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命运再次拯救了柴荣，他在黑夜中再不耽搁，马上向北汉营地发起冲击。这时的刘崇已经彻底没有办法了，勉强接战，一触即溃，那条横在身边的涧水成了绝大多数北汉人的葬身之地，在初春冰冷的涧水里，躺满了北汉人的尸体和他们的辎重。

他们的皇帝却幸运地逃脱了，要说沙场老将刘崇还真是有过人之能，在乌漆麻黑敌我莫辨的战场上，他以六十岁的高龄矫健地飞身上马，骑着他契丹叔叔赠给他的黄骝马，一路登山越岭，由小路兼程北逃，一直跑回了老家晋阳。

就这样，刘崇活了，事后他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北伐之旅以及这些天里发生的种种刻骨铭心的遭遇，他为这匹无比忠贞的救了他命的黄骝马专门修造了特制的马厩，按三品官的傣禄喂料，并赐号“自在将军”。

这就是刘崇为了这次战争所做的最后一件事。然后他以为这就算完了，难道不是吗？他败也败了，兵也都死光光了，在后周抢的东西也都留在那儿了，还搭进去了不少的北汉制造的军需，他柴荣还要怎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打了这样的大胜仗也应该满意了吧？

但是他万万也没料到的是，他刚刚修好了“自在将军”的马厩，就得到了一个吓得他必须马上哭着喊着叫叔叔救命的消息。因为柴荣根本就不想就此拉倒，他已经带着人马向晋阳开拔，来找刘崇算总账了！

柴荣来了，他生平第一次带着千军万马来主动攻击敌人。这时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但是柴荣已经不是以前的柴荣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带领的军队也与之前截然不同。

这都源于高平之战过后的一次沉思。

在自己的国境内把刘崇赶跑之后，人人都以为柴荣会大肆庆祝一下，无论如何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开门红，这一战打出了士气也打出了威风，尤其是让千千万万的人都重新认识了柴荣。更何况在实际力量对比上，后周也就此把北汉打得再无还手之力，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主动挑衅。

但是不知为什么，胜利后的柴荣闷闷不乐，他整天把自己单独关起来，不知在想什么。

柴荣在后怕。不错，这次他是赢了，赢得非常的漂亮，当时有多惊险和绝望，胜利后就变得多传奇，让人们认为他不仅高明神勇，而且简直就是奇迹。但他自己知道，这次战场之险，险过剃头，他不止一次地站在了生死边缘，每一次都是他必输必死的绝境……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不是要他每一次打仗都要自己亲自当突击队去玩命吧？！

那么到底差在了哪里？

经过冷静分析，首先，他操之过急了。当时他完全还可以再等一下，尽量多带些军队去迎战。但是他太急于把刘崇赶走了，才有了后来以后周雄厚的国力，而且在自己的国境内，却要以少得多的兵力和刘崇决战的劣势。想一想真是后怕，如果刘词再晚到一天，其实只要让刘崇熬过那一晚，第二天的北汉人就可能会反败为胜。

更何况刘词还面临过同样逃跑的机会。

想到这一点，柴荣就又恨又怒。他把自己关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他的部队竟然敢于这样公开地叛变他，这件事弄不明白，他所有的一切就都是假的。那么是因为他的军队本身就不行？不，柴荣随即就否认了这点。还是这些军队，在父亲郭威还有前辈王峻的手里，就指哪儿打哪儿，绝无折扣，至少曾经把刘崇打得透不过气来。那么为什么换了他就这么费劲呢？

原因就只剩下一点了，就是他自己不行，不能服众。

意识到这一点，柴荣非常痛苦。他知道自己先天不足，首先没有战功；二来当王储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不过半年；而最重要的，还是他姓柴而不姓郭（这一点真是无可奈何，虽然历史上也有称他为郭荣的，但是在人们的心中，他始终不像刘承佑接刘知远的班那样理直气壮）。可这能怪他吗？他出生在邢州龙冈，本是个庄园主的儿子，只因为他姑姑嫁给了郭威，而且长年没有生育，才把他过继了过去。那时候郭威正处在人生谷底，别说荣华富贵，就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

年纪幼小的柴荣就见识非凡，他不嫌弃郭家，相反他动用一切脑筋想办法，居然让郭家能收支平衡，不那么拮据了。这中间免不了柴荣日夜操劳，甚至孤身外出和一些商人搭伙，在飘摇的乱世中做些小本生意。就这样，柴荣从小就识得了人间疾苦，又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和郭威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父子之盟。这种本真的至亲至爱让郭威和柴荣在这一生一世里都没有互相猜疑过，所以郭威才会在临终前越过了血亲李重进，把皇位传给了他。

但是这些能说给什么人听呢？就算说出去又有什么用呢？只会适得其反，人们会更加认为他懦弱，他矫情，他无可救药。

所以出身啊，是多么的重要……永远都别说什么英雄不问出身低，除非你已经成为了英雄！

在柴荣把自己关起来，不断沉思冥想的时候，有人报告说樊爱能和何徽回来了。

是真的吗？这两个人居然回来了？柴荣真是纳了闷了，他不明白，这两位高官到底还是不是地球人？做出了阵前叛变，带兵私逃，杀了皇帝的信使，还阻碍了救皇帝的后援部队的事儿之后居然还敢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身边的张永德给了他答案——其实很简单，兵家自古多胜负，打输打赢有什么大不了？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逃过跑？而且以后的仗还多着呢，不还得用他们这些人吗？所以樊爱能和何徽才敢回来。

最后张永德面无表情地强调说，这样的事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常有，几十年来一直就是这样的。

但是柴荣受不了，他想，人就怕转念一想。柴荣在转念之后突然间勃然大怒——与其说之前樊爱能和何徽敢于叛变他，是对他的不忠和蔑视的话，那么这时候还敢再回来，就是对他加倍的侮辱！难道说他柴荣怯懦得连人都不敢杀了吗？他真的还得依赖这样的混账东西，忍受着虚假的忠诚背后对他冷嘲热讽的嘴脸吗？！

但是激动之后，他终究还是有些犹豫，因为无论如何张永德刚才说的都对，他还是得要打仗的，杀人容易，可是杀完之后呢？这样的事是不是真的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这时候有必要说一下张永德了，这个人不久之后就是后周的第一军人，是禁军殿前都点检（就是赵匡胤后来的官），他是郭威的女婿，柴荣的表姐夫，是后周国里真正的皇亲国戚，所以他对后周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他对柴荣是敢于也勇于说话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张永德宽厚有德量、识人重人，是个难得的好下属更是个难得的好上司。

敢说话的张永德在柴荣犹豫的时候说了下面这一段话，这段话当时就极为重要，直接改变了后周军队的素质。但是无论是他还是柴荣，都绝不会想到，这段话居然成了历史转变的一个根本性的契机，给中原汉人的复兴和后周的亡国都时埋下了伏笔。

他说——陛下，如果你只想维持现状，那么一切很容易。可是如果你想削平四海，抚有华夏，那么军法不立，纵然有百万勇猛之士，又怎么能为陛下所用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柴荣振臂而起，把床上的枕头狠狠地砸在地上。樊爱能、何徽以及他们部下军使以上七十余人，全部就地斩首，虽然以往有功，但是概不赦免。而且就此通告全军，这就是临阵脱逃，不尊皇命的下场，再有所犯，一律处置！

从此之后，后周的军纪开始真正的严明了，柴荣用自己的战功和铁腕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必须百分之百地服从他。但是他还是有所担忧，那就是吐故之后如何纳新。你杀了那些没用的，可是有用的在哪儿？

别忙，张永德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清楚明白地把一个人的名字告诉了柴荣，说就是这个人在柴荣亲自冲锋之后，挽回了后周当时的战局。

他说——陛下，你应该重赏而且提拔他。他的名字叫赵匡胤。

宋史称，高平之战，乃太祖皇帝肇基之始。从此之后，赵匡胤成为了后周世宗皇帝柴荣的心腹爱将，在后周军中，他成了一颗迅速升起的新星。

柴荣在公元954年5月3日来到了北汉的都城太原城下，在此之前，4月中旬，后周的前锋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已经率军先期到达，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这也就是说，在3月刚刚结束的高平之战后，柴荣根本就没给刘崇丝毫的喘息之机，立即就开始了反攻倒算。

可怜的刘崇，他刚刚给“自在将军”建好了新家，自己的家就面临了被抄的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办法，这办法之好，让赵匡胤的子孙们在一百多年以后也同样地效仿。那就是他把皇位马上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刘承钧，所有的国防职务一样不留，全都交了出去，然后彻底休息。

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或许他以为这样柴荣就不会恨他了吧？然后就此退兵？当然，为了活命，他也没有忘记最最关键的那一线生机。他给他的叔叔，当时的辽国国王耶律述律写了信，信里不管怎样追忆以前的美好亲情，和以后他会怎样的加倍孝敬，其主要的内容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快来救我——！

耶律述律真的派兵了，他当然不想让汉人统一做大。可他没有想到，柴荣不是其他的什么人，你可以让柴荣后退当然也可以杀了他，但是前提必须是你已经击败了他！柴荣立即分兵，命大将史彦超阻击契丹。他本人则抓紧时间立即攻城，他的计划很明确，只要能迅速攻破太原，契丹自然绝望退去，而且北汉的其他州镇也会不战而降。

但是攻破太原，真是谈何容易。历史证明，不仅柴荣，就连后来的赵匡胤都没有在有生之年亲身搞定。当然原因多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太原城墙又高又厚，本来就是历朝历代为了国防才修的边境堡垒，到了五代又特地加大了尺码，哪那么容易说破就破？

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柴荣刚强峻急的性格让这次战役无法全胜——他太急了，虽然携高平之胜，他衔尾急追，没给刘崇喘息之机，但也同时没给他自己准备的机会。

以国伐国，怎能如此轻易？

于是战斗只进行了近一个月，后周的士兵们就战力衰竭了。更要命的是，由于仓促出征，围城不下，粮草已经供应不足。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一国里的大兵们一但饿了，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都敢端，何况是北汉境内的老百姓？于是群众基础一落千丈，他们不仅得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得应付更加玩命的北汉民间游击队。

形势就此直转急下，这时雪上加霜，一个决定性的噩耗传来，后周大将史彦超在忻口抵挡契丹时不敌阵亡。契丹军团已经突破了防御，正在步步逼近。

好了，不管柴荣再怎样心比天高，他所能做的都剩下一个了，那就是立即退兵。柴荣退了，虽然没能就此攻破太原，把北汉灭掉，但已经让北汉心惊胆战，从此再也不敢也没能力主动进攻后周。

这样根本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柴荣即位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在回兵的路上，他还不知道只要再过上小半年，到这一年的11月，他此战的另一个战果就将显现。

刘崇死了，连惊带吓，又气又恨，再加上年纪太大了，让他再也无法支撑。

想趁着人家死了家长去偷袭，却不料转过身来自己就是一样的报应。

柴荣回到了后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开了所有的常务，再次陷入了沉思。这次的思考议题是——为什么没能一举拿下北汉？

原因多多，有准备不足，也有讨厌的契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军队不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坚信，一个月的时间，足够拿下太原城了！于是在沮丧追悔中，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柴荣的脑海里形成，他要重新招募装建一支部队，它必须是全新的，绝对服从的，战斗力超强的。

为此，他下了一条命令。令全国各地驻军，把最骁勇的士兵选送进京，同时向天下诏募勇士，只要你能打，哪怕你是逃犯或者强盗都无所谓。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刚刚因功提升为后周禁军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的赵匡胤。

赵匡胤在这次围攻太原的战斗中再次成为了亮点。当时后周军队轮番向太原城冲击，可都没什么效果，赵匡胤却带人直接冲到了城门下。史书记载，这次冲击中的赵匡胤早有预谋，他没像其他人那样爬梯子搭人墙往城墙上爬，他直接打起了城门的主意。而且要命的是他根本就没打算用常规的大木头或者大石头去撞，他直接放了一把大火，把太原的城门给点着了。

那时候再好的城门也是用木头做的，不管里边人怎么骂，赵匡胤纵火成功，他带人就冲了进去。可结果他往回冲的速度比冲进去时还快，太原城里的弓箭太可怕了，透过还没有完全烧毁的城门，像一大群苍蝇一样劈头盖脸地就射了出来，赵匡胤没法不往回跑，而且左臂上还是中了一箭。

中箭之后的赵匡胤反而精神大振，无论如何他都破掉了太原的城门，而且城门后面有什么他也领教了。没什么可怕的！赵匡胤回到阵地简单地包扎一下伤口就要再往上冲。这时柴荣亲自拉住了他，禁止他再次冒险。

在柴荣的心中，赵匡胤已经是他急需组建的新朝臣班底里的重要一员，而且这次招聘选拔出来的新士兵，就要优先安插进赵匡胤所在的殿前司诸班。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殿前”。这是个简称，全称是当时最高的统兵机构殿前都指挥使司，一般简称叫殿前司或者殿司。它的领导人依次往下排是殿前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简称殿帅）还有就是殿前都虞侯（也就是赵匡胤现在的职务。怎么样，虞侯这个官名或许大家读《水浒传》时有个错觉，以为是各个衙门里帮闲生事的亲随小混混，其实光明正大得很，是相当大的高官）。

但是殿前司还只是禁军的一半，另一半是侍卫马步军指挥使司，那边另有系统，单独向皇帝负责。

就这样，赵匡胤生平第一次单独主持了一次国家政务。只此一次，就让他一飞冲天，再也无法遏制。他有了自己的私人小集团。

下面有一份名单请大家注意，他们是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这些人的名字是不是很眼熟？只要翻开宋史，在最初的几篇里这些人都历历在目，个个名重一时。他们就是在这次的全国海选中被赵匡胤选中，并且立即安插在自己手下做官的。

赵匡胤也因为有了禁军殿前都虞侯这个职务之后，正式地进入了后周的高级官场之中。他开始了自己的正常人际交往。请再看一份名单，他们是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这九个当时已经身有官职，各居要津的人，不仅走到了赵匡胤的身边，还与他结成了生死兄弟。宋史并不讳言，连同赵匡胤在内，他们是义社十兄弟。

赵匡胤迅速冒升，成为了继柴荣之后，在与北汉的这次战争之中最为得利的人。历史稍微给了他一线阳光，他就立即展翅高飞，开始了他波澜壮阔，叱咤风云的一生。

这一年，赵匡胤刚满二十八岁。

在公元954年的这一年里，二十八岁的赵匡胤在三十三岁的柴荣的领导下，像一架发动机那样一刻都不停顿地忙碌着，他们四处出击，开疆拓土，后周人焕发出了五代十一国时期见所未见的创业热情，积极、开明、强盛，这些久违了的光明一面的东西再次回到了人世间。

但是就在这样一片大好的社会形式下，珍惜每一寸光阴的柴荣突然宣布辍朝三日，全国哀悼，因为深仁厚德、久孚众望、四海宾服、人类偶像的长乐老人冯道先生终于与世长辞，驾鹤西归了。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上一次刘崇来犯，柴荣准备亲自迎敌时，冯道当众给了柴荣难堪后，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不仅仅是因为柴荣大胜，让他的判断错误丢了面子，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不认识他了。这还是冯道吗？他历仕五朝（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侍候了十一位皇帝（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把新任的皇帝顶得当众下不来台，他可真是出息了。

可是柴荣却没把他怎么样，而且依照古例，给了他只有宰相才有的特殊权力——派他去给郭威修坟。这也是在变相地告诉他也告诉全天下臣民，柴荣并没有因此而计较他，想把他怎么样。但是临老出了昏招的冯道怎么想怎么难受，终于决定绝不原谅自己。就这样，他的生命终结在了这一年，非常遗憾，他只活到了七十三岁。

现在，我们很有必要来回顾他行云流水，潇洒自如，左右逢源，悠游享受的一生。我相信，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太多的正在我们身边活着的人的影子。

首先我们要承认，冯道是个积极进取，不断完善的人。他在青少年阶段可不是后来这个样子的。那时他有才，而且非常的愤青。

话说，冯道字可道，瀛州人，自号“长乐老”。他生在唐朝末年，超有学问，于是学而优则仕，他不例外地选择了读书人的不二职业——当官。

最初他选择了割据幽州、自封燕帝的刘守光（桀燕国王）。这时候冯道一腔热血，满脑子壮志，估计他是很佩服天可汗李世民的，所以也就非常想自己也当当魏征，于是他就时不时地给刘守光提各种意见，态度还相当的不温柔。

刘守光在他的不断招惹之下，终于确定冯道是发烧了，脑子都给烧秀逗了。于是就决定给他败败火，非常直接干脆地把他扔进了班房。并且告诉所有人，几天之后就送冯道上路，到阴间地府去体验生活，顺便满足他的志向，去侍候伟大的已经死了的天可汗。

蹲了大牢的冯道沉默了，他想不通，他有错吗？难道向领导人提意见，随时随地的发现领导的错误并积极地帮着领导改正错误不正是儒家提倡的最高指示精神和任务吗？孔子、孟子，还有很多的子，不都是强调一定要这么做的吗？

我做错了什么吗？！

话说冯道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在死牢这个最适合反思人生的地方，进行了深刻的灵魂反思和改造。在他的朋友把他设法救出来后，他就变了，从此，他成了以后世所周知的那个长乐老。

但是请注意，变的只是一部分，他是开始随波逐流，绝不贸然出头了。可是大家要想清楚，一个真的毫无主见，只知道对上级唯唯诺诺，对同级亲切随和，对下级和蔼可亲的人，怎么会迅速地出人头地，极快地在乱世中当上宰相，而且就此屹立不倒，几十年如一日的呢？

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去了。

首先，不管真的假的，是否出于天性，冯道在个人修养和行为上，都百分百地做到了一个君子。请看，史称冯道能“为人自刻苦为俭约”，他跟着后唐庄宗李存勗出征攻打后梁时，住在茅草房里，身为大臣连床和卧具都不用，就睡在稻草上。自己的俸禄可以和随从、仆人一起花，每天吃喝在一起，使用共同的餐具。将士们抢来了美女，照例先送给大臣们一些，冯道坚决不要，要是实在推辞不了，他就另找房子养起来，再为她们寻找家人，个个尽心。当他为父亲守孝回家时，农田大饥荒，颗粒无收，冯道倾其家财赈济乡民，并且亲自躬耕田野，当有人生病没办法种地时，他会在半夜里悄悄地替人种好。田主人登门致谢，他却认为不值一提。地方官因此给他送来“斗粟匹帛”，他也一概不收。

这或许也有博取声誉，投机取巧的嫌疑，但是请大家注意，什么叫君子呢？真有天生就是君子，天生就是小人的事吗？也就是说不管那位天生的君子做出了什么，他就是君子，而天生的小人无论怎样清廉自守也不过是个装假无聊的伪君子？

不，绝不是！我们要承认，不管你的天性是什么人，你做出了君子的事，你就是君子。哪怕只在你做君子事的那一瞬间。这样才公平。

所以，不管冯道的真假，冯道曾经君子过，且长时间地君子过。

然后再看一下他在政治上的具体贡献，这就要重提一下后晋石敬瑭以及耶律德光（当然，冯道首任宰相是在后唐做的，但是虽有作为，却没有后晋时期的他那么举足轻重和争议无穷）。

石敬瑭为了篡夺后唐江山，认了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但是不管怎样，他都需要一个人去出使契丹，表达诚意。石敬瑭遍视群臣，发现这个任务非冯道莫属，但是这终究是替国王认干爹去，稍有羞耻脸面之心的人谁愿意？但是冯道答应得非常痛快，他毫不犹豫地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

这一句话，就让冯道留下了千载的骂名。后世的学者范文澜对其大为不齿，忍不住口吐莲花——好个奴才的奴才！

这还不算，当耶律德光占领开封，践踏中原的时候，时任外官的冯道主动进京来朝觐。这时耶律德光小觑中原所有人物，再不对他客气。直接问——你为什么来见我？（当初耶律德光想把冯道留在契丹，可是冯道以退为进，非常巧妙地耍了契丹皇帝一道，估计这时耶律德光回过味来，要出一口气）

冯道面无难色——无兵无城，怎敢不来？

耶律德光占了上风更加嚣张，简直就在直接骂人——你是何等老子（老家伙）？

冯道却只一笑——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就此大笑，放过了冯道。这就更成了后世的儒家君子们对冯道口诛笔伐的资本，简直就是{典见}颜事敌，毫无廉耻！

但他们就一点都不再看下文了。耶律德光出过一口恶气之后，终于平下心气，来问冯道一些正事。他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请注意，相信大家都会清楚，耶律德光问的根本就不是怎么救百姓，而是要如何治理这些百姓。

冯道的回答极其巧妙——此时佛出亦救不得，只有皇帝救得！

一语道破天机，想当皇帝，就得留下这些百姓，只有这样，百姓们才会要你这个皇帝！

不管后来像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巨匠怎样攻击冯道，在他们编的《新五代史》里怎样的贬低冯道，在当时，公道自在人心，由冯道此时一言得活的中原百姓数不胜数。所以当冯道死后出殡时，民众自发组织列队道旁，纸钱飞舞满天，路旁的树叶都变成了灰色。

但这丝毫不能感动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圣人门徒，在他们的著作中，冯道是——“无廉耻立人之大节”，是“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是“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何足称乎！”的无耻之徒，奸臣之尤。

到了元代，有位学者胡三省更对冯道加倍的义愤填膺，他说冯道——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不过真是奇怪了，汉人在元代，已经是亡国之人了，这位胡兄为什么还活着呢？廉耻何在？只因为他不是宰相这样的人臣之极，所以就可以例外地活着？

到了清朝，就更不得了了。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把冯道的罪行提高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冯道之恶浮于商纣王，其祸烈于盗跖矣！

真不知道冯道是怎样伤害了他，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去这样评价冯道。

回到宋朝，伟大的文学家欧阳修、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他们一边在大骂冯道无华夷之防，无人臣之节的时候，一方面又把沙佗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立为正朔朝代。也就是说，一边骂冯道不该给夷人打工，一边又承认夷人创立的江山朝代是合法的，真是不知道他们运用了什么样的标准，站在了什么样的立场。

按照他们的理论，冯道早就该死了，他应该至少死十一次，每一次皇帝的更换，他都应该殉葬一次，尤其是面对耶律德光的时候，他应该横眉戟指，大骂不绝，然后引颈向刀，为民族留一千古佳话，给他们的忠臣孝子的排列加上一个号码。

至于当时中原的百姓们嘛，自然也要像冯道学习了，都给皇帝殉葬，那是个至高无尚的光荣！

不管怎样，冯道还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