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2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年代，梁思永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仗义轻财，淡泊名利的典型。

搬到板栗坳后，梁思永虽只是室内伏案，但拼命精神仍不逊田野。石璋如曾这样回忆：

<blockquote>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6</blockquote>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blockquote>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7</blockquote>

梁思永与女儿梁柏有在李庄镇去板栗坳路上的高石梯。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永就得了肋膜炎，到1941年病情突然加剧。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blockquote>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blockquote>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也就是最机密的内容，梁思成显然不愿让家人有更多的担心。

考古组主任李济兼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常住山下，考古方面的很多事都靠梁思永担着。梁的卧病对傅斯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42年4月29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的信中写道：

<blockquote>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8</blockquote>

病榻上的梁思永，除了强撑病体坚持写作，更多的时间是枕上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李庄求购或借阅的一批便条，计有：日文书籍十二种、“康导月刊”一卷一期至四期、《康藏史地大纲》两种、《西昌县志》、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东方书社出版的《现代西藏》、《蒙古音史》及中华自然科学社监印的《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四——地理气象组报告所附各图》一份，等等。读夏鼐1943年日记，10月31日“上午与高晓梅（高去寻）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见面。梁先生颇注意康藏方面的史地，谈话中常提及此题目”。9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调查团及西北史地调查。梁的阅读动机当是为此作准备，只是因身体的缘故未能成行。但他的阅读定然给参加田野调查的同事提供了文案支持。

梁思永在李庄度过了漫长的五年，病榻上的学人给李庄留下了瘦削而坚强的背影。李庄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

<blockquote>我们喊他硬人，他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碳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说我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抬起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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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不久，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侧肺萎缩下来，健康的一侧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梁思永极度兴奋，在各方的关照下，他赴重庆医治。当时，光复东迁，交通紧张，史语所的档案中有1945年10月22日恳请民生实业公司解决船票的函件：“本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医师徐德言君拟搭乘贵公司轮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舱铺位三个。”

病榻上的硬汉。

为梁思永整理遗稿的高去寻，摄于20世纪40年代。

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滩岩医院，在胸外科专家吴英凯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交通部长俞大维，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担架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的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让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绂帮忙接机。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绂等四人抬下飞机，专车护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大总统黎元洪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居住、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2月20日，董作宾在致胡适的信中，特别言及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选举。董作宾表明，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8月5日，梁思永致信南京的李济说道：“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烛光燃尽前，与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

1948年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梁思永留在北京。他虽然已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国共战争的消息。1950年8月，他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尽管他的病躯已不能从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郑振铎）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同人。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出现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据吴荔明讲诉，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李福曼）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仅五十岁。

岁月如梭，渐渐地，梁思永已变成书页里一个发黄褪色的名字。2004年9月11日，我去北京，在八宝山公墓凭吊先生。梁思永的墓地在八宝山的东侧，墓地是兄长梁思成所设计。汉白玉的边界，汉白玉的台阶，汉白玉的墓碑，造型庄严简洁。墓碑呈斜面，刻着郭沫若的字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墓。在他的近旁，是他的嫂子林徽因的墓地。也许是因为梁思永职务的缘故，没埋进梁启超墓园，没能与父母兄妹在一起。围绕在周围的多是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的军人。我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深深地三鞠躬，默默离去。第二天，我如约去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家。梁柏有性格豪爽，也许是常年伺候年迈耳背的母亲，说话声音较大：“父亲在世时，常年生病，母亲就一直照顾父亲。直到父亲故去后，母亲才去中科院历史所工作直到退休。”知道是四川的客人，保姆把轮椅上的老太太推出来。老人九十七岁了，还能看报，看小说。我拿出签字本，老人拿起笔，颤巍巍地签上：“不忘李庄。九七老人李福曼。”

也许，梁思永死不瞑目的一件事，是1948年史语所迁台时，运走了当年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他去重庆动手术之前，尽管只完成报告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但却是他在烽火战乱中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山大业。夏鼐日记中，记有1944年1月2日他将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的，不过是时日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11

考古学家梁思永。

1954年，作为西北冈发掘的领队兼报告撰写人梁思永过世。得讯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委请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整理梁的遗稿。自1958年开始编撰西北冈第1001号大墓起，到1976年出版大墓1550号，高去寻前后历时十八年，他把梁思永先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12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原因是梁思永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当年手绘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琐碎而繁杂。以篇幅而论，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然而他却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辑补。这“辑补”两字蕴涵了高贵的学术道德。梁先生似可含笑九泉了。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梁柏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