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科阿家族的手下一边开车，一边简要地向我介绍经过的大街小巷，很快一切都变得明白无误，这是个货真价实的地方。绝大多数夜晚枪战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担心，但又一想，我是和奥科阿的手下在一起的。这应该是管点用的。实际上也真的管用：每一个人见到我这个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佬，马上都警惕起来，直到一名向导说“我是胡安.大卫的朋友”时，大家才放松下来。突然之间，我们开始遇到一些愿意和我们谈话的人。在麦德林，“奥科阿”这个名字象是开门的钥匙。

麦克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他非常愿意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的过去。他是被招到保安这一行中是通过他帮会的关系，他的帮会名叫拉斯马查卡斯，是一个专门“偷汽车，摩托车，杀人之类活动的，你知道也就是干掉别人”的组织，他最后成了一名保安，为一名埃斯科巴杀手团的领导工作。他干这份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五百美元，这对一个连学都没有上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财富。他告诉我刺客所干的事情，“我们假设有人从帕布罗那里偷了什么东西，帕布罗就会通知我的老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老板就会叫上我们，派出两三个手下去处理这件事。”

工作的时候麦克会和其它十一个保镖一起分乘两辆汽车，老板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后来洛斯贝贝斯出现了，老板告诉他们自己要保持低调，于是把他们全都送回了家。有一天，老板在一个牲畜市场上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通乱枪把老板打死了。麦克除了丢了工作，还要担心一些其它的事情。

老板被杀不久，他本人也被打倒在街上，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脊椎下段，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走路了。现在他坐在轮椅里，在房子的前厅里每天靠卖利沃特利尔药片（一种镇静药——氯硝西泮）过活。他花500比索进药，然后1000比索出售。这样他一个月收入140美元养活一家三口。他告诉我在街面上大麻烟卖500比索（大约25美分）一支，而可卡因（佩利克）大约3500比索一克，不到两美元。麦克对这些东西全都不以为然。

这种情况在他（埃斯科巴）的时代不会发生。当时这里有工作，没有人吸毒。大家都有钱，社会控制得也好，这里没有贼。人们相互尊重，刺客们都有收入。现在他们无缘无故杀人。我真的很尊重他，他对我们大家一直很好。他不让我们吸毒——希望我们都健康。我们都很爱他。他死了以后，这里所有人都没了工作，他是我们的偶像。

也许是的，但他觉得埃斯科巴真的是个好人吗？

从很多方面说是的。他犯过一些错误，用炸弹之类的东西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但暴力并不都是埃斯科巴造成的。他死了很多年，但现在暴力却增加了。

为了证明现在事情已经不景气到了何等程度，麦克告诉我现在只需要不到500美元就可以安排进行谋杀，也许250美元就可以。“如果有朋友不要钱也行。”他说。但人们如何安排谋杀呢？我问道。一名向导告诉我，这类谋杀的活动是在称为办公室的地方进行组织的。办公室在哪里呢？“我们马上就去。”我的司机说道。

原来办公室就是一间摇摇晃晃的独屋，它是在一幢破房子的屋顶上用木板钉成的，就在一过98号街的地方。有一条门廊，却没有门，窗子上没有玻璃，用黑布挡着。屋子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年纪在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们躺在偷来的沙发上看着一台黑白电视，吸着毒品。我们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就在我们买啤酒的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帮会成员，他们是来盘查我们的。

这是个什么地方？我问道，“这是我们的地盘，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呆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站在街角，谁都可以打死我们。连警察也可以打死我们。”人们经常试图杀死你们吗？“有时候这样。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晚上，也可能发生在大白天。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有的地区比这里还糟糕。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原因，这里安全。”你们这个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都失业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房间，到外面来，如果看到有人戴着好戒指什么的，我们就去偷。”

这个地方原来住着的是一个刺客，名叫丹迪尼.莫诺兹.莫兹凯拉，外号叫“泰森”。泰森于1992年被枪杀，但他仍然因其暴行而闻名。当地还有另外一名刺客叫做拉.奇卡，他在1989年炸掉了阿维安卡的航班。这两个人非常受人尊重，看起来大家还有志向成为他们。他们都是重要人们，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忠实完成雇主交给的任务才到达这个地位的。这些坐在我身边的人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做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情，利用这种结果，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

在整个谈话中他一不断提到埃斯科巴。但在这里他们不用他的名字，而是叫他“这个人”。

在这个人的时代这里的工作很多，没有人吸毒。现在这里没有工作，所有人都在吸毒。在这里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们不应当杀了他。他死了以后，麦德林所有的钱全都消失了。现在无论是在哥伦比亚还是麦德林，都再也没有钱了。我们也失去了工作，再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人了。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不可能为埃斯科巴干过活，但他们对于这个疯子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你们会为他工作吗？是的。如果这种工作中要杀人呢？“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确，他以杀人著称，但现在杀人的数量和过去一样多。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杀掉他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没有，他是被政客们杀掉的。”

如果我出一千美元雇他们杀人，他们会干吗？这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要杀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他是名人吗？有人同意出一千美元就干，所有人都说出一万美元就干。那么枪怎么办？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笑声：到处都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能刚满十八岁，提出去给我买颗手榴弹回来，只要二十美元就够了。你们在这里能买到手榴弹？我问道。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嘲笑我的天真无知。当然能买到手榴弹，在这儿什么都能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就行。

“有时候警察把枪卖给我们，他们从某个人那里没收枪支，然后把枪再卖给另一个人。因为警察的收入很低，他们会把毒品从你这里没收，然后转手给别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混账！”这时候，说话的人一时冲动，从口袋里拽出一盒大号子弹来，“这东西是包治百病的好药！”

有一个帮会成员出去了两分钟，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把纸包递给我，包里盛着大约一点五克可卡因。“这个值多少钱？”不到两美元。然后他又拿出一支枪来，大伙都怂恿我说，他们是认真的，不信就检查检查那枪是不是真的。没这个必要：它很明显是真的。有一个奥科阿的手下决心证明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坏人，他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不当杀手去上大学？”所有的手立即都举了起来。

最后，我们又绕道来到了蒂纳霍拉体育场，这个足球场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远，是埃斯科巴在八十年代末建成的。时间已近黄昏，没有人在踢足球。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铁丝网后面的矮树丛下面逛来逛去。在足球场的后面我们遇到了也许是麦德林市最小的犯罪团伙。团伙的领袖是一个24岁的男人，他通过由三个比他还年轻的朋友组成的贩毒网络来销售可卡因和大麻。把收入加在一起，他们一天能赚150，000比索（大约70美元。）这些人认为埃斯科巴是怎么样的呢？“再也没有谁能象他一样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帮助穷人，他帮助人民。正因为如此他死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说这话的人在埃斯科巴死的时候一定不过九岁而已。）”如果可能你会不会为他效力？绝对会的。如果是杀人呢？如果他先给我们钱，我们就干。如果我想买点可卡因，你能不能帮我搞到？当然可以。如果我今天晚上就要50公斤你能不能搞到？这个时候他们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开始相互推搡着，“先生，我们现在就能为你搞到，而且全是上等货。”

也许奥科阿家族是对的。如果你想了解充斥在哥伦比亚贩毒活动中的暴力，你就必须关注贫困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在这些街道中投入几百万美元，建立几个足球场，再提供一些医疗援助，你在这里就什么都能买到，连人心都可以买到。埃斯科巴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做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人们至今都还在崇拜他。但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所有的麻烦。这一地区的贫困问题依旧象八十年代一样严重，这一问题也许值得担忧，但可能并不令人震惊。如果在几年之内，这种暴力情况再度出现，会不会让人惊讶呢？即使在现在，暴力问题是否停止了呢？谁能说得清楚？

埃斯科巴的墓地坐落于麦德林市的圣山公园。我转天下午来到此处，天刚刚开始下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隐约觉得这种气氛很合适，但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从某个地方搞到了几把雨伞，小心翼翼地穿过了被雨浸透的墓园，最后来到了这位麦德林市最大名人的安息之处。

这块墓地很大，上面盖着铁栅栏，栅栏中间长着很多明艳的蓝百合。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埃斯科巴实际上葬在一块双人墓地之中，身边葬着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他是埃斯科巴最忠实的保镖，在他的老板之前先到了那个世界。也许他在那边也会保护着埃斯科巴。

墓地的一头陈放着埃斯科巴的照片和他的生卒年月：1949-1993。生卒年月的下面是一段刻在大理石上的铭文：

MIENTASELCIELOEXISTA,EXISTIRANTUS只要天空永存，你的

MONUMENTOS,YTUNOMBRESOBRE墓碑即会永存，你的名字

VIVRACOMOELFIRMAMENTO会与天堂共存。

这个墓地选址极为美丽，俯视着下面的萨巴内塔小镇。之所以说它的选址很好是因为萨巴内塔正是圣玛丽亚利多拉辅助圣坛所在地，这里是埃斯科巴的刺客们最喜欢的朝圣地。每次杀人之前他们都会到圣坛参拜，给那个木门后面的阴沉的女人几个比索让她为他们点燃蜡烛。当他们爬上摩托车去追踪随便哪个他们奉命在那天干掉的倒霉鬼时，那支蜡烛可能还在燃烧着。

后来，一个以前当过刺客的人告诉我，虽然他本人没参拜过圣玛丽亚，但他的朋友们都信赖她：他们认为她可以让他们瞄得更准。

有一事实的确证明“有的人”枪法很准，在距离埃斯科巴墓地几英里的地方有另外一片公墓，名叫圣佩德罗。这里没有铁栅栏和蓝色的百合花，这里躺着很多十几岁孩子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埃斯科巴的杀手，要么是被埃斯科巴所杀。这些孩子被埃斯科巴从大街上选来，给他们一把钱和一大堆根本不需要的枪；这些孩子们还没有念完书，就被迫拜别了母亲，出去工作了。他们裤子口袋里揣着圣女玛丽的图片，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要干的这事情非常害怕，因此愿意相信任何有可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尸体被留在公墓门口，因为没有人付得起葬礼的费用。在八十年代末圣佩德罗公墓的十几岁孩子的尸体非常之多，所以即使那些可以识别出身份的人也没有地方写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地上面都编了号。

能够造成人们大规模死亡和遭受痛苦不能不说肯定是一种成就。我公墓处离开时雨已经停了，我心想，他的墓地也许是纪念他的一个好地方，但也许圣佩德罗才是帕布罗.埃斯科巴真正的纪念碑。也许这个地方也会与天堂同在。

虽然人们在庆祝帕布罗.埃斯科巴的死，但最终从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数量根本没有因此减少。那些行动的核心成员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回顾追捕埃斯科巴时，雨果.马丁内兹说道，

我经常问自己，“所有这些努力都值得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接到命令终结麦德林集团，实际上并不能停止麦德林市或者任何其它地方的贩毒活动。我们了解这一点。每个人也都了解。总统知道，部长们知道我们抓的不是毒品，只是一个发疯乱杀人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想过通过这件事来消灭麦德林集团或者是卡利集团，就能够停止毒品交易。与此相反，毒品交易反而增加了。

有人指出贩毒活动的增加是由追捕埃斯科巴造成的。乔.托夫特回忆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聚会，是庆祝击毙埃斯科巴的，但他的心情却非常忧虑，

那种状态很别扭，因为我非常高兴，我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帕布罗身上，所以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同时我知道我们取胜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大战，因为在卡利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了那种事情。我坐在那里和那些警察庆祝，但胃里象打了一个结一样，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庆祝的一些人在追捕帕布罗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走的非常近，而且他们还同时，或者有可能从那些人那里收了钱。这真的很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尽管官员们否认与洛斯贝贝斯制订了任何协议，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的高级成员合作，警察和各高层政府机构已经被污染了。卡利提供了埃斯科巴的情报，作为回报，该集团在这一阶段内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样就给了他们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到埃斯科巴被击毙的时候，卡利集团已经掌握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活动权，已经不可阻止了。1994年，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他声称自己掌握着“为卡利的代言权”，他向总统加维里亚上书，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因为所有协助抓捕埃斯科巴的工作而应当享受特殊待遇。

卡利集团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埃斯科巴和莱德都想参加竞选，而他们则在政治方面保持安静。卡恰和奥科阿成为公众人物，他们则深藏不露。一名同事最近刺杀了一名政府官员，罗德里格斯兄弟责斥了他。“在卡利集团里我们不杀人”他说道，“我们收买他们。”当然他们大造声势，说自己不会向麦德林集团一样有暴力性，随着埃斯科巴在1993年倒台，卡利集团从禁药取缔机构那里得到了一个外号，“较为善良温和的集团”。但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如托夫特说的那样，

我觉得（卡利）和麦德林一样具有暴力性，只不过他们把谋杀隐藏了起来。埃斯科巴的时代，他会对某个人说：“我要杀了你”，然后他就把他干掉，并且留下名片，这样全世界人都会知道杀人的人是埃斯科巴。而卡利的操作方式不是这样的……埃斯科巴可以跑出去，把炸弹安置在街道上，一下子炸死五十个路人，包括修女和孩子，所有人都不能幸免。这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卡利从来不会这样干，卡利用一种非常隐蔽的行贿方式对政府造成威胁。

但卡利集团的确有残暴的时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模仿绑架玛莎.尼维斯.奥科阿的手法，绑架了克里斯蒂斯.圣塔.克鲁斯（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的女儿），并索要一千万美元的赎金。卡利集团做出回应，绑架了二十名左翼高层政客和工会领导，于是圣塔.克鲁斯被毫发无伤地放了回来。

卡利不仅比麦德林更加隐密，而且也更加精明。在美国，卡利领袖帕科.赫雷拉的领导的毒品分销生意做得滴水不漏。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向我讲到这种先进的分销理网络是一种恐怖分子的“小屋式”结构，各个小组（十至二十个人）完全独立，除了老板以外，每个人只认识小组里面的两三个人。这种做法减少了线人告密的危险。而老板从来不到距毒品或者毒资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去，这样做就几乎不可能破获整个组织。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向我解释过，一次典型的查抄毒品活动可能会包括抓到一个由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运货的司机，审讯工作可能会是以下的情况。

“你是谁？”“麦克。”“这是谁的可卡因。”“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是从哈里奥那里接到的。”“哈里奥又是谁？”“我不知道，他总是用移动电话通知我。”“那他怎么付给你钱呢？”“他把钱放在汽车里，我去拿。”……通常我们一开始审讯这样的人时，就知道他们根本不认识其它人。他们只做单一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遇到另一个人，但那个人总是用个别名，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叫哈里奥，或者是杰拉尔多，或者文森特，或者“大伙都叫他波波”，此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分隔得密不透风。而且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洛杉矶，前任国际可卡因行动组组长查尔斯.古腾森承认这些人比以前的人精明多了。

卡利在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使得（追查工作）非常困难。他们会购买上百个移动电话，一个用上九到十天，然后扔掉。因为要追查某个号码，你想要监听某个号码，就必须抓住这个号码的规律，才能申请法庭令来监听它，但想搞到规律，时间总是不够。他们会使用袖珍式传真机，把它挂（在公用收费电话）上，然后给哥伦比亚打电话。哥伦比亚就会从另一部电话上回电，挂好传真机，然后把信息发过来。除非你知道他们将会用什么电话，否则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发送了什么信息。而监听传真是很困难的。你得有特殊设备才行。是的，他们的确很出色。

除此之外，实践证明没法被捕的毒贩进行审问，因为卡利集团总要保证这些人的家人都在哥伦比亚，如果有人故意走漏消息，他们的家属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想要搞清这样的人干了什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经常发生的政变证明，不管这群人想干什么，他们极端精于此道，尼维斯说，

1990年到1991年间，纽约警方捉到了一个大案子，抓住了帕科.赫雷拉的两个小队，逮捕了大约二十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电脑，硬盘和软盘，这样就可以追溯他们在90年和91年的交易活动了。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整理记录效率极高，看到他在这一时期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在两年之内他是如何赚到了四亿多美元的。这是两个小组，仅仅两个小组而已。我们都知道赫雷拉在迈阿密，洛杉矶和休斯顿忙得不可开交。这不就是个计算问题了吗？所以帕科.赫雷拉一个人做的毒品买卖价值很可能就在二十亿元左右。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生意规模也是一样的。

卡利集团在哥伦比亚的情报系统则更加令人惊异。在卡利集团内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罗德里格斯兄弟的注意悄悄进行。他们的手法非常精明，把全城的出租车全都买了下来，告诉司机们把城里所有外国人和警察的身份和住址向他们汇报。同时他们的计算机还与城市里的航班检票办公室，旅馆的预约系统和信用卡网络保持联网。他们还收买了一些退休高级警官，所有的航空警察和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顾问也被他们所收买。当哥警方突袭抓捕了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他们将他的电脑带走进行分析检查，发现他有一套电话跟踪系统，使他可以追踪和监听长途电话。电脑运行着一套关系分析程序，当他所接触的人拨打某个“热点”号码时，电脑就会发出警告。禁药取缔机构惊异地发现圣塔.克鲁斯能够窃听美国大使馆的毒品情报机密线路，只要有他熟悉的人使用他们的号码拨打这一电话，计算机就会发出警告。如此复杂的技术使得贩运可卡因活动到达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到1994年，美国前任大使莫里斯.巴斯比宣布卡利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其利润超过了百氏可乐。

与它在贩毒业取得的成功相比，更加让人担心的是这一组织在哥伦比亚政坛中行贿活动的程度。到1995年时，有人统计卡利集团已经买通了哥议会中百分之三十五的议员。当有关他们全面买通哥伦比亚政客的指控出现时，一切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腐败已经沿伸到了最高层。

1995年，一些电话录音磁带泄露到了外界，磁带上录的是厄内斯托.桑波斯总统竞选主管人桑地亚哥.麦迪那与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通话。通话显示，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竞选活动捐了三百七十万美元（当时大选非常接近，这一捐助很有可能最终改变了大选结果。）但桑波斯本人对此是否知情呢？麦迪那的回答是肯定的。1996年作为这一交易的中间中，一个叫费尔南多.波迪洛的人（国防部长）评论说，“总统不仅知道，而且他本人就是组织者，他是此事的发起人。”

竞选主管和国防部长因为参与这一活动而进了监狱，但总统却获得了信任投票，按照规定进行问讯的证据不足。1996年二月，他最终被控非法拥有财产和在竞选中舞弊，但再次被判无罪。两个月以后，美方再也没有心情看这些指控了，于是取消了哥伦比亚作为禁毒之战中的盟国地位，并有效地撤回了一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代周刊》将桑波斯登上了封面，上面挂了一面旗子，上写“毒品候选人？”对于了解哥伦比亚的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来说，这不足为奇，乔.托夫特对于这一事件评论道，

我不知道卡利集团捐了多少钱，但一定有好几百万。离开哥伦比亚时，我上了电视，将哥伦比亚称为一个毒品民主国家，我还说证据就是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的竞选捐助了几百万美元，然后我就坐飞机离开了……桑波斯当时准备控告我。我欢迎他来控告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些证据……实际上，最后，即使他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否认，他还说，“我对此并不知情。”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措辞。

尽管桑波斯遭到国际媒体冷嘲热讽，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说他的政府在围捕卡利集团头目方面还是非常有效的。尽管卡利集团的几个大头目提出了几次和平会谈，但还是有七名大头目，包括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科.赫雷拉在1995年被捕。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遭到引渡，所有人的刑期都在十年以下，这一事实又招来了指控，认为他们与政府制订了协议，他们是自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使自己合法化的企图，就象是奥科阿家族在九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而区别在于，看起来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奥科阿家族现在已经不再贩毒了，却有传言说，罗德里格斯兄弟，他们只需要再服刑两年就可以获释，但他们仍然在监狱中指挥着贩毒活动。因此那种认为抓到了他们就取得了各方面的胜利的声明是具有误导性的。乔.托夫特说，

到今天，哥伦比亚政府声称卡利集团已被绳之以法。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觉得他们计划要做的正是这一点……他们用几年时间重新组织他们的行动，改变手法，更换人员，这样看上去他们洗手不干了，但实际上一切还在运行着。我能拿出的最好证据，在这一点上我和华盛顿方面的人产生了争论，我不相信有些华盛顿方面的人竟然这么他妈的天真。我能够拿出来证明卡利集团仍然存在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卡利集团的头子们就都进了监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要么被捕，要么向警方自首，如此等等。但在这一时期进入美国或者从哥伦比亚输出的可卡因一点没有减少。现在，如果卡利集团的头目完全退出江湖，可卡因数量本应大幅减少才对，至少暂时应当如此。但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态都是在行贿之下安排好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的。

卡利集团是否在哥伦比亚全国的监狱里还有行动，这一点还有待讨论。这听起来有点学究气，因为事实上不管他们在还是不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可卡因价格和供应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影响。总有人在贩运可卡因。但如果不是卡利集团，那又是谁呢？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卡利集团解体之后，可卡因买卖也分崩离析，大宗的生产活动和大量运输已经不存在了，可卡因的数量减少，范围也更加分散。但这样看起来使得打击贩运活动变得更困难了——因为谁也搞不清坏人到底是谁。正如华盛顿情报局的主任告诉我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禁毒执法部门成了自己胜利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对于主要的集团的确了解甚多。我们有个目标，或者象是在首领人物计划中那样，我们可以把整个情报组和行动小组都投入进去，针对一个组织，每六七个主管和特工盯住一个目标。而今天我们真的不能这么做，因为现在非常的分散。所以，真的是个问题。

也许针对哥伦比亚可卡因生产进行的斗争真的成为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看着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毒品的数据，我们也许会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成功了呢？如果我们谈论那些监狱里面关着的人们以及没收来的毒品，很明显在与可卡因的战争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把查禁可卡因的目标定位于致力清除欧洲和北美街道上的可卡因，提高其价格，降低其纯度，这样这些成功本身就很难体现出来。但事态肯定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当前可卡因交易的情况看得越多，就越要承认这一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神秘的。

但对有些事情所有人的看法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哥伦比亚过去仅仅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进口古柯膏并对其加以提纯，而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古柯原料生产国了。专家也许会告诉你这是有效取缔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完全是垃圾。

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古柯开始在哥伦比亚生产是因为第一是可行的，第二是因为在本地购买古柯膏比派飞机从外国空运更便宜。这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减少的原因。由于古柯与可卡因关系密切，古柯就等于金钱。据估计，哥伦比亚种植了122，500公顷古柯，估计可卡因年产量为520吨。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我急于要看看这些古柯和可卡因，于是一直向南，去往巨大的古柯种植地，在哥伦比亚，游客是绝对不会到那些地方去的。

我来到哥伦比亚南部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市场，小镇的名称我不便透露，在这里，我雇了一艘汽船，小船载着我一直奔向可卡因贸易的根源所在。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船主解开了缆绳，发动了挂在船外的马达，我们沿着这条淤塞的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向上游开了几英里之后，小船停在了右岸边上，我们向山里走了一小段路，遇到我们的联络人，他是一名二十五岁的古柯农，名叫菲力克斯。菲力克斯的家是那种开放结构的，包括一片水泥地板和一个波浪形的铁皮屋顶。他认真地选择住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收音机。只有房子的中央有一个封闭的空间，一间卧室，菲力克斯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女儿同住。房间有一扇破门，一条绕在弯钉子上的旧绳子把门关住，这是用来防止森林中动物攻击的。房梁上挂着一张小吊床，床上盖着粗绵布，吊床里面是菲力克斯的小女儿玛丽亚。我始终没看到玛丽亚，没有那些围着我们打转的苍蝇打搅她，在我整个来访期间她始终安静地睡着。

我们坐在粗糙的木头椅子上谈着话，家里的另一个住户，一只名叫斯派克的宠物秃鹰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发出哀伤的悲鸣，直到有人用手搔它的脖子才停下来。我们从刚才爬山的疲劳中歇过来，可还是大汗淋漓，然后我们向屋子后面走去，走进山里，一直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梁上。人们从河流那边看不到这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里的手工业活动使得菲力克斯和他全家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

古柯膏的工厂包括一片约十平方米的水泥地面，菲力克斯在地面上方支上了一块塑料薄膜以便防止太阳的暴晒。在空地的右边一条小溪顺山流淌下来。那里有两个大桶里面装满了可疑的化学品，一个自制古柯压榨机，把一个装55加仑的大桶削去一半，上面钻上眼，还有一个带木柄的摇把从上面伸出来。

菲力克斯制作古柯膏的技术与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做法有些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首先他把刚刚采下的古柯叶子摊在地上晒干。然后，半天左右的时间之后，他会看上两遍，用剪刀将叶子剪成小片，然后再在上面洒上少量的水泥粉末。我问他这有什么作用，但他也说不清。但很明显是重要的，因为他试过一次不加水泥粉，结果是灾难性的：无法生成古柯膏。直到今天我依然搞不清那些水泥粉是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时间仔细思考这一点，因为菲力克斯动作非常快。

我把所有弄碎的叶子收集起来，放到这个大桶里面。然后我加入汽油，把它们泡上一天。汽油会把叶子当中的生物碱吸出来。转天早晨我用一个虹吸管把汽油弄出来，把汽油装入另一个大桶中。现在汽油里就含有生物碱了。但即使我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汽油都吸出来，还会剩下一些叶子，这时候就用得上压榨机了。我把叶子和剩下的汽油倒进压榨机，然后转动手柄把更多的液体挤出来，然后把这些液体和其它的汽油倒在一个桶里。

现在可卡因就在汽油当中了，叶子已经没有用了，可以扔掉了。但接下来就是下一步该做什么的问题了。50加仑富含可卡因的汽油基本是没用的，谁也不能靠给别人提供这么多的汽油谋生。还要进一步提纯。为了将可卡因从汽油中弄出来，菲力克斯加入一种弱酸溶剂，每厄罗伯（25公斤）一桶。由于与汽油相比，生物碱更易溶于酸，所以一旦进行搅拌，碱就进入了水中。又因为水与汽油不会相混，因此两种液体就非常好地分了层。

用一根破管子，菲力克斯把富含可卡因的水吸到桶里。现在他有的不是几百磅的叶子，而是几桶气味刺鼻的肮脏液体。下一步就是把柯卡因从水里弄出来，他是靠使用粉状苛性钠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苛性钠一遇到水，生物碱就开始凝固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用一块布来过滤，然后就得到了古柯膏。把古柯膏放在阳光下晒一会儿，然后用滤网过滤一下，它就成了粉状，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从来没见过菲力克斯那样的压榨机。但当我回到英国，又阅读了一些文献，发现了以下报道，该报道写于1905年，是关于当时制造古柯膏的方法。这一过程几乎一点没变。

将叶子捣烂，加入碳酸钠。将混合液在阳光下蒸发，所得粉末用苯或者石油醚提尽，然后加入盐酸溶液摇匀。再加入苛性钠沉淀，以释出粗制可卡因，然后在欧洲或者美国提纯。

美国药剂师，1905年四月，引自《可卡因》，斯皮兰斯

现在菲力克斯早就不必把成船的芭蕉或者桔子顺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了，在那里这些东西已经过剩了，他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几公斤古柯膏放在背包里，乘坐河里的出租船到镇上去。到了镇上，这些东西不难出售：古柯膏商人每个星期都到镇上来买，时间准确得就象钟表一样，同时通知他下次卖货的地点。这类交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两公斤古柯膏可以用背包背着，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卖掉，而“正当的”作物需要复杂的运输，而且即使能够卖掉，要几天的时间。但体积小并不是大家都愿意买这种货的原因。它还另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眼下唯一所有人都愿意购买的商品。

在这个农庄里，以前我的爸爸，还有我自己，都曾经种过芭蕉和丝兰。我们过去曾经在“XX镇”市场里出售，因为那里过去有个公司从我们手里买货。但后来那个公司不见了。我们种了一阵子这些庄稼，但我们无处可卖，所以最后就我们就不种了。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种古柯，对吗？答案就是：因为我得靠它谋生。

菲力克斯虽然只种了两公顷古柯，但惊人的是他一年能收获六次，每一次都能得到1250磅的古柯。菲力克斯每次收割时都会雇他的两个朋友来，这样，在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可以产出7500磅的古柯叶，生产五公斤古柯膏，这些古柯膏内含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可卡因，需要两个步骤才能最终变为盐酸可卡因。第一步是将其溶解于溶剂中，然后重新固化，使其变为“水洗古柯膏”内含约百分之九十的可卡因。然后再用一种非常纯净的溶剂再次洗涤，然后结晶成为盐酸可卡因。

这两个步骤都要在丛林深处的特殊药厂进行，菲力克斯也不知道在哪里。到了整个过程完成的时候，菲力克斯的五公斤古柯膏大约能产生2.25公斤的纯可卡因，在迈阿密值45，000美元，在伦敦值150，000美元。但这其中的大部分钱都没有落到菲力克斯的手里，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年赚五千美元。他告诉我，这在当时还算是高价呢。

我听说过有人企图停止供应这一地区提取可卡因的化学品。他对于这种事情怎么看呢？他笑道，“什么化学品？水泥？汽油，苛性钠？你开玩笑吗？这太简单了，酸稍微困难一点，但我们都用电池酸，这种东西在哪都买得到。我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酸，但它用起来和硫酸一样。”

菲力克斯已经种了六七年的古柯，他说自己是这个谷地里开始最晚的人之一。他所有的邻居都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古柯膏。实际上，当他们想做这种买卖时，他们聚在一起，请了一位专业的药剂师来给他们演示如果制造古柯膏。他的种植园如此之小的唯一原因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大量购买汽油和酸，镇上的人就会产生怀疑，他就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但他的朋友住在更靠上游的地方，他们的种植园大得多。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难以进入，警察不会跑到那么远去抓他们，所以他们是安全的。而菲力克斯的买卖由于离城里比较近，就不那么安全，他已经被抓过两次了。第一次警察们把他制作古柯膏的家什全都烧了，而第二次他被投进了监狱，不得不重金雇一名律师把他保出来。

如果抓住你持有古柯膏，那是很严重的，而如果你正在种古柯的时候，军队来了，他们只会告诉你把这些庄稼除掉。他们不会真的让你这样做的。但如果他们发现了药厂，就会烧掉它。如果他们找到了古柯膏，就要么当着你的面把它烧掉，要么就把它拿走，结果他们自己也会把它卖掉。

他告诉我，如果他下次再抓到，他可能要面临被判入狱十二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你为什么不种点别的呢？他叹了口气道，

比方说我决定种玉米吧。现在，两袋玉米在市场上能卖50，000比索。卖古柯我能赚1，000，000比索，我要种多少玉米才行呢？大约二十袋。如果我要种玉米，我就得烧荒来开辟土地，然后我还要买种子并且施肥料。而且玉米是一年一熟的。大约能出产两吨玉米。我还要把这两吨玉米顺着河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用船运要走多少路呀！谁愿意为我运呢？整个运输过程要花去800，000比索。两吨玉米我能赚1，000，000比索。所以我干一年只能得到200，000比索（约200美元）。但一公斤古柯膏，我可以放在包里，随便坐上哪条最近的船就行了。而且古柯一旦种上，能连着长二三十年呢。

但关于古柯替代计划又怎么样呢？政府难道帮不上忙吗？

那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借钱时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四。然后利率就涨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五，我们得按新利率来还贷款，而不是我们原来谈好的利率。弄得我们倾家荡产还欠一身的债。我们一无所有还欠银行的钱。我知道有些农民刚开始时借钱利率很合适，而且还有一名技术指导，但到了第一次还贷款的时候就没了办法。他们不得不开始卖牲口，最后全都卖光了为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不能继续买牲口，银行就把这些抵押品没收掉，他们失去了一切。银行全都拿走了。

在我遇到菲力克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一名种植毒品的农民的命运。就象我在见到毒贩子之前对于他们的想象一样，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都是一群邪恶的混蛋，他们不讲道德，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快速赚钱。菲力克斯令我觉得惭愧。生活给他的选择很少，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进行了深刻的道德反思，

我们试过，我们真的试过。我们知道这种东西给世界造成的危害，但我有孩子，如果我在监狱里呆上十二年，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我希望能够洗手不干，我过去养过鱼。我能够把鱼卖掉，因为过去镇上有个公司买鱼，靠这个我真的赚过一些正经钱。但此后我的邻居们也开始干鱼塘了。接下来怎么样呢？鱼太多了，没有人愿意买了。除非政府能够保证有人买我们种的东西，否则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很难对于菲力克斯处境中的不道德行径视而不见。他该做点什么呢？难道饿死吗？对于执法系统的工作方式我们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对于生产古柯膏的最高刑罚是入狱十八年。而同时，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现在正在服的刑期分别为十年和九年（后者加到了二十一年），他们将在五年和十三年后被释放。

我非常高兴遇到了菲力克斯，而且他冒着一定个人的风险，下决心告诉我古柯膏的制造方法，对此我感到荣幸。但菲力克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禁毒品的立法者要想阻止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就要对付上千名，可能是上万名菲力克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在哥伦比亚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游击队。

不管你和谁说话，去往哪里，每个人都会认为大部分由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内是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控制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组织，始建于1962年，致力于推翻哥伦比亚现存的社会秩序，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加以代替，在这一体制中穷人获得土地，而富人只能得到应得的财产。在他们寻求权力的过程中，这一组织证明他们愿意使用种种手段，例如敲诈勒索，绑架，轰炸无辜村民，甚至向毒品活动征税，特别是向可卡因买卖收税。由于他们这种令人生畏的名声，政府军不敢冒险进入他们控制的地盘之内，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建立药厂的理想之地。他们已经表现出成为毒品买卖同谋的意愿，允许贩毒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保护他们的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事实证明这一协议对于毒贩与游击队双方都非常有利。而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支持哥伦比亚毒品买卖的历史难以发掘。对此谁也不愿意过多谈论，而且谁也不知道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但从没有记录的角度上说，每个人都毫不怀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幕后主使。

我更加急于到毒品买卖的总源头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坐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南问的圣.文森特.卡古安，这里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心，也被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地区的首都，我到这里来会见南美洲最成功的游击队，并且向他们询问事件的情况。

但我根本搞不清该怎样靠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且进行采访。如果你直接指责他们为毒贩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会不会付之一哂，坦然承认？还是将我扣为人质，好好教训一番？或者干脆动武，将你一通暴打之后，逼你跪在一辆破卡车的后面，从脑后一颗子弹结果了你。所有这些选择看起来全都有非常可能。当我真正开始遇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游击队时，我发现他们全都非常专业，全都背着枪，而且常常是不只一支枪，我心里下定决心，这些人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为是。

非常走运的是，我到这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88年，在当选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那领导下，哥伦比亚同意将42，000平方公里国土，比整个荷兰还大，交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换得“和平谈判”，条件是他们停止杀害和绑架来自这一地区以外的人。在这一非武装区域以内（DMZ），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不受政府的迫害。很明显这使得可卡因变得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将国家中这一生产可卡因的理想之地交付给一个筹集起资金来毫无顾忌的组织，这种做法不啻于为可卡因数量的迅速增长提高保证：假设政府可以给那个地方印钞票的人颁发执照，那么这一非武装区域内就得到了这种执照，只不过他们生产的是可卡因，实际上比印钞票利润还高。但有没有人会承认呢？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承认呢？

圣文森特是一个尘土飞扬的肮脏小镇，位于一非武装区域以西。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向我保证，在那里是非常安全的。尽管这样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因为我到达的第二天晚上，邻近村里有两名警察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谋杀。除此之外，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好。我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打了两个电话，又在他们的主要办公室里等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给我安排了一次采访，被采访人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参与和平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一名口才很好的前任银行家，名叫西蒙.特里尼达德。象其它的人一样，特里尼达德住在一个名叫洛斯.波佐斯的地方，这里是与政府谈判的地点，由这里出发坐出租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一路上汽车异常颠簸。在那里，他喝了两杯水果汁以后，开始讲了起来。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透露确切的人数，但特里尼达德告诉我他们共有60个游击队阵线，分散在哥伦比亚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之中。他说，全国只有圣.安德烈斯和普罗维登斯群岛没有游击队阵线。在他结束了对这一恐怖组织进行的冗长介绍之后，我们又漫无目的地谈了谈几分钟时尚话题，然后他开始引入这一我不愿提及的主题。“好的。”他说道，“我现在打算说说可卡因。”特里尼达德还有些其它的话要说，我脑子里很明白有很多枪在保护着他，所以并不打算阻止他。

他开始简单但是准确地向我讲述哥伦比亚毒品买卖在六十年代的演变，然后转入正题，开始介绍哥伦比亚古柯的情况。他说，非法古柯在八十年代进入这一地区。有一件事他非常有把握，而且他一次次反复提到，那就是这里的古柯农不是真正的坏人。

种古柯是一回事，而制造可卡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哥伦比亚一直在种古柯，这可以追溯到哥伦比亚以前的印第安人时代，因为印第安人要咀嚼古柯。在亚马孙地区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北部都有食古柯的部落，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古柯不是可卡因。所以问题在于，谁把古柯制成可卡因呢？答案是全球的市场，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亚洲……农民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被人遗弃，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缺乏教育和健康福利。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合法权力。他们被哥伦比亚政府迫害，被美国，被国家所迫害。战争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些都是真话。自从我遇到几名古柯农开始，他们使我觉得命运明显对他们不公平。就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反精制可卡因法令一样，真正为可卡因交易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些有罪的人，而是那些穷人。我反问道，如果这项交易真的那么不道德，那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游击队向可卡因生产活动抽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难道不是象其它人一样有罪吗？“我们向哥伦比亚的工业家们收税：银行家，工业家，商人，”特里尼达德说道，“而毒贩子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是的，我们的确向他们收税。我们向毒贩子收税，但我们不向农民收税。”

你们怎么向毒贩们收税呢？“毒贩子本身从来不到这里来，我们与他们的中间人有协议，他们要买多少（古柯膏）？中间人就带来这么多的钱从农民手中购买古柯膏。然后我们就问，好，你们带来了多少钱。这笔钱中的一定比例就属于我们。”

特里尼达德的坦率令我非常惊讶。我本来是预计要围绕毒品问题进行长时间绕来绕去的交谈，也许才能挤出几句毫无意义的回答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领袖，“神枪手”.曼纽埃尔.玛鲁兰达曾经宣布“游击队与毒品交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1984年，就是这个特里尼达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五大谈判代表之一，承认这一组织从可卡因当中赚钱。

有多少钱呢？我听说每年差不多要有五亿美元？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这笔收入的确是资助我们斗争的经济来源之一，但不是全部……在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和哥伦比亚政府及警察的统计数字中充满了谎言。如果我们真象他们说的有那么多钱，我们现在早就执政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所有武器全都买下来。

你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我想你一定认为马克思不会同意你们的做法吧？（他停了很长时间），

这是生意。就好象销售酒精饮料和烟草一样。贩运毒品活动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生意一向是非法的，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巨大的利润。问题在于是不是从银行机构里拿钱是道德的，而从资本主义买卖，例如毒品交易中拿钱就是不道德呢？……这是一项战争的原则，一项法律：游击队战士必须配备精良，保障得力，有充足的食物。

在我与特里尼达德交谈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反复提到古柯种植者的命运。他明确表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向种古柯的人收税的想法，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种植古柯是为了生存。他说，真正的坏人是政府，他们跑到种植园中，毁坏庄稼，将贫穷的农民投入监狱，让他们的家庭无依无靠。这不是简单的非正义，而简直就是不人道。难道政府不应该照顾他们的人民吗？政府为什么要抛弃人民呢？他说，为农民的庄稼找到市场出售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指责农民们种古柯。

我问道，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怎样通过让农民参与毒品活动来帮助他们呢？他说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没有让农民种植毒品。实际上，他们还专门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决定种古柯，他们必须至少种上一些粮食作物，以防可卡因市场会垮掉。他们并不支持生产可卡因。

我们是世界毒品买卖的敌人。我们也参与到斗争当中，将哥伦比亚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商业和矿业为基础的经济系统……我们对此也有着计划：将被土地所有者垄断的土地重新划分。例如，将邻近城市的土地划分给农民。我们不仅要给农民以需要的土地，还要给他们所需要的金融信贷及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需要的市场，以便帮助他们自行摆脱这种痛苦的经济状况。

不管你对他的计划和可能性持什么样的想法，特里尼达德有一点是正确的。人民种古柯的原因是缺钱。就是那么简单。但既然毫无问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将来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但这个国家似乎还有另一个次好的选择，那就是最近签署的由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同意捐资十三亿美元的进行援助——绝大多数为军事援助来打击毒品的威胁。这十三亿美元除去购买其它东西，主要是用来购买63架直升飞机，并将其派给专门创建的哥伦比亚军队的三个营，以便“向南部哥伦比亚古柯种植地区推进”。

这一计划给我的感觉，就象与我说过话的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人的感觉相同，就是它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活动，却不能停止贩运可卡因的活动。这一点我与特里尼达德的观点一致

哥伦比亚计划不是一个和平计划。和平计划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将外债和利息全部冻结上，比如说二十年时间。这样钱就可以投入到发展当中，工业，矿业，农业，建立起基础设施，解决土地民主化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派直升飞机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需要派来拖拉机，技工和科学家。让我们在自然资源中投资，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绿宝石，金矿，镍矿，投资什么都行。”这才叫做和平计划。而这个计划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只能把所有的事情越搞越糟。

所有人都怀疑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把钱花在禁毒行动中，而是花在反游击队行动中，特别是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由于百分之六十的资金都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来的，这一点看起来非常可能。但即使这一点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计划好的意图，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由美国训练，使用美国装备的哥伦比亚士兵来敲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大门，要求他们同意进入其地盘捣毁可卡因药厂，而这些药厂现在正为他们赢得基本的生活保证，如果这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会不会允许他们进入呢？因为如果他们不允许，那就会出现麻烦。美国希望可卡因能够有个结果。可卡因药厂都在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这种计划会不会造成暴力冲突呢？我问特里尼达德：你们会不会阻止政府的军队呢？

我们当然会尽量阻止他们。这样就会发生激烈的战争。他们有各种技术，飞机，直升机，雷达，卫星。但的确这场仗会非常难打。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国会：“使毒品消费合法化，这样你们就能降低毒品售价，终止这种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