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战争时期，刘秀的军队数量，最多时曾到达100多万人，到了开国之后，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重新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刘秀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队，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刘秀在位时期，整个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大约30万左右，但东汉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刘秀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到整个汉帝国时代。

崇尚儒家治国的刘秀，其本人也经常给人以“阴柔”的感觉。这里的“阴柔”，说的是他为人宽厚平和。比如刘秀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刘秀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刘秀听了果然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刘秀的治国方略。刘秀得天下后种种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举措，其施政根源，就是来自于“柔道”。

刘秀“柔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强化皇权，特别是将皇权神话。刘秀一辈子崇尚节俭，做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花钱，甚至和匈奴打仗也不舍得花钱，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舍得花钱，那就是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做为标志，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刘秀不要迷信这些图谶，厚道的刘秀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差点被刘秀拉出去砍了。而另一个当时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主张唯物主义，他一生都在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刘秀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刘秀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虽然因为强化神权，刘秀办过几件冤案，让一些官员受了委屈，但是从私德上说，他确实是一个很“柔道”的人。比如他崇尚节俭，吃住都很简单，而且不喜欢酒和音乐，为了推广勤俭生活，他曾下令不许太官（管理宫廷伙食的）接受各郡国馈赠的珍馐美味，外国来东汉进贡的使臣，送来的所有珍奇珠宝，他都用来赏赐功臣贵族。而且他个人的“气度”，也是被人称道的地方。刘秀为帝时，可以说是比较宽厚的，即使对于那些对他不敬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计较。比如太原名士周党，是春秋时期晋国王室的后代，在当时颇有盛名，刘秀一直想召他做官，但是周党拒绝接受，后来实在推脱不掉，接受了刘秀的召见，在觐见的时候，周党态度傲慢，甚至对刘秀“拜而不跪”，这在当时是非常“大不敬”的行为。刘秀并不计较，反而封周党为官。周党却不识趣，坚持说自己不愿意做官，即使这样，刘秀也没有难为他，在厚赐了一些金钱后，派人把他礼送回家。刘秀的老友严子陵，和刘秀是儿时的朋友，交情深厚，刘秀称帝后，严子陵拒绝为刘秀效力，相反躲在了山东一个湖边钓鱼隐居。刘秀把他的画像绘制了传遍各地，最后总算在山东找到了他，严子陵还是拒绝为官，刘秀恋恋不舍，在洛阳留严子陵住了好久，畅谈治国心得，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住严子陵。严子陵钓鱼的典故，至今也为人津津乐道。

但宽厚的刘秀，有时候也有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在整顿官员方面，他对于贪污腐败极其痛恨，在他登基初期就定下规矩，京城官员有犯法的，要一律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在查出贪污腐败行为后，首先要接受杖责。虽然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是西汉末期开始的官场腐化局面，不用重典有时候也是不行的。

三

东汉建国后，刘秀的折腾很多，对内折腾政治制度，对下折腾地方行政制度，全国上下折腾儒学，这么做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能够稳定发展内政。在此期间，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解决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王朝肆虐已久的边患，边患的主角，就是汉帝国的老朋友匈奴。

在西汉昭宣中兴时期，匈奴基本上消停下来了，特别是在陈汤灭掉北匈奴之后，南匈奴对待汉朝，基本就像对待爹一样。但是到了王莽时期，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王莽挑起来的，王莽称帝后，为了强化威权，去匈奴收回了当年汉帝国授予的册封印，改成他自己重新颁发的册封印，但是在内容上，他把原来级别是“王爵”的匈奴贵族们，降低成了“侯爵”。一字之变，引起了整个匈奴阶层的愤怒，从此之后，中原与匈奴战火重燃，兵连祸结，而且原本已经是汉朝国土的西域大地，也因为王莽政策的失当，从此宣布叛汉，玉门关以西的领土，暂时不再为中国所有。更严重的后果是，趁着中原大地内战之际，匈奴也频繁出兵，骚扰中国边境，而且还和中国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刘秀在位时期，匈奴先是在中国北方，扶持了彭宠和卢芳两大汉奸割据政权，在这些“伪军”的引领下频繁进犯，北方边境遭荼毒无数。特别是五原、朔方、定襄、云中、雁门五个郡，在西汉的时候，是中原王朝抵挡匈奴入侵的屏障，而在当时，却全落入了卢芳等汉奸政权手里。这时候刘秀的处境，像极了1000多年后建立初期的赵宋王朝，同样是失去了几乎包括后来幽云十六州范围的北方要地，也面临着游牧民族持续的侵扰。刘秀即位早期，曾经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在汉军的持续打压下，诸路“汉奸政权”或死或降，随着最大一股反汉势力——卢芳的最终归降，东汉王朝最终收回了抵抗匈奴的战略要地。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刘秀登基的前20年里，匈奴有历史记录的大规模侵扰，万人以上规模的竟然达到了37次，如此频繁的进犯，是对北方边境的巨大威胁，而原本被西汉霍去病所降服的东部乌桓等部落，也趁机和匈奴相互勾结，北方的千里边境上，自汉武帝以来再次战火漫天。

为了抵抗匈奴，刘秀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迁移北方边民入境居住，增加兵力分兵把守，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时候，一个天赐的机会出现了。公元46年，匈奴草原发生了特大暴风雪灾害，匈奴部落死亡大半，这时候匈奴内部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居到塔里木盆地地区，控制西域；一派主张南下投降汉朝。两派争论不下，最后兵戎相见，结果，匈奴再次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其中南匈奴到五原郡向汉朝投降，表示愿意成为汉朝藩属，帮助汉朝抵抗北匈奴的进犯。南匈奴的内附，在当时引起了汉朝朝廷的争论，朝中的军将一派主张趁机出兵，彻底消灭南匈奴，名将藏宫自请5000精兵，发誓要彻底消灭匈奴。刘秀却做出了理智的判断，这个时候选择战争，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因此，在经过反复商议后，次年刘秀正式接受了匈奴人的投降，双方订立盟约，南匈奴恢复了自汉宣帝时代后对东汉的归属关系，而后南匈奴八部，被汉帝国安置在五原地区，建立了南匈奴的王庭。为了表示忠心，南匈奴还派王子到汉朝来做人质。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北匈奴大举进犯汉朝边境，急于表现的南匈奴八部火速出击，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打退了北匈奴的进犯。而后为了方便统治，刘秀将南匈奴单于迁移到山西西河，在北方各个边郡，分散安插南匈奴的部落，在汉朝对北方的防御中，他们其实担当着侦查骑兵的作用。

对待匈奴，刘秀采取了或打或拉的政策，但对当时是匈奴“狗腿子”的乌桓，刘秀的原则就是打！从公元44年开始，刘秀以马援统军，多次发动对乌桓的战争，在数次重创乌桓之后，刘秀又“打个巴掌揉三揉”，主动派人招抚。到了公元49年，乌桓终于投降了汉朝，并且在汉朝的要求下迁移塞内，作为汉朝巩固北方边防的生力军。刘秀用拉拢南匈奴的办法对付北匈奴，再用拉拢乌桓的办法，对付骚扰辽东日烈的鲜卑，连横合纵的政策，在当时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时期的刘秀，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失策：西域问题。

西域在西汉宣帝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开始，就是西汉帝国的领土，后来虽然因为王莽政策失当，导致西域诸国叛变，但大多数的西域国家对于汉朝，依然怀着很深厚的感情。到了东汉初期，西域已经有了55个国家，要求重新归附汉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公元44年暴风雪灾之后，北匈奴移居到了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开始了他们对于西域大地的残暴统治。天山北路的西域国家在匈奴的胁迫下，不得不归顺了匈奴，但是他们对于汉朝的怀念依然是很强的。

西域国家中，对汉朝感情最深的就是莎车国。莎车国的国王延在汉元帝的时候，就曾经以人质的身份在汉朝常住，对于汉朝高度繁荣的文化非常羡慕，他临终的时候曾有遗言“世代不可负汉家”。所以在北匈奴肆虐西域时期，莎车国是抵抗最为激烈的国家，当时汉朝设立在西域的西域都护府沦陷之后，莎车国主动收留了当地汉朝的驻军，总数多达近万人。东汉建国之后，莎车国通过河西大将军窦融，向刘秀表达了归附之意，刘秀当时很是赞赏，派使者册封莎车国王为“建怀功德王”，从此以后，莎车国以中国的臣子自居，率领天山以南的西域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当年在这里戍边的汉人家属们，也正因此才得以保全。

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3年，被刘秀授予“建怀功德王”的莎车国国王王康病逝，其弟王贤来到汉朝，请求继承哥哥的王爵，这本来是汉朝重新恢复对西域统治的好机会，然而敦煌太守裴遵却上奏，认为授予“蛮夷”大权是不妥当的。刘秀也就顺手推舟，收回了对莎车国王的册封，刘秀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不止因为裴遵的上奏。这次王贤的请求，是通过大司徒窦融来转呈的，作为掌握河西走廊兵权的窦融，一直是被刘秀所忌惮的，而窦融和莎车国的关系也一向非常密切，出于“御人之术”的考虑，刘秀做出了这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恼火的王贤回到西域后，自立为单于，开始四处扩张领土，不再听从汉帝国的统治，西域南路虽然在莎车国的庇佑下，没有落入匈奴的手中，但也同样不再为东汉所有。

公元45年，长期遭受莎车国和匈奴欺凌的西域国家，联合组成了“请愿团，车师、上善等18个国家联合来到洛阳请愿，向刘秀哭诉匈奴和莎车在西域的暴行，请求汉帝国出兵西域，但刘秀却除了厚待各位使臣外，并没有顺从他们的决定，反而告诉他们，愿意留在汉朝的我们欢迎，愿意脱离汉朝的我们也尊重。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这些请愿的国家，不但没有请来救兵，反而遭到了莎车国和匈奴的报复屠杀。此后西域各国或归匈奴，或归莎车，都脱离了汉朝的统治。丝绸之路因此中断，汉帝国重新恢复对西域的主权，是后来班超通西域的事情了。

四

虽然有失策，但是从“GDP”成就说，光武中兴还是实至名归的。

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刘邦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刘邦“无为”，刘秀“有为”。刘邦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听任经济自由缓慢发展。刘秀则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动投资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兴修水利。东汉初期的水利工程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时期，比如在河西走廊地区，刘秀就曾设立水官，负责开凿沟渠，灌溉农田，河西走廊的农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

东汉时期在经济上的另一个创举，是经济带的扩展。东汉时期，中国最富庶的经济区，主要是今天的关中、河南、山东三个地区。刘秀时期，曾经在荆州、襄樊等地区设立农区，招抚流民前来耕种，荆襄地区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后来三国时期，荆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刘秀时期开始的开发华中的政策很有关系，与此同时，刘秀还重新修缮了秦国时期的郑国渠，使其恢复了水利灌溉作用，关中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但从此之后，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中心了。

在农业大力恢复的同时，东汉时代的手工业也重新发展起来。东汉时期的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化”，即由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包括冶炼、纺织、制盐、土建等产业，都以官府的“国营企业”为主。但比起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高度垄断，西汉并没有禁止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相反是允许其发展，但保证官营手工业占有主导地位。

五

刘秀的各种政策，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获得了回报，经过东汉建国后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新出现了起飞状态。从发展速度上来对比，东汉建国的早期，经过光武、明帝、章帝，到和帝的四代皇帝，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恢复到了西汉文景之治的最高经济水准。中国的人口，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准——53296219人。在刘秀统治的后期，东汉经济已经初现繁荣，史载当时“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以至于“天下安平”。有此局面的刘秀时代，说是“光武中兴”，可谓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