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刘邦称帝,迁都关中</h4>
公元前202年二月(汉初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即汉高祖五年的第1个月为十月,接下来为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二月为当年的第5个月),刘邦在洛阳定陶的汜水之阳举行称帝仪式,建立西汉政权,刘邦即汉高祖,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追尊已故母亲为昭灵夫人,父亲刘太公称为太上皇。刘太公刘煓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未曾为人君后来成为太上皇者,也是第一位在世就被尊为太上皇的人。
五月间,刘邦宣布解除战时动员令,并在洛阳南宫大摆筵席慰劳群臣。酒席上,大家喝到兴起,刘邦冷不丁发问:“今日畅饮,各位不如畅所欲言,说说看,为什么项羽没做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群臣们一听,正是拍马屁的好时机,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嚷嚷起来,高起和王陵回答说:“与项羽相比,陛下你能以利让人,跟您一起打拼,但凡有所收获您总是不忘了赏赐那些出功出力的人,因此属下们也都愿意为陛下您奋勇效命,所以最后取得胜利的是您。而项羽心胸狭窄,嫉妒贤能,跟他一起打天下不但没有赏赐,而且随时有可能遭遇辱骂,所以他那样的人是得不了天下的。”
刘邦听了大喜,得意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并不全面,我与项羽斗争能赢,大家能与我同甘共苦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我看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一点子房(张良)比我厉害;善于内政,收揽民心,巧妙实施经济政策以及确保粮道,这一点我不及萧何;率领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懂得任用他们三位,是我赢得天下的另一个原因。项羽虽然也有范增那样优秀的谋士,但他却不懂得用人之道,这是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陛下说得甚是。臣惭愧。”王陵跪伏,诚惶诚恐地说。其他大臣也纷纷赞同王陵。
刘邦很喜欢洛阳这个城市,这里的食物很可口,美女也很多,这里的水酿出的酒也特别香,比起自己故乡的酒要好多了。长期的流离颠沛考验人的意志,楚汉之争的胜利让刘邦暂时忘记了一切烦恼,纵情于享受之中。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叫娄敬的人来求见刘邦,并且给他提出了迁都的意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娄敬,只能说他是一个善于冒险的人。
娄敬在历史记载中,生卒年月不详,唯一的个人信息是他是齐国人,在《史记》中第一次出场就是刘邦登基这一年。之所以说娄敬是个敢冒险的人,是因为他随便穿了一件羊皮袄就去见汉高祖了,而且一出口就告诉刘邦定都洛阳是个错误的主意。当时他正要去陇西戍守边塞,路过洛阳的时候,得知刘邦正在此地,于是跳下马车,请一个被称为“虞将军”的人带自己去见皇帝。这个虞将军不知道眼前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居然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要他先换身衣服再进去。《史记》里记载娄敬此时说的是:“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意思是说,我穿着丝绸衣服来,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穿着粗布短衣来,就穿着粗布短衣去拜见;我是决不会换衣服的。
娄敬见到了刘邦后,先讨了一顿赏饭吃,狼吞虎咽下去之后说:“自古以来,一个国家定都的选址关系到一国的命运,而这选址大有讲究。”他从周朝说起,讲到周朝最终定都洛阳,直到周朝灭亡为止,阐明了一个道理——洛阳位居全国正中,和平时期,方便四方来朝,战乱年代,方便四方进攻,所谓“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他对刘邦说:“您的天下不是靠德赢来的,而是靠战打出来的,‘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洛阳这个地方周围的人全是恨你的,在这个地方定都晚上恐怕没法睡得安稳。”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不如定都关中(长安),关中有你的统治基础,当年你进关中也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并且关中四面有山,易守难攻,比洛阳这个地方要好多了。”刘邦认真考虑了之后问大臣的意见。可那些大臣大都出身于崤山以东地区,纷纷表示:“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地形的险要和城郭的坚固也足可以依靠。”
这时候张良跳出来反驳了:“洛阳虽有这些险阻,但中心地区狭小,不过方圆数百里,土地瘠薄,四面受敌,并不是用武力可以守得住的。而关中左有崤山和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右有陇山(今陕西陇县西北)和蜀郡的岷山(今四川省北部),沃野千里,南面有富饶的巴、蜀二郡,北面胡地有畜牧养马上的便利,西、南、北三面的险阻更加天然的防守屏障,只用东方一面就可以控制天下。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说的就是关中啊!”
张良赞同了娄敬的说法,于是迁都这事就这么定了。娄敬这险冒得很值,他成功地实现了逆袭。刘邦一高兴,还赐了他“刘”姓,说:“‘娄’者,‘刘’也,这俩字读音差不多,以后你就改姓‘刘’吧。”从此,娄敬改叫刘敬,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决定迁都后,刘邦雷厉风行,“即日车驾西都关中”。汉高祖刘邦选位于渭水南岸的原秦朝兴乐宫故地作为汉帝国新都的基地,取名长安,位于今陕西西安城西北约十公里处渭水南岸南高北低的台地上,城市平面大体上近似方形。刘邦五年闰九月营建的长乐宫和刘邦六年营建的未央宫,是都城长安城内最主要的两个宫殿区。
据刘歆《西京杂记》所载:“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这一记载表明,未央宫是由诸多宫殿、台榭、楼阁、园林、假山、池泽并围绕前殿(正殿)所形成的有统一布局而又规划整齐、气势宏伟的建筑群体。未央宫前殿、武库、太仓这些代表着汉帝国政权、军权、财权的壮丽建筑,意在体现皇帝的尊严和帝国政权的巩固。未央宫建成后,长乐宫为皇后所居,未央宫作大朝之用。长乐宫耗时一年,于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建成。
<h4>汉承秦制,巩固皇权</h4>
刘邦虽然统一中国,做了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汉帝国到处是战乱所留下的创伤:田野荒芜,人民流亡,府库空虚,廪无积粟,百姓一贫如洗,没有积蓄,牲畜死亡殆尽。所谓“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写照。
在刘邦登基为帝的那一年五月,“兵皆罢归家”,汉军将士大部分复员返乡。与此同时,汉高祖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五月诏书”。这道诏书的要旨在于安定天下、恢复和发展生产、按军功授爵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西汉王朝建国之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刘邦所发布的这道诏书,有以下十条要点:
一、对来自原山东六国的诸侯子弟出身的官兵,因安置地点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免服徭役的优待。其具体实施细则是:凡留在关中地区的,因远离家乡而免除十二年的徭役;离开关中返回家乡的,免除六年的徭役。
二、令逃亡山泽者返回原籍,复故爵田宅,地方更不得刁难笞辱。自秦末以来,百姓因不堪秦朝暴政,“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者甚多;楚汉战争期间,百姓因不堪战乱之苦,“相聚保山泽”亦不在少数。天下平定后,这些身在山林沼泽之中、名不在户籍之内的离乡流民,其中包括地主在内,既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使国家难以对他们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使这批人成为汉帝国统治之下的“编户齐民”,刘邦下令他们一律返回本县本乡。为使他们返乡,国家向他们提出的保证条件是: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对他们亡聚山林期间的非法行为一律既往不咎;地方官有向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但不许对这些人进行刁难或者施加笞辱。“复故爵田宅”表明,汉承认秦代赐予的爵位,有爵位者在汉代仍享有同等的地位。
三、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战争期间因饥饿而卖身为奴者,不在少数。仅汉王二年关中地区大饥馑,就留下了一批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刘邦深知关中百姓为战胜楚军所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太大了,因而他决心通过颁发诏书来解除这批关中子弟的不幸;同时,又增加了一批编户齐民,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提供徭役,可谓一举而两得。
四、汉军官兵在大赦令律颁布后,一律赐爵为大夫。其实施细则是:大赦令下达后,汉军官兵凡无罪、无爵或有爵而不满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在秦汉爵制中,大夫是第五等爵位。即凡汉军复员官兵除获罪者外,至少是获得第五等爵位。
五、原来享有大夫爵位的复员官兵,一律在原来爵位的基础上再增赐爵位一级。这显然是在凡复员官兵一律赐予大夫爵位法令基础上,追加的一条相应法令,使原享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与原大夫爵位以下者一同享受恩赐。
六、凡具有七大夫爵位(第七等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皆可享受食邑。而秦制只有列侯(二十等爵位中最高的等级即第二十级)才可享有食邑。
七、凡享有七大夫以下爵位的复员官兵,免除其个人及全家所应服的徭役。
八、以七大夫(第七等爵位)、公乘(第八等爵位)为高爵,地方政府立即优先满足他们对田宅的要求,不得拖延不办。诏书中的“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表明,跟随刘邦转战南北的复员官兵,大多获得了高爵。
九、申“有功劳行田宅”的按军功授爵并赋予相应特权的法令,对地方上的郡守、郡尉、县令、县尉以往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法令提出训斥,指出未从军的小吏都按爵位获得了如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尚未得以落实田宅,这是“背公立私”,责任在于“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同时还敦促地方官员,今后要“善遇高爵,称吾意”。
十、自本诏令下达后,要进行察问。凡不认真执行此诏令的地方长官,要从重论处,即所谓“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五月诏书以上的十条要点,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令流民回乡生产,免除因饥饿而卖身的奴婢身份,这对扩大自耕农户的数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税收和服役人数、安定社会秩序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承认原秦王朝赐予的爵位在汉帝国享有同等的地位和特权,这对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汉政权来说,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采取这些措施稳定政局的同时,刘邦也在着手建立汉朝自己的政治制度。首先沿袭秦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即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这九个部门的长官。
地方行政机构方面,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同时刘邦还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由于人们对秦朝严刑酷法的深恶痛疾,刘邦在法律方面做了大的修改。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
除了在政治方面做了完善,君臣觐见之间的礼仪也做了修改。
刘邦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早年懒散惯了,当了皇帝之后对秦朝那一套繁文缛节比较头疼,干脆一下就给取消了。于是,问题就来了。立国之初,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人大都出身贫寒,上过学的人比较少,没有接受过礼仪规范的熏陶,而且整天脑袋别裤腰上出生入死,老觉得如今的刘邦还是当年那个跟自己一起睡帐篷的刘邦,君臣之间没有什么礼仪可谈。刘邦想开个会,结果话还没说两句底下就开始狂呼乱叫,甚至还有喝醉酒的,这让他非常恼火,可碍于面子又不好发火。这时候,轮到叔孙通上场了。
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一个博士官,反秦战争时先投奔项梁,后跟了项羽,然后又投降了汉。叔孙通发现刘邦很讨厌群臣在他面前这样毫无礼节,就提议为新朝制定礼仪制度。叔孙通对刘邦说:“礼制,本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事而有所变化的,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继承和删节、增饰都是有差别的,这说明古今的礼制并不相重复。臣愿采纳古礼并同秦朝的礼仪相结合,来制定新的朝仪。”
于是刘邦就同意了,叮嘱他叔孙通要注意简单易学,不要太难做。叔孙通到鲁地曲阜一带先后找了三十多个儒生带回长安,又把刘邦身旁原有的书生以及自己的弟子合在一起,共有一百多人。叔孙通带着这些人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在野外操练了一个多月,然后报告刘邦去验收成果。刘邦看了一会儿叔孙通等人的演习,感觉挺符合自己的要求,于是就下令施行这套礼仪制度。
汉高祖在亲身体验了这套礼仪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吾今知天子之贵矣!”刘邦见叔孙通折腾出来的这套礼仪用着挺爽,当即提拔他为奉常(位列九卿之首),赏黄金五百斤。从此以后,叔孙通研发的这套朝会礼仪一直沿用,在历代王朝的宫廷不断重演,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h4>定天下,分封功臣</h4>
汉朝建立,那些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理应受到封赏,然而每次一开会讨论分封的事情,大家都急着争功,吵吵闹闹谁也不听谁的,就这样闹了一年多,分封才正式开始。
刘邦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听到这个消息,这些功臣就炸开了锅,心里愤愤不平,私下里议论不休。他们觉得自己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坐在家里动几下嘴皮子而已,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是最多的?于是大家伙把曹参推出来:“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多处战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刘邦听到这事之后,就打了个比方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猎人是怎么打猎的。猎狗的职责是追杀猎物,而指示行踪、放狗追猎物的是人。如今诸位的功劳只能算是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作用。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其追逐目标,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算呢?”众人听罢,都无言以答。关内侯鄂君站出来说:“在楚汉战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万世功劳,怎么能把一时之功排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我认为,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鄂君的话正中刘邦下怀,于是顺水推舟,萧何位居诸侯第一,并获得“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就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
接着,刘邦对张良和陈平进行分封。作为“三杰”之首的张良因为一直为刘邦运筹帷幄,从未到前线攻城略地,所以他并没有斩杀敌人的军功,不过,刘邦却认为张良是个大功臣,分给他三万户,这是诸侯里边封户数的极限了。但是张良的决定出人意料,他宁愿选择留(秦县,进江苏沛县东南)作为自己的封地。他是这样说的:我起兵后能在留遇到皇上,这是天意。皇上愿意采纳我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能够获得成功,这是我的运气,我不敢受封三万户,能封得留侯就很满足了。于是刘邦便封张良为留侯,食邑五千户。后来,“留侯”便成为张良最常用的称谓。
刘邦封陈平为户牖侯。当听到刘邦的分封时,陈平坚决推辞说:“臣并没有什么功劳,请陛下另封他人。”刘邦说:“多亏了先生的计谋我才能一步步取胜,这都是你的功劳啊。”陈平说:“这都要归功于魏无知,如果当初不是他替我引荐,我哪能为陛下效力呢。”刘邦听完大夸陈平不忘本,于是封陈平为户牖侯的同时,也赏赐了魏无知。
刘邦分封完这些人之后,仍然还有很多人因为互相争功,一直没能吵出个结果,于是就这么拖着。一天,刘邦站在复道上,看见将领们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说着什么。他问张良:“他们是在说什么?”张良回答说:“他们在讨论造反的事。”刘邦问:“这才刚安定下来,造什么反?”张良说:“皇上您当初与他们一块儿打天下,而现在您已经贵为天子,分封的诸侯都是至交故友和平时亲近喜欢之人,杀的都是跟您有仇怨的人。将领们担心这天下的土地不够分封,更怕自己有过失而被诛杀。”刘邦又问:“那怎么办呢?”张良不答反问:“陛下平生所怨恨而又被大家熟知的人都有谁?”刘邦说:“雍齿与我有旧怨,他多次背叛我,我早就想杀他。”张良献计说:“那么陛下不如对雍齿进行封赏,群臣见雍齿都受到封赏,便会相信自己肯定能受到封赏了。”
于是刘邦就照张良出的主意,设酒宴招待群臣,当着大家的面封雍齿为什邡侯,同时催促群臣御史论功行赏。于是这些功臣们在宴会结束后都高兴地说:“连陛下最恨的雍齿都受封为侯了,我们这些人就不必担忧了。”
封赏功臣是刘邦当皇帝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处理不好,汉朝的政权就得不到巩固。张良建议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就是怕因此而引出动乱来。此后,其他功臣的论功行赏也逐一确定下来。
这些功臣虽然都封好了,但还有一件事一直是刘邦的心头刺,就是那些异姓诸侯王们。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除了能够做到知人善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联合异姓诸侯王的势力,不断地壮大自己。在刘邦称帝的时候,被刘邦所立的诸侯王以及归附于刘邦的原诸侯王就已经有七人。这些诸侯王到底是谁呢?
楚王韩信。韩信在垓下会战前夕已被刘邦正式立为齐王。公元前202十二月,项羽自刎而死;正月,韩信便被更立为楚王,称王于淮北地区,都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封地比在齐国的封地大大地缩小了。
淮南王英布。公元前203年七月,立英布为淮南王,称王于九江、卢江、衡山、豫章等郡,都于六(今安徽六安市东北)。
梁王彭越。公元前202年正月,封彭越为梁王,称王于魏国故地,都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韩王韩信。公元前205年立韩信(与楚王韩信为两人)为韩王。公元前202年春,与韩信剖符立据,封他为韩王,称王于颍川郡,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
原衡山王吴芮。衡山王吴芮系项羽所封。汉高祖称帝不久,以吴芮率百粤兵诛暴秦有大功,徙为长沙王,都于临湘(今湖南长沙市)。
赵王张敖。张敖为张耳之子,项羽分封诸侯时立张耳为常山王。公元前204年,立张耳为赵王。公元前202年,张耳死,张敖嗣立为赵王。
原燕王臧荼。臧荼原为燕将,因从楚军救赵,又随项羽入关,被项羽封为燕王,称王于燕地,都于蓟(今北京市西南)。
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异姓王,就是刘邦的发小卢绾。燕王臧荼的叛乱被平定后,卢绾被刘邦封为燕王。
以上异姓诸侯王有的在反秦及楚汉战争中立有大功,且早已裂土为王,拥有很强的实力,刘邦即皇帝位后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事实,正式确认或分封他们为诸侯王。上述诸侯王中,韩信、英布、彭越等人都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功勋卓著;刘邦手下的将领如曹参等人,在军事才能上都比不上韩、英、彭等人。这些人拥有大片的封地,手中握有精兵,刘邦怎能放心?为巩固汉帝国政权和刘氏王朝的长治久安,刘邦于建国后逐一铲除异姓诸侯王势力,而异姓诸侯王也相继反叛朝廷,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h4>大开杀戒,剪除异姓王</h4>
刘邦对异姓王不放心,一些异姓王也同样怀有野心。有些异姓王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但是由于他们拥有实力,有威胁刘邦江山的能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原罪。
在异姓诸侯王中,最先起兵反叛汉帝国的是燕王臧荼。燕王臧荼本是项羽所封,楚汉战争期间,韩信于井陉口大破赵军,威震河北。韩信听从广武君李左车的计谋,派使者前往燕国劝降。燕王臧荼因畏惧而归属汉王。刘邦当皇帝后,仍然封臧荼为燕王。
公元前202年七月,臧荼起兵反叛,刘邦率大军亲征,太尉、长安侯卢绾随从击燕。九月,臧荼兵败被俘虏,燕地被平定,刘邦立卢绾为燕王。
卢绾对于刘邦来说,是“自己人”。卢绾与刘邦是邻居,两人同日生,出生的时候乡民曾持羊酒祝贺两家。二人长大后为同学,又相敬爱。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因为吃官司而躲躲藏藏,卢绾常常追随。后来刘邦起兵于沛,卢绾以宾客的身份相随。刘邦被封为汉王而入汉中,卢绾被任命为将军,并常常担任侍中。后在楚汉战争中,卢绾官至太尉,封长安侯。由于卢绾与刘邦的关系,他得以出入刘邦的卧内。他的衣被、饮食、赏赐,都是群臣莫敢相望的。虽然萧何、曹参等能够因为才能过人、忠于职事而得到刘邦的礼遇,但若论到亲密的关系和被宠信的程度,都无法比得上卢绾,卢绾甚至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因此,卢绾在这时被刘邦封为燕王,自然不难理解。
燕王臧荼叛乱刚刚平定,又发生了颍川侯利几的叛乱。利几原是项羽部下的将领,楚汉相争时,他任陈县县令。后来利几投降刘邦,于是刘邦封他为颍川侯。汉公元前202年秋,刘邦突发奇想,召见在籍的全部侯爵,利几疑心重而举兵反叛。刘邦亲自率兵攻击,利几兵败逃走,叛乱被平定。
韩王信(与楚王韩信同姓名,实为二人,称韩王信以区分)本是韩襄王的庶孙,反秦战争时,刘邦率兵进攻阳城,使令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攻占原韩国领地,收得韩王信,任命他为韩国将军,统率韩军跟随刘邦进入武关。刘邦被立为汉王,韩王信随从刘邦入汉中,并对刘邦王说:“项王所封的诸将为王,都离家乡很近,而唯独大王远居此处偏僻之地,这是降职呢。大王的士卒都来自山东,日夜盼望着返回家乡。趁着士卒们年轻力壮、锐气正盛的时候向东进军,可以争夺天下。”刘邦定三秦后,许诺立韩王信为韩王,先任命他为韩国太尉,率兵攻占韩国故地。
公元前201年春,刘邦觉得韩王信的封地北面紧靠巩县、洛阳,南面逼近宛县、叶县,东面是淮阳,是天下驻扎强兵的战略要地。出于防范的目的,刘邦诏令韩王信迁徙到太原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以北,防御胡人入侵,以晋阳为都。韩王信请求以马邑(今山西朔县)为都,得到刘邦的准许。
同年秋天,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大军重重包围韩王信,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到匈奴那里谋求和解。当刘邦派兵救援韩王信时,对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去匈奴有所怀疑,认为他对汉帝国怀有二心,派人指责韩王信。韩王信害怕被诛杀,因而与匈奴约定共同进攻汉朝,举兵叛变。韩王信与匈奴冒顿单于一齐攻打汉朝,并在白登山(近大同城郊)包围了刘邦,刘邦用陈平之计才侥幸逃得一命。
此后,韩王信一直为匈奴人带兵往来在边境一带攻击汉军。公元前196年,韩王信被汉将柴武打败并杀死。一代将领韩王信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刘邦消除了又一隐患。
公元前200年,从平城逃出的刘邦在返回京城的时候路过赵国。赵王张敖是刘邦曾经的老大张耳的儿子,又是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敖侍奉刘邦很用心,每天早晚把外衣脱下,戴上套袖,亲自为刘邦进献食物。
无奈刘邦刚打了败仗,心情不佳,叉开两腿坐着,责骂赵王张敖,傲慢无礼,根本没有把赵王放在眼里。赵王的相国贯高、赵午都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原是张敖父亲张耳旧时的门客。二人平生性情刚烈,对于刘邦的傲慢无礼很是生气,便向赵王张敖劝说道:“当初天下豪杰并起,有能力的先立为王。今大王侍奉皇帝很是恭敬,而皇帝却傲慢无礼,请允许我替大王杀了他!”
赵王闻听后咬破了自己的手指,流出血来,发誓般地说道:“您怎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况且先父亡国,依赖着皇上才得以复国,恩德流传给子孙,都是得力于皇上。希望您不要再讲出这种话来。”贯高、赵午却不甘其受辱,准备瞒着赵王自己干。
公元前199年冬,刘邦率大军在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攻打韩王信的余部,从东垣回来时又路过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馆舍的夹壁墙中隐藏武士,准备伺机挟持刘邦。刘邦路过柏人,想要在馆舍留宿,忽然觉得心跳剧烈,便向随行人员问道:“这个县叫什么名称?”“柏人。”随行人员回答。“柏人嘛,就是逼迫人吧?”于是,刘邦没有在柏人县的馆舍留宿,继续向前赶路,因而免遭了一场劫难。
第二年,贯高的仇人得知他暗害皇帝的阴谋,秘密向朝廷告发。于是,刘邦下令一并逮捕赵王张敖、相国贯高等人。同案的十余人争着要自刎而死,独有贯高不肯,他生气地骂道:“是谁叫你们干的?如今赵王事实上没有参与这一谋划,而遭到一并被捕。你们都死了,谁来为赵王辩白他没有参与谋反!”
贯高和张敖被押到长安后,刘邦诏令审理张敖的罪行,同时诏令赵王的大臣和宾客,有敢于跟随赵王的一律灭族。贯高出庭接受审讯,说道:“都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赵王确实是不知道。”狱吏对贯高百遍千遍地毒打,贯高被打得体无完肤,然而,他始终不肯诬陷赵王。吕后在刘邦面前多次谈到赵王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不会干下那种事情。刘邦发怒说道:“如果张敖得了天下,难道会少了你女儿的吗?”
刘邦没有听吕后的话。廷尉将贯高受审时的情况上报,刘邦便让贯高的故友中大夫泄公去了解情况。泄公到狱中,贯高因遍体鳞伤,不能行走,在躺椅上接受讯问说:“按照人之常情,难道有不爱自己父母妻子的吗?如今我的三族都要被论罪处死,哪有拿自己亲人的性命去换赵王活命的道理!赵王实在没有参与谋反,只是我们这些人干的。”
同时,贯高还向泄公诉说了他们谋杀皇上的本意和赵王根本不知道谋划的情况。于是,泄公入宫向刘邦详细地汇报了讯问情况,刘邦便赦免了赵王张敖。
刘邦赞赏贯高为人能做到讲求信义,让泄公把赦免赵王的情况告诉贯高,说道:“赵王已被释放。”同时也宣布赦免贯高。
贯高说:“我所以体无完肤而不肯求死,是为了辩白赵王没有参与谋反。如今赵王已被释放,我的职责已经完成,死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况且人臣有谋杀君主的罪名,还有什么脸面再服侍皇上!纵使皇上不杀我,我内心能不惭愧吗?”说着便仰头割断喉咙死去。张敖被释放后,因为娶了鲁元公主的缘故,被封为宣平侯。
<h4>白登失利,和亲解围</h4>
秦朝时期,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同时为了防御匈奴南下,还筑起了长城。从秦末农民起义到楚汉之争,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战乱,那些原本戍守边关的人也都擅离职守。边境无人的后果就是匈奴趁机南下。在刘邦和项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已经渡过黄河,统一了北方草原大地,并且设官分职,建立起了政治机构,同时武力也逐渐提高,拥有战士三十多万人。
拥有如此之大的实力,匈奴自然也就忘了秦朝蒙恬三十万大军的厉害,重新燃起侵略中原的野心。尤其是韩王信投降匈奴后,冒顿单于对汉朝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更加放心大胆地南越句注山,向太原郡进发,抵达晋阳城下。
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上迎击匈奴。在铜鞮击败韩王信,斩杀其将王喜。韩王信逃奔匈奴,他的部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人拥立赵王的后代赵利为王,收集残兵,与韩王信及冒顿单于卷土重来,再次进攻汉军。有了之前的经验,匈奴决定不跟汉军硬碰硬,派遣左右贤王带领万余骑兵与王黄等人驻扎在广武以南地区,到达晋阳时与汉军交战,大败。汉军乘胜追到离石(今山西吕梁),再次将其打败。随后,匈奴在楼烦(今山西宁武)西北重整军队,接着想了个招,假装退兵,引诱汉军。
刘邦前后派去十余人去侦察情况,看看是不是有埋伏。这十几个人回来之后都报告说是真的撤退,可以追击,唯独刘敬(即娄敬)认为匈奴使诈。刘敬当时是往来匈奴的使节,并不是去前线侦察情况的情报员,因此刘邦不以为然,率领部分人马从晋城出发赶往平城。在这之前,汉军从未和匈奴交锋过,当然也不熟悉他们的作战方式,于是就上当了。
冒顿单于在这一带埋伏了四十万骑精兵。刘邦所率领的先锋部队刚抵平城,冒顿单于就对全军下达攻击命令。看到突然出现的敌方大军,刘邦惊呆了,立刻在平城东方的白登山布阵迎敌。匈奴军很快便将整座山包围。当时正在下雪,老天爷似乎也在折磨汉军,粮食已尽,兵卒中十之二三因冻伤而手指断落。
刘邦被匈奴骑兵包围,又得不到军粮的接济,形势危险万分。这时,随军的户牖侯陈平献计,给冒顿单于的正室阏氏(阏氏是匈奴君主正妻的称号)偷偷送了一份大礼,并且煽风点火说汉皇帝想送一个美人送给单于。阏氏害怕失去宠爱,于是对冒顿说汉朝天子有神灵庇佑,汉朝的土地也不适合匈奴人居住。而冒顿先前曾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二人约定时间会师,王、赵二人却并未到来。冒顿也因此怀疑汉军有其他阴谋,所以听取了阏氏之言,撤开重围一角,刘邦因此得以脱身。冒顿率领四十万精锐骑兵离去,刘邦也率领大军撤回。刘邦从白登逃出后,首先向刘敬赔礼道歉,并封刘敬二千户,封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白登之围后,韩王信又逃回到匈奴那里。当时冒顿单于兵强势盛,刘邦对这个问题很在意,寝食难安。一天,刘邦让刘敬找个解决的办法。刘敬说:“目前天下刚安定,连年作战太消耗国力,因此对于匈奴不能用武力去征服。这个冒顿是个猛人,他杀死父亲,自立为单于,连很多年轻的庶母都霸占过来作为自己的妻子,因此,对他们来说仁义之道是不管用的。但是可以用计谋使他们的子孙永久称臣,不过这还需要陛下您舍得才行。”
“只要能消除这个威胁,有什么舍不得的!”刘邦很着急。
“如果陛下能把大公主嫁给冒顿单于,赠送给厚重的礼品,他们知道汉朝皇帝把公主嫁给他,又得到赠送的厚礼,必定会立她为阏氏,阏氏作为单于的主妻,生下的儿子后必定被立为太子,将来会继嗣单于王位。这个冒顿贪图汉朝的厚礼,陛下每年按时赠送些他们所缺少而汉朝所多余的东西,同时借这个机会派人向他们讲述一些礼节。这样不管冒顿活着还是死了,陛下都不会再被这个问题困扰。”
刘邦听了这个主意觉得很好,当即就决定要把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可吕后不干了,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只好认了一个宗室的女孩为公主,冒充鲁元公主,由刘敬护送前往匈奴和亲。
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到底是谁替代了真正的鲁元公主,但是不难想象,这个假的鲁元公主和刘敬是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前往匈奴的,一旦假冒公主的身份被拆穿,两人都有性命之忧。不过冒顿看样子并不怎么在乎血统,也许是那位公主的美貌和才华打动了他。此后,冒顿再没对汉朝发动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史料记载,仅冒顿一人竟然先后娶了七位汉朝公主。从这点来看,冒顿还真的是喜欢汉族公主,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公主的嫁妆。因为匈奴本土经济收益不稳定,而每次从汉朝娶公主获得的嫁妆和之后的贸易收入是很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