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日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