，而且人生经验丰富，随便意与气合就能酿成佳句，但赵光义只是叫好，完全无视诗中的愤怨之气，他转过身来就再次向文人加恩。

没过多久，宋朝在太宗年间的第一次科考就开张了，并且“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凤池，中书省、宰相府也。也就是说，区区十年之后，这些考中的举子们就能当上宰相！

武人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人，都只能活在潮流里，谁也不知道哪片云彩里有雨，会在什么时段下起来。他们只能私下里相对哀叹生不逢时，但就是这样的哀叹，都注定没人去听。时光在飞速地流逝，转眼就到了太平兴国三年，就在前面李飞雄事件发生之前的两三个月里，宋朝举国都沉浸在一片对皇帝陛下的罕见的智慧与仁德的崇拜之中。

以至于，什么李飞雄，什么曹彬、曹翰，或者节度使的人质事件，都被那时的民众和历史远远地扔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