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是沿着"改革"和"新思维"路线前进的这艘巨轮的船长。大海波涛汹涌，巨轮的四周险象环生，而船长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员也操作有误，加上这艘巨轮本身就不坚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经受不住如此大的负荷。最终，船长不能控制住操作系统，这艘巨轮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创之后，终于搁浅了。这就是对1985~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事件的简单描述，然而，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则用更简练的语言评论当时苏联发生的一切，例如《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凯泽曾写道："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东欧地区推翻了苏维埃帝国，他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并吞噬了人类大量财富的冷战。"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也指出："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霍尔姆斯同样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希望如此。"美国作家霍华德则表达得最为精练："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其在对外政策中的新思想应放在首位：他拒绝在第三世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的援助，抛弃了阶级斗争是主导世界政治和历史的思维。戈尔巴乔夫在对待东欧国家问题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学说"，他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将全人类的价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论点。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内政策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主张停止阻碍了改革进行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有一些戈尔巴乔夫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不仅歌颂戈尔巴乔夫在推翻极权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伟大的历史功勋，而且他们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毁灭了国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体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写道："人类历史中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发生之前，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思想潮流、群众运动、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势力强大的政治党派。比如，概括地说：基督教的产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宗教改革运动促生了一大批欧洲国家，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党的出现则产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而是他一个人动摇了苏联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他自行决定这么做，并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完全不顾及其面临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这个庞然大物挣脱了束缚后，慢慢向前移动，一步步地摧毁着看似坚固的支柱。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后来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谩骂，人们指责他分裂了国家、压制了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扫清通向正确思维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他还是没有驾驭住这个庞然大物运行的速度，况且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则言辞更激烈、更尖锐。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的讨论别列韦日协议影响的"圆桌"会议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亚科夫将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位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发言更像是起诉书："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拥护您担任领导人，是的，我们曾经盲目地相信过您，但是没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着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头，便失去了曾经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抛弃了国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强力部门的威信丧失殆尽。您在没完没了地唠叨'新思维'的同时，您拱手放弃了华沙条约，给国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闻所未闻的'异国'思想，从而破坏了维护国家团结的集体精神财富。您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党和国家是唇齿相依的，您以改革政党为借口而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调整了整个国家机构。您在清除建筑中破砖烂瓦的同时，也忘记考虑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个建筑的倒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败的结果。有人说，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毁整个国家的，但如果这个人是中央总书记，那么就有这个可能。"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们都与戈尔巴乔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们依然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他们如今也开始指责说，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过错，戈尔巴乔夫欺骗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经暗中走到苏联和苏共的反对阵营中去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希望苏联的解体，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促使这场灾难的发生，他将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推到叶利钦、民主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领导的政府的身上。戈尔巴乔夫在波士顿出售自己回忆录时对美国的读者说："从本质上说，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者和那些叛乱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对苏联的解体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曾以《别洛韦日五年后的成果与展望》为题进行过讨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鲜明立场，他说："我认为，许多人事后用一种貌似科学的论断将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苏联改革的所有先决条件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呢？我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及其班子所实施的政策，他们于1990年夏进人俄联邦政权后，推行破坏苏联路线，向法律宣战，掀起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浪潮。"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策划者的企图和叶利钦的计划，那么您会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当时回答说："那么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会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国听众的一片笑声。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的活动从动机和结果来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从未将瓦解苏联和解散苏共作为自己工作的公开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和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此后，他以"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定促进苏联和苏共的民主化进程。公开性的发展和重新审议苏联历史中许多教条的、错误的评价，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成绩。但戈尔巴乔夫在行动中却疏忽大意，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估计不足。他对产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考虑不周，他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多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情况，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掌握控制像苏联和苏共这样复杂机器的必要技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进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权的问题，他不仅要保住苏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个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尽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尽管并不像他的反对派认为得那么严重。下面我将列举出我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

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 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没能正确把握工作重点。当时我国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便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都热切地盼望着新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一连串的问题。的确，扩大民主化进程和缓解冷战给国家带来的压力是必要的，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工资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粮食供应等问题。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新的领导人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实施其他改革提供先决条件。1989年国内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民意调查，其中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时，有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 30％的人认为是"农村及农业的复兴", 25％的人则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会"。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提出将发展机器制造业作为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则开展禁酒运动，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时反对"非劳动所得的收人"。众所周知，发展机器制造业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优先发展目标，而依靠行政措施开展"合理生活方式"的运动除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之外，一无所获。

为了扭转局面，戈尔巴乔夫于1987~1988年期间将民主化、公开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这一举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但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冷淡。因考虑不周即仓促上马的政治改革导致国家政权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针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末已成为民主批评的主要对象，从而大大动摇了其统治地位……。

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在1989~1990年进行的各种辩论中，部分知识分子也建议戈尔巴乔夫调整工作重点，应更有效地解决与人民物质需求相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人提出借鉴60~70年代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的经验，还有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诸多经验。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应以改善、而不是恶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的，为此，在国家权力中不仅要使用民主的杠杆，也要使用原来强制性的手段，党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经济改革应优先于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人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运动，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饮料的生产开始缓步上升。扩大了个体劳动、合作经营和私营贸易的范围，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第一批的合作经营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饭店。允许自由买卖城市郊区的个人住房，城市住宅也开始实行私有化。取消了园圃和庄园经营中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扩大了郊区别墅建设规模。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合理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破坏性进程的发展速度甚至比建设性进程的发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对苏联经济贸然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破坏了所有以苏共为基础的政权体系。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建议他加快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这些人坚信，只要城市中实行的还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或者农村中实行的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模式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任何基础，尤其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保守的党组织机构也不允许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首先应弱化党组织机构的无上权力，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拥有实权的新型权力制度。正如"改革设计者"之一的伊戈尔·克利亚姆金所说的："俄罗斯应进行民主化，以此来唤起社会的觉醒。而民主化进程应为改革者加强个人权力开辟道路，改革者的权力应从旧有的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当年安德烈·萨哈罗夫举着"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标语站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门口，而现在这个标语却用来反对"苏共的领导和指引作用"。

戈尔巴乔夫对类似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但是苏共政治局、书记处和其他党组织机构对他的监督又使其喘不过气来，他的个人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受制于党内其他同志的影响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实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变选举制度、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常设机构，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纲要，这个纲要还成为此后实行的宪法改革的基础，而宪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苏联实行了总统制。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现实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和克利亚姆金推行的改革纲要，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取消国内已经形成的各种党组织机构，建立一种新的、甚至比苏共总书记权力更大的体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如果能够依靠自己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他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时候，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政治资本。因此随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年后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出现，苏联原有的党组织机构的影响和权力逐步削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影响和权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内的领导同志对戈尔巴乔夫支持民主化相当不满，新政权机构中的激进民主派又很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保守主义，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况下他无法建立权威的政权中心。苏联总统的职位并不能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也不能保障政权的权威。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完全理解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质，他也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因此他没有把握通过全民投票来推选总统，他对自己能够获胜缺乏信心。在没有经过全民投票而当选总统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和在苏联人民代表中间的威信不断降低。无论是作为苏共总书记，还是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绝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所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学家举行了一场独特的"脑力冲锋"，主题就是探讨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安排工作的重点。多伦多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间，他的经济政策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尽管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他仍坚持老生常谈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技术现代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能源设施建设等重工业部门仍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人瘫痪状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严重匿乏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制。在苏联政权体系中，党一直是'苏联'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党还像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会的领导。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在解决经济混乱和非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时，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人困境。"我认为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半的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