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站是汉普斯蒂德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曾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去世，所以我估计他们应该略知一二。不过我还是有所保留：别人告诉我说就是这里的那些家伙删节了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件原件，他们要是发现我想宣传弗洛伊德有可卡因瘾的话，就决不会帮我的忙。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这些人不但不是删节那些信件的人，他们还非常乐意帮助我。我偶然路过博物馆，想和他们聊聊麻醉剂，他们便邀请我进来，领我四处转了转，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坐在桌边看——最上面的就是桑顿的那本书（让他们害怕我写有关麻醉剂的看法见鬼去吧）。不过他们的确提醒我说，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对这本书非常怀疑。“是.是的”，我会意地说，还摸了摸下巴。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也是个严肃的弗洛伊德学者。他似乎相信了我，给我端来一杯草药茶。

我在弗洛伊德的房子里呆了两天，细细查看了他们的藏书。离开之前，我问他们还可以和谁谈谈弗洛伊德，于是得到了一小堆世界各地的弗洛伊德专家的电话号码——以防我在什么地方卡住了。当然，我随即就卡住了。

从我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弗洛伊德一直坚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是真的，直到1895年三月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名叫爱玛.艾凯斯坦的年轻女士。她患有歇斯底里症，这种病非常棘手——似乎诊断为鼻反射神经官能症很合适。他知道弗乐士在这一领域颇有专攻，所以喊他来会诊，两个医生都认为，应该给爱玛动个可卡因麻醉的小手术，取出她鼻子里的肿块。弗乐士做完手术后就回家了，两个人都以为这个病例到此为止，但是爱玛很快就开始出现严重的流鼻血现象。

两个星期后，她的鼻子里散发出一种腐臭的味道。显然是手术出了问题。弗洛伊德请来了另一位专家，这个人清理了爱玛上次手术部位附近的区域，发现她鼻子里有一小截线头。他拉了拉线头，结果发现后面还连着半米长的医用纱布。他接着把整截纱布扯了出来，结果却出了意外。弗洛伊德在给弗乐士的下一封信里讲述了这件事：

片刻之后血大量涌了出来。病人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鼓了出来，脉搏也没有了——这时异物取了出来，我明白了一切——随后我马上面对面看到了病人——我感觉恶心。给她包扎好伤口后，我飞奔到旁边的房间，喝了一瓶子水，感觉糟糕极了——

《弗洛伊德致弗乐士的全部信件》，1895年三月八日，马森（编），1985

他们给爱玛草草包扎了一下，但是她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危险。六个星期后，弗洛伊德给弗乐士写信说她的鼻子再次流血，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要不是包扎得非常迅速，她三十秒内就死了。这一对儿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他们自己明白。同代的一位专家写道，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震动非常大，他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相信鼻反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弗洛伊德此前一直坚信爱玛的病根出在身体上——出在鼻子上。事实上，他现在意识到，这是心理病症。这是他向发现无意识领域走出的第一步。

这似乎合情合理：弗洛伊德的脑子里有可卡因，错误地在身体上寻找疾病的病源，以及可卡因在爱玛身上造成的可怕的错误。这可能让弗洛伊德意识到了什么。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现在该是用上我的弗洛伊德专家的时候。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彼得.斯威尔士。斯威尔士现在在弗洛伊德世界里有点传奇色彩。他是搞弗洛伊德研究的人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还是滚石乐队的前私人助理，被视为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对傻瓜毫无耐心，还不时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发起刻薄的攻击。他没有学位，也不是精神分析家，却一直令弗洛伊德研究学界怒不可遏，因为他总能发掘出“丢失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材料来揭弗洛伊德的短（他还挖掘出弗乐士的一份声明，说弗洛伊德曾密谋要杀害他，还翻出了证据来证明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妹妹米妮有性关系，把弗洛伊德.弗乐士之间的关系搅成了一潭混水。）也许是因为这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和他无法容忍持不同意见者的缘故，他同其他人之间发生过多次争吵。在弗洛伊德档案馆，詹尼特.迈尔考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弗洛伊德研究学界发生的明争暗斗有详细的描述，她提到，据了解斯威尔士曾写过一份长达45页的材料来谩骂他不喜欢的人。弗洛伊德博物馆也曾悄悄告诉我说他有一次给一个人寄去过一封血书。我拨了他的号码，做好准备见识一下他的火药味。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斯威尔士原来是个安静的，乐于助人的家伙，尽管他承认说，弗洛伊德学术界有许多“梦游者”，不过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他非常高兴地给了我其他人的名字，告诉我说应该同他们谈谈弗洛伊德和可卡因。我听说过198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用到了他的研究，于是问他值不值得一读。他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吗？似乎没有多少——“是他妈的失败之作”，他说。显然，他尚存些许昔日的魅力。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向我解释了一些有关弗洛伊德的基本知识，建议我给其他学者打电话，一个星期后再找他，免得他忘了把一些相关的数字交给我。在此期间，我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情况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令人费解。因为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爱玛根本就无关紧要。相反，他们引用了弗洛伊德另一个病人，伊玛的例子。

伊玛是弗洛伊德梦的主题——这个梦显然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真正的诞生。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一部大作《梦的解析》里记录并分析了这个梦。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全都与可卡因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可卡因是如何直接带领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

在这个梦里，弗洛伊德在一次聚会中，伊玛走到了他身边。他给她做检查，发现她喉咙里面有一些难看的伤疤。然而在解析这个梦的时候，他指出他检查的其实不是喉咙，而是鼻子：“她鼻甲骨上的伤痕唤起我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我当时常常使用可卡因来减少鼻腔讨厌的脓肿——”。伊玛一直在用可卡因。她被诊断出发生了感染——显然是因为在以前的治疗中给她注射了一系列包括三甲胺（弗洛伊德对这种化学物质表述得非常准确，还说“我看见它的化学公式以黑体字出现在我面前）在内的化学物质。按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梦的重要意义不在伤疤上，而在他命名的这种化学物质：三甲胺。

十一年前，他在《关于古柯》中谈到提炼可卡因过程中古柯叶子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三甲胺的味道。联系就在这儿。这就是连接一切的关键。这就是引导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那种认识。三甲胺。

咦？三甲胺和这些有什么相干的？我现在可是完全糊涂了。我于是给一个弗洛伊德分析家打电话，斯威尔士告诉我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可卡因有过一定研究。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伊玛意味着什么？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让一大堆精神分析学上的比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古怪的事还要古怪一万倍的东西给埋到了脖颈。竟然还发生在我最古怪的日子里。

他拿起了话筒，我便开始作自我介绍，但是他打短了我的话。“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听说过所有关于你的事情。我会给你打回去的。”我给他我的号码，开始道歉说不该在不方便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他。“这方面你应该找彼得.斯威尔士。”我解释说是彼得.斯威尔士建议我给他打电话的，但是他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我帮不了你”，他说。不过接着他就有了主意。“我跟你说”，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你把东西先写出来，然后寄给我看，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我说我的问题不是要找人校对文章，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笔。说什么道理都没用。也许我应该仅仅问他几个有关伊玛注射药物的梦的问题。但这个办法也没多大用。他已经挂上了电话。哼。

我给另一位专家打电话，这次打到了荷兰。他根本就拒绝同我讲话，除非我给他寄一份完整的个人简历来，再加上一份书面文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想和他联系。我问他是不是非得这样不可。“是”，他说。接着他解释说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倾向于比较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趋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么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服用了太多的药物。每个人不是支持弗洛伊德，就是反对弗洛伊德，没办法分辨出每个人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我问道。“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着话，就挂断了电话。

情况更不妙啊。我给剑桥的一个教授打电话，问他有关弗洛伊德的事情。他要求我告诉他自己读过哪些书，和谁交谈过。我告诉了他。“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别的人了”，他说。我解释说我还是稀里糊涂地不大明白，还问他对桑顿的书怎么看——书里说的是真的吗？“你认为是真的吗？”他问我。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那些事实怎么回事——有没有被歪曲？“你认为它们有没有被歪曲？”但关键是这个论点：弗乐士，鼻反射神经官能症，伊玛注射药物。这个论点站得住脚吗？“你认为站得住脚吗？”他问道。

噢，老天！我是在和一台只会把我的问题搅个乱七八糟再抛出来问我的机器说话！也许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起作用？那伊玛注射药物的梦呢？它又意味着什么？三甲胺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你知道三甲胺是什么吗？”不——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是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甲胺，”他说，“就是散发出腐烂的种子的那种味道的化学物质”。接着他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里有一个梦，显然能证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在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但是没有人愿意解释是什么原因。两个专家压根就拒绝和我通话；一个专家就在此刻无疑在给我起草一封血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的所有信息不过是三甲胺是发出种子在腐烂时发出的味道的那种物质。我感觉自己是在飞快地一圈一圈地兜圈子。

绝望之下，我扯出一张A3纸，在上面画满了箭头和方框，试图总结一下自己的发现。所有这些解释起来可能会含糊不清，但在我看来，事实还是非常清楚的。

从1884到1896年，至少有十二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定期服用可卡因。尽管很难确定服用可卡因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一点：肯定有某种影响。考虑到他这一时期正在为《梦的解析》做基础工作，认为可卡因在他形成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起到某种作用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起到多大的作用，人们看法不一。

有两点证据指明弗洛伊德服用可卡因与他发现精神分析学之间有具体的关系：爱玛的病例和伊玛的梦。二者都清楚地指出，一是弗洛伊德本人服用可卡因而且把可卡因用在病人身上，二是他对医学怀有某种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弗洛伊德迷们争论说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可卡因在他后来的思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诋毁弗洛伊德的人说这些证据清楚地意味着可卡因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但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据。最关键的证据——伊玛注射药物的梦——没有说服力。分析学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一直在分析这个梦，绝望地试图把它榨出汁来，好看看它里面是不是含有别的东西。可要是它里面没有包含什么东西呢？再次翻阅这些论文，我忽然意识到，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家伙正在试图解码事实上根本没有加密的东西！也许——震惊，恐惧！——伊玛注射药物的梦仅仅就是个梦而已。直截了当地看，我不得不承认除了我们已经知道之外，再也证明不出别的什么来：也就是说它只能证明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建议病人也使用可卡因，这对他当时的思想也许产生了某种影响。再多往前走一步就纯属猜测——就是最可憎的那种把阴谋理论化和循环制造诡计的作法。

几个星期过后，我唯一可以真正肯定的是，同研究弗洛伊德的人纠缠，需要聪明得像是坐在空气管子上，或是把冰激凌藏在内裤里一样。这就是说：越傻越好。

我陷入了困境。无论我对弗洛伊德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一定会得罪某个人。要是我说可卡因同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毫无关系，斯威尔士和他的人马会咬住我不放。可要是我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发现精神分析学的背后隐藏着可卡因，那么弗洛伊德博物馆和整个弗洛伊德研究群体都会对我群起而攻之。弗洛伊德写给弗乐士的信，爱玛差点送命的经历，弗洛伊德使用可卡因，伊玛的梦——无论如何，这可能就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东西。

要是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呢？也许我现在应该收手：谁知道那些在精神分析学的博物馆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我想象自己被带到弗洛伊德博物馆下面的某个秘密的地窖里，被捆在椅子上，手腕上绑着精神分析学家用来牵引他们的爬藤植物的绿塑料带，嘴上贴着结结实实的精神分析的胶带。弗洛伊德家族的一个不露面的代表埋伏在阴影里，某个维也纳的精神病患者穿着黑色的套头毛衣，戴着镶金属边的圆眼镜，面部表情怪异，双唇紧闭，拿着个带有绝缘性能极好的橡胶柄，还连着截电线的大号不锈钢圆棍走到我身边：“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这一个，嗯？”这个澳大利亚人会这样问。弗洛伊德家的人会点点头：“对，奥托。让詹姆斯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安插克劳非德检测仪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动，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请不要啊。不要克劳非德检测仪——”

我做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建议说我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害怕的正是专业人士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