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曾经兴致盎然地与洪秀全论辩、一心想为太平天国的宗教带来新生的艾约瑟,也逐渐放弃了定居南京的美妙幻想。艾约瑟担心在他外出布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妻子会遭遇不测。而且,太平天国禁止按日计酬的雇工进城,艾约瑟夫妇的居住条件恶劣,气候有损健康,水质脏污,在在让艾约瑟非常不满。他注意到连住在这里多年的中国人也要在水里加药,才敢喝下去。对于这对年轻夫妇来说,“责任召唤他们来南京,而意愿则对他们说应该北上”,最后,意愿占了上风。<small>42</small>
罗孝全和艾约瑟走后,除了一些出于热爱或为了钱而留下来的传教士之外,天京里几乎没有什么洋人了。最后一个新教教士到南京是在1863年春天,他给香港报纸写的报道与其说充满敌意,还不如说是小心翼翼。在这位传教士看来,南京仍然相当繁荣,城里还种着一些庄稼。他获准拜见了干王洪仁玕。洪仁玕对洋人的不友好行为大感困惑,洋人要是与南京兵戎相见,便以禁止一切对外贸易相胁<small>43</small>。洪仁玕与洋人打了多年交道,他说罗孝全从南京出走乃是基于“一些小误会”<small>44</small>。不管是出于误会,还是别的难以言明的原因,此事足以让洪仁玕失宠。
洪秀全革除洪仁玕的职位,不再负责推动太平天国的现代化,也不再让他统率太平军,他奉命只能督导幼天王的教育,这个差事使他如此“焦虑”,为此他“竟掉下了眼泪”<small>45</small>。
上海附近地区战事不断,南京日渐孤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洋人商务有所减少。其实,自从列强与清廷修订了1860年的商业外交条约,重开与长江内陆口岸汉口的内河贸易之后,上海成为丝绸、鸦片、军火、粮食和茶叶等货项的商贸中心。停泊在黄浦江岸边和下游河段的船只越来越多,于是发行了一份日报——《每日船务与贸易消息》——以补周报《北华捷报》之不足<small>46</small>。到了1862年9月,又发行了另一份副刊《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该报以中文刊行,报道中国的贸易情况,每逢周二、周四、周六出版<small>47</small>。
在上海的美国人的确有所减少。1861年,美国内战的消息传到中国,美国的“东印度舰队”解散。舰队司令官司百龄拒绝在接到海军部的确认前,同意支持南部联盟的军官提出的辞职请求,但司百龄本人却被华府突然解除司令职务,因为他生于南卡罗莱纳州。那些有战斗力的美国船舰奉命马上返回本土。此后三年,只有偶尔出现南军“私掠船”将至的传闻
<small>48</small>。1862年6月,第一艘日本船“全幸丸”入坞上海,好似填补美国的空缺。该船原为英国船“休战”号,被日本政府用三万四千美元买下,此番“满载杂货”,并“负有收集各类资讯的使命,包括商业、统计和地理资讯”<small>49</small>。
洋人涌进上海,有的身怀万贯,有的一贫如洗,而这座城市也很快调适过来,接纳了他们。最有钱的人可寄寓于提供免费午餐的“欧罗巴大饭店”,而法租界内新开张的“帝国信使酒店”也有上等客房<small>50</small>。一家名为“克拉兰顿”的新建豪华旅馆于1863年7月开张,替代了原有的帝国饭店,这家新旅店现在开设了全新的保龄球房——这是刚离开的美国人留下的风尚<small>51</small>。一个最近离开的访客在新命名的“额尔金扶轮社”里备受礼遇,该社是“北华信鸽俱乐部”每周集会的总部<small>52</small>。“亚司脱俱乐部”里设有一个新的台球房,而“东方台球沙龙”则坐落在教堂街和布道路交接处上海图书馆的旧址,这里还卖果酒和烈酒,这种种或许可以看成上海价值观念变化的象征<small>53</small>。米勒旅馆是最好的一家旅馆,它没有保龄球房,也没有台球房。在隔开英租界与中国城的洋泾浜河上,有一艘名为“海马”号的旧双桅船已改装成“海马漂游旅馆”,这个旅馆是那些希望住得安静的人的好去处,房租很合理,每月六十美元,另加一美元早、晚餐费,当然,所有住客“必须预先交纳房租,不得例外”<small>54</small>。
这些新需求和新品味逐渐成为上海的娱乐风尚。丰裕洋行(Fogg & Co.)正在销售六套保龄球设备、六副台球和球杆,还可买到球杆皮套和防滑粉。城里建了两间“照相馆”,除了为当地居民拍照外,还拍摄参与战役的军队<small>55</small>。“莱斯雷教授(Professor Risley)和大天才艺人公司带着十匹无与伦比的马”在城里演出。此时不仅赛马场大大拓宽,还从澳大利亚的悉尼运来二十匹阿拉伯赛马和用来运货的母马与阉马<small>56</small>。
港口挤满了船,逃犯、没出息的人、流浪汉也不断涌入。警察局的日志上记满了他们称为“贫民”和“流民”的骚扰、过失和无端施暴。一些犯行常是轻微得可怜,这也反映出罪犯的悲惨遭遇:一些洋人因为偷一块面包、一片肉、一些桃子或一些短袜而被警察登记在案,而失主都是华人小贩<small>57</small>。但也有一些案件涉及不同程度的暴力,从酒后攻击他人、蓄意强暴华洋妇女到诱拐中国男孩不一而足<small>58</small>。在破敝拥挤的棚户区,斗殴致伤和谋杀事件时有发生,社会所不容的人聚居在此,有些人为了躲避在“竹城”、虹桥“爱福礼酒店”、法租界内号称“利物浦之臂”的低级公共场所,或“爱伦水手之家”周围巡逻的巡捕(即所谓的“马尼拉人”),越河到官府和洋人都管不到的浦东去<small>59</small>。
英国领事在虹桥区每年发行“娱乐场所”执照,企图以此控制娱乐和暴力,但这个计划总是不断受阻。比如,虹挢区有一家旅馆频频出现犯罪行为,最后才发现巡捕马森是犯罪活动的共谋;巡捕海顿则连续几月“收受非法赌场老板的贿赂”<small>60</small>。在1863年被起诉的案件中,约有四分之一与巡捕有关,有的被控失职、工作时睡觉、酗酒、不守规章制度,有的则被控殴打良民。不少巡捕是累犯:4号巡捕因酗酒七次被捕,28号巡捕被捕九次,32号巡捕第十四次被捕<small>61</small>。1863年初,巡捕房总监对工部局抱怨,他手下可靠的巡捕只够巡逻南北向的街道。当地的暴徒和罪犯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便可恣意在东西向的街道上行抢<small>62</small>。
最难控制的是那些与太平军做军火交易的人。此类案件数量在1863年持续增加:“罗蒂,三十一岁,苏格兰人,家住上海,向叛军出售武器。”“哈迪和其他人负责管理船上的军火,协助叛军过关。”“史都基思,别名比奇,和其他人一起违反中立原则。”<small>63</small>军需品唾手可得,显然无法控制。有些军火从远地运来,香港甚至新加坡每年至少有三千门大炮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各家海军商店都出售炮和小型武器<small>64</small>。工部局虽然一再抱怨军火贸易过热,但它自己也促成了部分军火的扩散,因为每当新型远距来复枪运来配备给各支志愿兵部队,工部局就把旧式的滑膛枪和雷管卖出去以筹集资金<small>65</small>。英国军队也在推波助澜,士迪佛立将军卖了第二十二旁遮普步兵团和第二孟加拉国步兵团的“军火和装备”,以减少这两个团队受命回防印度时所需的调防费用
<small>66</small>。
在上海的英国人把携带武器视为理所当然;其财产细目上除了白兰地、香烟、家具、陶器、狗和床垫等物品外,往往还有短枪、来复枪、左轮手枪<small>67</small>。英国翻译官密迪乐性喜冒险,但心性平和,在大多数洋人转而对付太平军之时,他仍对太平军忠心耿耿。他提到他逆流而上时所带的装备,其中包括“一支直径32毫米的雅克单管来复枪,两条单管肩背猎鸟枪,两支配有长枪管的双管短枪(霍克将军用的那种),两条普通长度的双管短枪,还有一对手枪皮套和两条伦敦武器公司出产的(阿达姆式)左轮枪带”<small>68</small>。
军火走私者和军火商经常从事大规模的买卖。一家“以卖军火给叛军而闻名”的美国公司在1862年里卖给太平军的军火如下:2783杆滑膛枪,66支卡宾枪,4支来复枪,895门大炮,484小桶火药,10947磅炮药,18000发子弹以及3113500枚雷管。这支由四个美国人、一个翻译和十一个苦力开着两条船组成的商队取得了在太平天国辖区里“水陆”均有效的通行证,这个通行证由忠王李秀成手下的军官签署,日期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十二年四月二日”<small>69</small>。不到两个月的工夫,英国巡捕抓到一条船,船上有一些欧洲人,还有装运给太平天国的1550000枚雷管和48杆滑膛枪。法国人截住了另一条船,上装约五千件“军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还没收了“一些用以生产军火的工具”。上海的一家报纸因此指出,这些军火很多竟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黄浦江对岸”生产的<small>70</small>。
这类军火买卖对太平军来说非常重要。1862年夏天,一个在南京的洋人写道,“这座城市有一些天资聪颖的能人”,在那儿造的枪炮——包括重炮——比官府造的还好<small>71</small>。在外商与太平军做交易时,雷管可充做货币<small>72</small>。有些被截获的军火中,包括三百磅标着“小桶盐酱”字样的弹药,而雷管标为“螺丝”甚或是“宗教册子”,来复枪则假称“雨伞”<small>73</small>。大部分外国军火走私者和不法商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也有比利时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或意大利人<small>74</small>。太平军在战场上缴获的西洋武器包括火药、滑膛枪,甚至还有十二磅重的榴弹枪,这些意外得来的武器被收到南京等地的军火库里<small>75</small>。
1863年初,李秀成打算在皖北发动攻击,以转移包围南京的曾国藩兄弟的注意力。几周之后,果敢出击的忠王所部便陷在泥沼和滂沱大雨中。在长江以北的作战区内,频繁的战事已耗尽粮食补给,而新庄稼还没来得及收割。李秀成的部队中很多人病倒;有些人吃野草,有些人则死于饥饿。安徽的官军已记取教训,事事谨慎,他们稳坐在防御工事后,拒不受惑出击<small>76</small>。这场战役虽然打得很勇敢,但却以惨败告终,一如李秀成的上海之役,而因此又抽调了好几万用于直接解除南京之围和固守苏州到上海之间各城镇的太平军将士。这些城镇接二连三落入无情、装备精良的驻沪英法陆海军手中,与英法军队协力作战的有清军和“常胜军”,常胜军一开始由来自马塞诸塞州塞勒姆镇的华尔(Frederick Ward)统率,后来由戈登率领<small>77</small>。
1863年5月,李秀成放弃西征,奉天王之命,火速经由长江北岸回师南京。他在准备渡江时遇上了清军,此时配有西式武器的官军已实力大增。据李秀成描述:“斯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官兵纷乱。然后将舟只先渡将官战兵马匹过河,将已过尽,尚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马匹落在江边。此时九洑洲又被水没,官兵无栖身之所,有米无柴煮食,饿死甚多,正逢九帅发水军前来攻打”。<small>78</small>其结果惨不忍睹,一位仍效忠于太平天国的西洋佣兵如此描述:
<blockquote>即使天京在望,这些人的苦难还未结束,因为他们又遭到敌人突袭,损失惨重。这支疲惫饥饿的部队一到江边,敌军炮艇便不断开炮轰击。部队沿江岸绵延近两英里,杀之易如反掌。他们坚守阵地,毫不畏缩,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难以置信。敌军的猛烈炮火向密集人群平射而来(大多是英国火炮所发),他们提起最后一口气,一一上船……</blockquote><blockquote>岸上的景象映入眼帘,其悲惨令我永难忘怀。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但许多兵士已经过于衰弱,已经动弹不得。他们为了回到这里,付出了这么多的艰苦奋斗,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可是现在却不得不留下来等死。他们的人数太多,所以同伴无法一一助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渡江。炮弹不断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们中间隆隆爆炸。由于过于拥挤,许多人都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被江水卷起。成千的炮艇向这些拥挤在一起寸步难行的人猛烈轰击。那些筋疲力尽的残兵在倒在地上的同伴尸体中挣扎。这些景象真是惨不忍睹。这些军队昔日军容强盛,如今天天目睹残部渡江,令人心感愁苦,却又爱莫能助,敌人的无情炮火向着这些挤在江边的无援人群轰击,炸死了一排排的人,一切只有逆来顺受。
<small>79</small></blockquote>
洪秀全对李秀成还是没说什么,既没有安慰他,也没有鼓励他。洪秀全在这段时间也一直没从天父或天兄那儿接到什么安抚鼓励的话语。就算洪秀全的妻、母或长子曾把他们的梦告诉他,他也不再与太平天国的忠实信徒分享了。洪秀全在南京刊印一书,在结尾回顾了每次耶稣下凡的过程,以及在紫荆山透过萧朝贵传达的讯息;他回顾了刚定都南京时,天父透过杨秀清及其随从传达的谩骂和允诺;他记录了萧朝贵在永安受伤后的受苦心声:“越受苦,越威风。”他还转录了杨秀清死前的呼号:“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small>80</small>在那遥远的往日,天堂的声音是多么频繁啊!如今,天堂却沉寂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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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曾国藩所率的湘军击溃太平军之后不久,就有十二幅图描绘清军节节胜利的过程。此处所选的四张图分别描绘四场战役。(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854年7月25日,官军在湖南洞庭湖畔的永州破太平军,解长沙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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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10月的桐城之役,自此太平军无望再取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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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12月9日,官军夺回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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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在1864年10月擒拿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太平天国至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