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光风霁月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2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在悼念胡适的追悼会上，李济送的挽词只是三句小诗：

<blockquote>明天就死又何妨？</blockquote><blockquote>努力做你的工，</blockquote><blockquote>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blockquote>

挽词的出处，是丁文江生前最喜欢的两句名言，傅斯年在纪念丁的文章里引述过，“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这三句话是从一本书里摘录下来的，英文是“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当年丁文江曾请教过胡适怎样翻译才好，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把这段话译成了如下白话韵文：

<blockquote>明天就死又何妨？</blockquote><blockquote>只拼命做工，</blockquote><blockquote>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blockquote>

李济的挽联，既是对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适的共缅，也是一种自勉。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11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冲犯了胡适？回答这些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也要追踪他的思想根源。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12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

<blockquote>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13</blockquote>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他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只是工具；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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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去世的那一天）。李济向海外与会院士解说安阳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李济、刘大中、李光宇。

李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15

促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1962年1月，值蔡元培诞生九十五周年，李济作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的讲座。他说，“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问题。”他向史学家提出三条参考意见：“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61962年2月，李济在亚洲史学家第二次年会上作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演讲。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17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可以说是李济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发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会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济故意抢白胡适，蓄意跟他唱对台戏，而是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李济1954年摄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过去人们将李济归于科学家、考古学家一类，此后，人们发现李济的思想也异常深刻睿智。很多年后，陈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第三流科学家有几人？日本汤川教授在做成meson（介子）的工作以前，没有离开过日本。相形之下，当知努力所在了。”18

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的一本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走红。书中一篇题为《你这样回答吗？》的附录，以直陈弊端的深刻脍炙人口。那是柏杨夫人张香华跟一位传奇的神父司礼义19的对话录，谨节录两段：

<blockquote>“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张香华）接着问。</blockquote>

李济在办公室研究安阳出土文物。

<blockquote>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blockquote>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他说：“其实，以上意见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一个洋神父的话，与李约瑟、爱因斯坦的观点相似，经他们的嘴一说出，仿若金科玉律。而李济深邃的思想，即使在胡适及其朋友眼里也悲观得不合时宜。我们民族的面子观念，又一次不幸被言中了……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