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钱庄是一种信用机构，起源于经营银、钱等货币兑换的钱摊，明末成为兼营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清代主要分布于江南的大中城市。北方多叫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西南等地也有将二者并称的。直至清末民初，钱庄组织一直采用独资或合伙的无限责任制。无锡的李儒鑫先生所开的通达钱庄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卞梦龙在南京有妓院和赌馆。他知道，这种东西尽管也有收入，但毕竟不稳定且入不了流。底子潮，不把牢。在中国地面上，办实业太辛苦，先期投资太大，风险也大，吃三教九流则要处处受制于人。若要求个稳当，挂个正经商贾牌子，且能以少许资本从事大量经营，那就去办钱庄。这是他当年跟着温秉项跑通达时暗自揣摩出的。

他要办钱庄是经过一番比较，动了一番脑子的。

卞梦龙来京口日子不长，但没闲着。他了解到京口城关原有个飞龙镖局，雇了一群保镖专事押运大宗现银。但这种张张扬扬的办法不仅保证不了安全，而且开销太大。于是，城关附近又成立了一家票号，这是光绪年间的事。这家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票号按取汇款人委托，签发汇票，由汇款人持往所汇地点的分号或联号，如数兑取现银。票号则按各地银色高低、路途远近、银根松紧，于汇款数额外另收汇费，也就是“汇水”。这种办法较飞龙镖局运送现银安全而省费，所以票号也兴隆了几年。但该票号摊子太小，分号和联号也就是江苏地面上的几家，加之糊糊涂涂为京口的清驻军放了几笔军饷，到辛亥革命后自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勉强又维持了几年，这时已是苟延残喘，但求有个大户将其接收吃进。

辛亥革命后，钱庄的势头好于私营银行，更强于票号。卞梦龙想办钱庄，在南京这种各大钱庄盘根错节之地又显然插不进脚。到京口本是游玩，却无意中发现这地方小是小，却也有点繁荣商业的前景。它差就差在钱庄这块。梁老板办实业，办商业，却没办钱业，在埠际贸易大发展时显然不适应。在这种时候，谁有本事拿下这块谁发。而拿下来这块并不难，因为有个快维持不下去的票号可以接收，也多少算是碗现成饭。

有梁老板撑腰，他即刻回南京取了一万五千现洋，到京口盘下了这个票号，并定名为“大旺钱庄”。

这个票号的铺面并不算小，只是房子像是被暴风雨吓得惊慌失措的畜群，拥拥挤挤缩作一堆。房顶破破烂烂，屋脊上的雕饰残缺不全，一个个向外突出的窗框像老头翘着下巴。屋子里更是陈旧不堪，除了光秃秃的墙壁就是几个死气沉沉的柜台，毫无生气。不知什么厄运使它败落到这样的地步。

卞梦龙马上雇人对它里里外外进行了装修。装修刚完，当干涸的泥浆还堆在那里，搭脚手架的插口还没封死时，他就开张了。

这日，梁老板带了一大伙本城富绅前来贺喜。

鞭炮声中，锣鼓声中，一块棕色打底，雕刻着“大旺钱庄”四个绿色大字的牌匾被徐徐挂到门楣上。

卞梦龙向众人大声说：“欢迎诸位把钱存到大旺钱庄！要发咱们一起发。有梁老板和诸位财主撑着，把钱摆在大旺钱庄的绝不会吃亏，只会连本带利跟着看涨。”

在一片议论声中，他着意留心那对票友的反应。

梁秋对肖少泉说：“瞧人家卞先生，上来就放开钱庄，多有气派。”肖少泉则不以为然，“有你父亲给他撑着，能不横吗？借那个势呀。”“你就不往这地方放些钱？”“开钱庄的以信为本，取信于人，人家才敢往这里放钱。这小开初来乍到的，我得看准了再扔钱。”“连我父亲都信得过卞先生，你凭什么总疑心生暗鬼的？”“你父亲那么有钱为什么不自己开个钱庄？”

最后这句话，使卞梦龙心头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