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1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一

1948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邀请新当选的首届院士到南京参加第一次院士会议。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有的当选院士是在炮火纷飞中从东北、华北坐船到的南京。尽管一路上担惊受怕，但多数人的情绪未受大挫。

中研院是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隶属国民政府，首任院长蔡元培。总办事处在南京；设在南京的还有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设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

1930年7月1日，中研院首届院务年会。

截至1948年9月，中研院共召开了三届评议会，遴选了第二任院长人选，设立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奖。1948年春，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研院首届院士，完成了以院士为主体的国家科学院体制建设。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首届八十一位院士名单，皆为国中望重之士。数理学组有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健、章鸿钊等，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生物学组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麻黄素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文组有胡适、陈垣、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郭沫若、萧公权、钱端生等，其中史语所入选的有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梁思永的二哥、建筑学家梁思成亦同时入选。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八十一位院士有五十一位出席。身披黑色大氅的蒋介石在阴雨蒙蒙中赶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应邀嘉宾南开校长张伯苓、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等相继莅临。会场布置简朴，未摆设鲜花，天气阴沉，亦未开灯。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况味。

朱家骅宣布开幕，“蒋总统”训词后即退席。朱家骅致开幕词。院士代表翁文灏、张元济和胡适相继发言。八十三岁的张元济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大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被誉为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第一人”。他对硝烟弥漫的国共内战忧心忡忡，认为阻碍了建设与学术之发展。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这番话使在场者相顾失色。胡适温和的发言有调节气氛的作用，他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胡适所说的年轻算学家一位是三十七岁的陈省身，一位是三十九岁的华罗庚。

当晚，举行盛大宴会。据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回忆：

<blockquote>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1</blockquote>

那道惊雷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首届院士会议闭幕前，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济南的防守战中溃败，防线退到淮海地区。朱家骅预感到下一步的战局将持续恶化，长江天堑难恃，宁、沪抑或不保，于是考虑再度将中研院搬迁到安全地区，初定的目标有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的身份“视察台湾教育”，确定应变策略：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出面，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最后商定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的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四是搬迁经费，一个月前国民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提拨了四百万圆供中研院使用，决定用这笔钱作搬迁经费。随即，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之名义，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1948年，中央研究院部分首届院士合影。

九华山物理所工地，寄托着国民政府建立核科学的梦想。1946年年初，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朱家骅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参观。参观后转往美国本土，设法购买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作为观察员在比基尼群岛观摩了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后，又到美国的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并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急于赴美考察原子能，寻求技术奥援。但不久国民政府江河日下，萨本栋也在1949年1月31日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其间，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却回电说：“我回大陆之意已决！”后来他返回中国大陆，成了中共核弹研究的领军人物。这是国民党政权送给新政权的一份厚礼。

1948年秋冬之交，国内战争的焦点逼近长江，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纷纷南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闻院士率家人先行离去。行前，他告别同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南京的私宅召开谈话会，研究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博院的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作出了选择精品文物运台的决议。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提出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一并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七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和中西文图书约十五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首次派出中鼎轮装载文物起航，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于28日抵基隆港。1949年1月6日，运载文物图书资料的海沪轮起航，9日驶抵基隆港。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

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选择弃暗投明的郭宝钧，也坚决反对文物运台，他后来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这样写道：“……反动派已密谋逃窜，将古物、记录、正稿、图版等，皆劫运往台湾……我相信在不远时期，定能将这批宝贵遗物，重运归来。”2

在这转轨易辙之际，史语所人心惶惶。1948年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开了所务会，夏鼐在日记中写道：“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也不鼓励同人及眷属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语所与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尚可仍旧，历史组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

3对于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史语所，傅斯年也曾一度灰心。陈槃回忆：

<blockquote>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blockquote><blockquote>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blockquote>

位于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blockquote>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blockquote><blockquote>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4</blockquote>

历史组青年学者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写下自己的感受：

<blockquote>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于海事，占此绝句：</blockquote><blockquote>急遽传桴满载行，千年文物系儒生。</blockquote><blockquote>碧鸥何事随樯舞，沧沧茫茫去乡情！5</blockquote>

史语所大部分人已迁台，傅斯年又临危受命，负责抢运平津地区的一批学人。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张。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面陈蒋介石。蒋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史语所秘书那廉君见证此事：

<blockquote>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傅斯年）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仁早已到了台湾……</blockquote><blockquote>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6</blockquote>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年初，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其南下。但胡适以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迟迟不肯动身。此后，蒋介石多次亲自打电报催促，最后关头，胡适才逃出北平。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礼堂，胡适出席了北大同学会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会上，胡适失声痛哭，自责不已。次日的《申报》报道：“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7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一派死寂。胡适与傅斯年相守度岁，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钜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被列为学人抢救重要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再没有继续南下。

“弃暗投明”，是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开宣称。他反对迁台，主张留守南京。1948年11月30日，他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就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汇报说，社会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借口，否定陶的意见。陶孟和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朱家骅下令陶孟和率社会所迁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组织迁桂林，也不作迁上海的准备。陶孟和患有心脏病，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所务，他给所里工作人员打气，对大家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946年，胡适及儿子祖望（右一）与傅斯年（左一）。

1949年1月，上海祁齐路的在君馆，中研院将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起来准备搬迁。此时，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国共又重启“和谈”，不少人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朱家骅商请其他各所搬迁。当时除社会所明确反对以外，其他各所的领导层都同意搬迁。不过，他们选择搬迁的地点不是台湾，有的决定迁移重庆，有的准备迁移桂林，还有十分之一不到的研究员、行管员及其家人，共四十余户，集中在上海，观望时局。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据次日的《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五百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三百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三十万元。4月24日，代院长朱家骅召集院务会议，会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情况很快生变。就在朱家骅南下广州期间，原来愿意撤退迁台而集中在上海的中研院人员有四十余户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大陆。除了史语所和数学所外，所有的研究所都拒绝迁台。

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与朱家骅的关系融洽，同是地质所创办人。1948年2月，李四光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朱家骅要求地质所南迁广州，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了这一决定。但研究员许杰、赵金科等密拟了《反对搬迁誓约》，签字者达十一人，并密告在英国的李四光所长。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他认为搬迁“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4月初，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出席布拉格“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签署请他“早日归国”的邀请信。他遂下定了决心。

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曾亲自在南京北极阁主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自1935年起担任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院士。除了任职中研院，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去留之间，他的选择当然与学校和志业连在一起。1949年1月8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篇记者对他的访谈：

<blockquote>我于是动问他对于万一应变的方案，他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我们定一月中旬起大考，考后放寒假三星期，功课不及格的须补考，大概要两星期。则优良学生可获三星期的休息，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仅有一星期的休息，学校根本不打算搬，教育部没有指示，搬学校不是件易事。”8</blockquote>

史语所整体迁台，也有一批人选择留下，其中不乏傅斯年的亲朋故旧。

傅乐焕是傅斯年一手栽培的侄子。自1932年考进北大就常随侍伯父左右。北大期间，他写出《宋辽交聘史研究》《论今存宋人使辽的几种记载》《宋辽高粱河战争记疑》《宋朝对外失败的原因》等论文。内举不避亲，1936年傅乐焕考进史语所，从1939年的助理员到1943年升为副研究员，也为伯父争足了面子。1942年以前，傅乐焕的主要精力在修订大学撰写的长达十万余字的论文而成《宋辽聘使表稿》，纠正了前贤及日本学者许多错误，“对了解辽的疆域和地理极有参考价值”。傅乐焕学术眼光开阔，文章论证细密，是史语所标榜新史料、新学术的范例，荣获了中研院“杨铨学术奖”。1947年，在伯父的资助下，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以往给伯父的信，他只谈学问、家事和所务，从不涉及政治。1948年4月3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91949年10月28日，傅乐焕给已去台的妹妹傅乐涓写信：“……如能找到事先做着，如有宿舍，应即迁往，不应再多累大叔。”10从信上看，他已下了中断与伯父思想情感上联系的决心。

弟子邓广铭回忆：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

<blockquote>他（傅斯年）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

11</blockquote>

考古学者夏鼐是傅斯年最倚重的人，自1947年即代理史语所所务。1948年3月2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2大陆易帜前夕，夏鼐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13

语言学者丁声树的书箱已先运到台湾，但因夫人反对，也就没有渡海。14

1949年12月18日，共军的炮火已威胁到成都机场，蒋介石不得不在匆遽之中搭乘专机离开。同天稍早，朱家骅率国府行政院官员飞离成都抵达台湾，继续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长。

随“国府”到台的院士只有九位：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另外去了美国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十二人，其余五十多位院士留在大陆。中研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个单位共五十余人以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陆。史语所原有四十一位研究人员，也仅二十位去台（另有两位赴美）。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十八位，去台的也仅四位研究人员和一位行政人员，所长姜立夫完成播迁任务后，坚辞所长之职，返回广州任教职。

二

1949年2月南京，国民党军准备乘船南撤。

1949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一周年，留下来迎接新生的一批研究人员在上海筹办了最后一次纪念会。此时的中研院暂时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会议因等候军管会贵宾光临，推迟至九点以后开始。走进会场的是一身戎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及其随从。

会议正式开始，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研院的历史，述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讲了大约半个小时，颇有些山高水远的意味。余下时间，是陈毅将军作报告。一个小时后，宣传部冯定讲了贯彻陈毅报告的意见。这些内容，浓缩在竺可桢当天的日记中：“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15

6月17日，中研院被军管会接收。18日中研院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9月16日，气象学家竺可桢、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旅居海外的学者赵元任等，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6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为负责组织全国科学工作的行政部门。11月1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北京成立。首任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另外三位副院长分别是原中研院地质所所长李四光、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气象所所长竺可桢。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被整合到新成立的中科院下设的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十五个研究单位。原中研院的所长分别就任中科院部分研究所的所长，赵九章为地球物理所所长，吴学周任物理化学所所长，周仁任冶金陶瓷所所长，罗宗洛任植物生理所所长，王家楫任水生生物所所长，冯德培任生理生化所所长……

李四光还在英国。1949年12月，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起程秘密回国。1950年4月中旬莅临上海，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各研究所人员热烈欢迎李四光，召开了座谈会。当时的情况，地方报纸作了报道：

<blockquote>下午，全体人员举行简单的欢迎会，由李亚农主席主持，他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同人，每天都在热烈盼望李副院长回国。李副院长经过种种困难，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深恐他回国增加人民的力量，不惜勾结英帝国主义阻挠，但仍阻止不住李副院长投向祖国的热情。这是值得敬佩的。相信他回国后对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blockquote><blockquote>李四光副院长报告了旅外观感后，分析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为“为学术而学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过去错误的观点，唯有为全人类谋幸福才是科学家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说给大家极大的启示。17</blockquote>

史语所及中博院迁台，留在大陆的一些研究人员，如断线的风筝。他们与那些满怀喜悦准备大展宏图的同事相比，有些隐隐担心。

1949年10月，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文博工作归口文化部。郑振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在回中博院旧人王天木的信中，谈到对中博院的构想，及对王天木的希望。他写道：

<blockquote>天木兄：</blockquote><blockquote>连得两长信，我悉一切。关于中央博物馆事，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暂时不能大加扩充，也绝对地不会缩小也。陶孟和先生今日南下，已将此意托他向曾小姐（曾昭燏）传达。我也许不久南下，不过，日期未能确定耳。</blockquote><blockquote>我现在暂时负责文物局，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也盼望能有学术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说过，托他代为邀请兄北上，在局里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对古物事业素有经验和热忱，深盼能来此合作也。我国从前的博物馆，除“中博”有新的气象外，余皆死气沉沉之古董陈列室耳。深望兄能来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为如何？我不想把许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领导的计划和专门的技术上的主持者。也请夏作铭（夏鼐）兄来，由他主持古物处。兄能代为劝驾否？他现在杭州浙大教书。盼能即日复我一信。</blockquote><blockquote>匆致，顺颂近好。</blockquote><blockquote>十月三十日振铎拜启</blockquote>

郑振铎到底书生意气，对中博院的近期打算和远期设想过分乐观。1950年3月9日，中博院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留守中博院的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四个月后，南京博物院改由华东文化部领导，改属华东大区博物馆，三年后又改由江苏省文化局领导。

在家乡温州的夏鼐，收到去台老同事高去寻的一封信，信中称：“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绝起衰者，则舍兄其谁。”他也收到了郑振铎的邀请信。夏鼐在给王天木的回信中写道：

<blockquote>天木吾兄大鉴：</blockquote><blockquote>十月廿四日手示敬悉。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blockquote><blockquote>西谛先生（郑振铎）近有信来，说正忙着筹备文物局事，并且说到已请兄允帮忙，辅导各博物馆的事业，谅已有信致尊处，未悉吾兄已作何决定。西谛先生邀约弟去“古物处处长”，弟已去函婉辞。</blockquote><blockquote>前日小女来信，谓复旦与同济相邻近，得嫂夫人就近照拂，甚为感谢。</blockquote>

位于原中央博物院旧址的南京博物院。

<blockquote>尊函谓本月中旬可能来上海一行，弟因想及一事。弟去冬离京时，曾将零碎东西存放在史语所，其中有黄箱子一只，盛些不重要的中文书籍，但现在教书，也有些用得着，当时仅有半箱的书，因以破棉胎放在上面，塞满一箱。丁梧梓兄（丁声树）离京前曾有信给我，说这些私人物品现由谢振林兄保管，吾兄如果携带方便，可否将这箱子带来上海，放在乍浦路和平博物馆，以便弟自己或派小女提取。但如果不方便的话，则不必携带。弟早晚要到南京一次，将来再设法好了。又运费开销多少，请不要客气示知，以便奉还。否则弟不敢烦劳老兄了。</blockquote><blockquote>曾公寄来展览“社会发展史”说明书，已经收到，但修订本尚未到，俟到后再写回售，请顺便告诉他一声。此致撰安。</blockquote><blockquote>弟夏鼐敬上十月四日18</blockquote>

观望与疑虑，是这批人共同的态度。但不久，他们相继效命新政权。

1950年7月，夏鼐来到北京，加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称中科院考古所）。此前，他曾多次表示不想当官，只想搞业务。但他显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新任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在信中写道：“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197月29日星期六，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出差南京，重访鸡鸣寺路中研院故地。现已是中科院办事处。他找到谢振林，会晤旧识张珏哲、赵九章、吴磊伯、傅承义、吕炯等。然后偕谢君踏上史语所旧址。人去楼空，物是人非，造物弄人！前史语所代理所长夏鼐写道：

<blockquote>门上招牌已经卸下，放在贮藏室中。匾阴跋语末段云：“三十五年除治芜秽，修葺户壁，一新屋宇，其年十月研究所自南溪复员，三十六年三月上此匾，集开成石经字，用祈永无播迁。”读罢不禁感慨系之，想不到三十七年即又播迁，孤踞海外，将来不知又作何归宿。所址现改归地质所及气象所借用，惟四楼及活动屋二幢仍贮藏史语所公私物件。剩余出版品颇多，中西文日报合订本、日文书籍等亦数千册。所中墙壁已多剥落，照相房为两所借用，后面库房改为工场，从前堆置陶片箱之席棚，现仅剩陶片两大堆，皆安阳出土物也。余私人所存之物，仅剩书箱及网篮，另有二皮箱（一系零星杂物如台灯等，一系十余年来所保存了私人信札及留欧所购明信片等）已经遗失，其中一箱为十余年来友人来信，失之殊为可惜。20</blockquote>

夏鼐领命考古所副所长时，梁思永表示：“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21履职仅一周，夏鼐就率队前往河南辉县。那次考古发掘，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次年春，他又风尘仆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证实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郑州二里冈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夏鼐马不停蹄，又赶到长沙。正当他俯下身子，潜心田野工作之时，又接到所里催促他返京的电文。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开始了第一场暴风骤雨。原中研院的旧人首当其冲，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