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乔玄对他非常敬重，因此，在仕途上较为顺利。

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先是出补河平长，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再迁议郎。

在任议郎期间，他跟从刘宏车驾上原陵祭祀，将祭祀的过程记录下来，“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编成《独断》一书，被四库馆臣誉为“考证家之渊薮”。

另外，他的书法精妙，有“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好评。

据说，刘宏命工匠修理鸿都门，工匠用扫帚抹了白粉在墙上写字，蔡邕大受启发，进而创造了一种名为“飞白书”的书体。

该书体，笔画干瘦枯涩，乏墨而力劲，开张折合，势若千钧。

唐张怀瓘《书断》是这样评价蔡邕的飞白书的，他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当代史学家范文澜称：“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最高境界。”

写石经，是蔡邕所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大事。

当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既然已被定为官学，自然就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

可是到了熹平年间，这部作为评定正误依据的标准本——藏在东观的“兰台漆书”，却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受贿涂改得不成样子了。

为了不贻误后学，蔡邕向刘宏提出：必须重新校正经书、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并刊刻于石。

得了批准，他便参校各种版本文字的经书，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凡四十六块，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公羊传》《论语》。

这些碑称《鸿都石经》，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因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

这套石碑也成为我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经书石刻，其去误存真，为天下士人提供了儒家经书范本，可谓功德无量。

石经立起，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两千年后我们再回视这一事件，其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官定儒家教材上，其开创了以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体例，成为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同时又启发了捶拓方法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