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中，天亮了。
在这次逆袭中，5连缴获日军轻机枪5挺、步枪20多支、军刀1把。
萧峥因没能抓获日军俘虏而遗憾。会战中，由于多次出现以分队为单位的日军全部被俘的情况，所以部队长们下达了多抓俘虏的命令。这在以前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就在李中亮安慰萧峥时，机枪连3排一个士兵来报：“连长！杨排长身负重伤！”
萧峥急忙赶赴第3排扼守的阵地，见杨排长躺在战壕里，头部血流如注，面色十分苍白，已经殉国了。
萧峥知道雪峰山大战的胜利就在眼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胜利也不会太远了。就在胜利的前夕，为人忠厚、作战勇敢的老战友牺牲了。从上高会战起，他们就在一个部队。当时，杨排长在另外一个营。这次美式编制后，调到了现在的营。就在萧峥泪水盈眶时，空中传来飞机轰鸣声，没多久，军中的美国人兴奋地说：“在昨天，希特勒自杀，德国战败投降了！”阵地上的很多士兵不知道希特勒是谁，但一时间仍是欢呼声震天。他们知道德国跟日本是一块的，一个投降了，另一个还会远吗？想到这里，萧峥更加为战友们的牺牲而悲伤。
在中国的战场上，有那么些战士，在敌人投降的前一刻，倒下去，再不能起来。
上午9点过，团长杜鼎带着一个营来换防，他握住萧峥的手说：“老萧，昨晚你们打得很漂亮，我都知道了！”
萧峥苦笑了一下，说：“又有个老战友牺牲了。连里面，从上高一起走过来的，不多了。”
在上高会战中同样九死一生的杜鼎，一下子陷入沉默，继而说：“上高会战结束后，军长（指王耀武）在祭奠战死的将士时，跟我讲过桂永清将军曾说的一段话。南京保卫战，他的教导总队战死很多人。后来，有人问桂将军：‘你们教导总队出身的将士都是一流的军事人才啊。’桂将军半天没说话，后来说：‘一流的，都在南京殉国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二流的，包括我在内。’我们74军又何尝不是这样！”
事实上，在德国投降的5月8日，王耀武就已经向各部队传达何应钦的命令：中国军队立即进入总反攻态势！
怒河春醒，5月的雪峰山陷入了狂怒。
飞机、大炮、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中国各路军队对大举入侵中国达八年之久的日军发起雷鸣电闪般的反攻。
奉冈村宁次之命到邵阳了解战情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撤回来的问题了，而是还能不能撤回来。”两天前，在武汉，他跟第6方面军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会见。对前线糟糕的形势，板着脸的冈部一字不提，但小林的感觉是：即使承担抗命的责任，他似乎也要把部队撤回来。
得到小林的汇报后，冈村宁次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5月9日，冈部接到冈村的命令，叫其向坂西传达：湘西日军即日全线撤退。
只说第116师团。师团长菱田命令江口方向的加川联队经月溪向洞口撤退；在月溪的儿玉联队则直接撤往洞口；一直被围困的泷寺联队残部六七百人，则往山门撤退。
反攻中，芷江机场出动35架战机予以沿途轰炸。
对很多身经百战的将士来说，战斗已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后方的很多人来说仍是遥远的。反攻开始后，驻芷江的中美混合空军邀请记者登机观战，这在抗战时代还属首次，最后中央社湖南分社社长段梦晖和中央社战地记者张弓入选，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吴鸢同往。做事周全的王耀武立即写了个字条：“如吴鸢万一发生不幸，其家属老小生活和子女教育费用，由我负完全责任。”
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经短暂训练后，上了一架战机。登机后，大家才知道，并不是观看雪峰山战场，而是去空袭长沙的日军！几个人一愣。机长叫大家不要紧张。机长是谁呢？文学家郁达夫的侄子郁成功。按吴鸢回忆，飞机升空后不久，耳机里就传来郁成功的声音：“看，右上方三架是‘C47’运输机，是运送物资去江西的；左上方六架是‘B24’轰炸机，是去福建方面执行任务的。”
紧接着，郁成功叫那三人往地面上俯视，看到红白两色的布条，一个是“川”字，一个是“十字”，说：“这是我雪峰山地面一个团驻地的符号，到第一线了。”
随后，战机经衡阳飞往长沙。
在衡阳，地面日军发现战机，用高炮射击。段梦晖和张弓都看吴鸢，后者虽是作战处长，但正如上面说的那样，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这场面更是第一次遇到，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在记者面前露出惊慌，于是跟两位记者讲一年前的衡阳保卫战，分散其注意力。
战机掠过衡阳，很快即飞临岳麓山上空，郁成功叫大家坐好，说：“长沙到了！注意，马上要战斗了。”
话音未落，战机即向地面俯冲而去，随后大家都感到机身在猛烈抖动，地面上连续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战机急速上升，一个大转弯，继而开始平飞，这时候，耳机里传来郁成功的声音：“刚才是轰炸日军的一趟列车，炸弹全部命中目标，现胜利返航。”
大家一阵欢呼。
雪峰山里的日军仍在挣扎中。
第116师团长菱田为叫泷寺联队残部尽快逃离，把加川联队一个小队配属给师团的辎重兵部队，叫他们警备从马胫骨（山门西北15公里）到山门一线，这是泷寺联队后退必经之路。
没想到，马胫骨随即遭胡琏第18军杨伯涛第11师攻击。
参加雪峰山会战的，有不少是湖南部队，比如杨荫第19师、赵季平暂6师，而且都是久经大战的部队。还有不少将校是湖南人。第11师师长杨伯涛，不但是湖南人，还是芷江人。杨伯涛，侗族人，生于1909年，中央军校7期，后成为第18军一员。抗战爆发前，考入陆大进修，还没毕业，淞沪会战就爆发了，直接进入罗卓英第18军做营长，以战功升任军参谋，进入第11师做参谋主任，参加武汉会战。再后来，转入第94军，在方天第185师做团长、参谋长，参与枣宜会战和宜昌反攻战。1943年，以第86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鄂西战役，战后出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主导常德会战中国军队的行动。此战后，在陈诚提名下，接任“土木系”核心部队第18军第11师师长职位。
本来何应钦计划调王敬久第10集团军南下助战，因为他不想用陈诚的部队。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何陈不睦久矣。抗战开始后，陈与何，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整体上还好。第一次冲突爆发在1940年枣宜会战后。当时，陈组织部队反攻宜昌失败，何说了些不中听的话。陈直接给蒋写信：“辞修回重庆后，所闻皆为敬之对辞修之恶意攻击，及种种不利于领袖之活动，其居心实令人莫测……”接着又爆发了前面提到的“54军事件”，何站在关麟征一边。将近一年前，衡阳解围失利，何亦公开指责“土木系”三号部队第79军作战不力，原话是：“该部在抗战中实无成绩，当裁销番号！”何计划把第79军残部补充到汤恩伯的部队里。陈何之关系也就更糟。到1944年底，蒋不满各战区杂牌军增多，同时认为番号太多而部队实际人数过少，让作为军政部长的何缩编部队，但何对此事另有看法，一直没进行。当时史迪威也认为何不胜其职，最后陈接替何出任部长，何出任新设立的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雪峰山，何应钦都是不愿意看到第18军参战的。但王耀武不同意调王敬久的部队过来，因为他不相信该部的战斗力：“敌寇战败在即，此战我军必保万全，使用第18军更好，否则我首先对您无法交代。”
何应钦虽皱眉，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王耀武的建议。不过，在王最初的计划里，是要把胡琏第18军用在雪峰山正面的，作为生力军，居高临下反击日军，故而命令他们在第4方面军司令部和前进指挥部即辰溪、安江间集结待命，也就是用在雪峰山正面，将来从西往东打。
军参谋长邱维达觉得这样使用不妥，对王耀武说：“日寇第116师团是夺取衡阳的部队，这次作为头号主力用在雪峰山正面，两翼部队相对较弱。现在虽然挫了正面日军的锋芒，但仍有较强的战力，不如将胡部主力用在北侧面，一部助战第73军；主力保持两线配置，一部攻山门，一部寻机直下高沙、花园间，扫荡日寇南翼部队，这样把握最大。”
在第18军军长胡琏的命令下，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行军的前锋杨伯涛第11师，此时早已越过辰溪，安江在望。途中接邱维达紧急命令后，立即掉头向溆浦转进，攻日军右侧背即山门一线，上来就把马胫骨的日军警备线撕开了（应该说，雪峰山才是第18军最得意的一仗，而远非两年前所谓的“石牌大捷”）。这时候，泷寺联队残部刚刚进入马胫骨。日本人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后退的辎重兵联队和横冲直撞的敌军各部队混战在一起，彼我战线错综纠缠，前进困难，美机攻击更加炽烈。”
周志道第51师和杨荫第19师各一部随后赶来，与杨伯涛第11师一起占据四面高地，炮击马胫骨的泷寺联队。在衡阳之战中一会儿打援一会儿攻城的大队长饭岛克己，被炮弹炸裂了肚子。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则投下一颗颗燃烧弹，绝望中的日军伤兵纷纷自杀。配属给泷寺联队的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之第1大队长平原一男在绝望中说：“不走了，就地死拼，全部在马胫骨战死算了。”
泷寺也给师团长菱田发了份失去信心的电报，意思也是不想走了。
菱田元四郎的复电是：“兵团为营救你部，决定全力转向山门方面前进。希你部立刻突破敌之重围，强行向山门挺进。除杀出血路外，别无良策。为便于突破，将不必要的物品进行处理，并应携带可能随行的伤病员，准备突破前进。”
潜台词就是：不能随行的重伤员就不要了。
这就是末日的做法。
5月11日，何应钦、王耀武、邱维达、施中诚以及美军将领麦克鲁、索尔登、第4方面军首席联络官金武德等人，在第57师师长李琰陪同下，乘飞机前来江口视察，主要看了第5连的青岩阵地。
战场尚未打扫完毕，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有300多具倒在壕沟两边。
阵地上，何应钦、王耀武等人听取了连长周北辰的报告。其间下起雷阵雨，王耀武问要不要躲一下，何应钦摆摆手。周北辰本来口才就好，又指挥了江口一战，说起来更是绘声绘色，何应钦不时点头，扭头对王耀武说：“佐民啊，你部队的人，是不是都像你一样啊？既能说，又能打。”
王耀武一时语塞。
何应钦哈哈大笑，这是他难得放松的时刻。
美军将领麦克鲁当场向周北辰授予美国银星勋章。
溃逃中的日军，因道路陡峭泥泞，加上伤员众多，又有战机轰炸，通常白天藏起来，天黑后再奔逃。但入夜后，山路更难走。比如，5月11日，黄昏开始行动后，到第二天天亮，泷寺联队残部才走了3公里。从马胫骨逃出的他们，原本3000多人的联队，12个步兵中队，至此每个中队能打白刃战的，已不超过20个人了。
战场另一侧，蔡仁杰第58师主力在瓦屋塘击溃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后，一路追击至高沙。
往山门摸的泷寺联队残部已经断粮，一路上开始吃杂草和青蛙。雪峰山东麓下的山门小镇，此时已成为他们的生死之门。对泷寺来说，自己这点儿人脱险了，才能保证整个师团脱险。他带着剩下的三四百人向山门奔逃时，第116师团直属部队一部还控制着该地，所以王耀武命胡琏火速攻占山门。关于山门之战，可以看一下第11师师长杨伯涛的回忆：“在山门要隘争夺战斗中，几个山头上的日军企图阻碍我前进，我在摆好攻势后，命令一个营向山头攻击。在一架轰战机配合下，这个营一直冲上山头，用冲锋枪对准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一阵扫射，日本兵纷纷倒毙。少数日本兵弃阵逃跑，不到两小时，我军就全部占领了几个山头。”
杨伯涛留一个团扼守山门，指挥另外两个团继续南攻，以拦腰斩断洞口通往邵阳的公路。此时，在洞口，由南而北的蔡仁杰第58师一部，正跟加川联队一个大队激战。这其间，由龙潭司方向推进而来的第79军赵季平暂6师加入战斗，并于5月13日攻占了洞口。
在山门窄路口，泷寺联队残部遭杨伯涛第11师一个团居高临下的射击。日军在混乱中，就差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脑袋了。想活命，就必须从窄路口冲过去。但要穿过窄路口，就需要面对中国军队的射击。窄路口就这样堆满日军尸体。向山门外冲的日军，只能指望自己命大点，身边的人为自己挡子弹，于是子弹钻进体内的声音清晰可闻。5月16日凌晨，冲过山门窄路口的泷寺联队残部只剩下200多人了。失魂落魄的第109联队长泷寺保三郎率领着这些人，看到了前来接应的第133联队长加川胜永。
重广支队在洋溪那边正作困兽斗。
韩浚第73军的一名小兵，击中了支队长重广三马大佐的耳朵，他应声而倒。
身边的副官还以为自己的支队长死掉了，没想到喊了几嗓子后，重广冲他眨了一下眼。
在下了撤退令后，坂西一良叫渡边洋第47师团一部去营救重广支队。在洋溪南20公里，他们被胡琏第18军覃道善第18师拦住。奉命接应重广支队的这支日军不敢打，想绕道而行，却又撞见韩浚第73军一部，最后干脆扭头回去了。被丢下的重广支队，又一顿被痛击，直到5月16日拂晓，才从洋溪西南好歹扯开个口子，此时整个支队就剩下几百人了。
为保证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关根支队残部后撤，坂西一良向第11军新任司令官笠原幸雄（刚刚接替上月良夫）求救，叫他务必把全州方向的第34师团主力派到湖南进行接应。就这样，师团长伴健雄率部向湖南新宁前进。5月16日，先头部队重新占领新宁，但离关根支队残部还有很远。撤退中的关根支队经过先前日军绕行的芙蓉山时，得到军的命令，为解除对第116师团南翼的威胁，应攻占该要地。关根把任务交给赶上来的外来户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芙蓉山由第19师一个营守备，双方发生激战。木佐木联队一度攻占芙蓉山，但在赵季平暂6师一部协助下，第19师这个营又重夺芙蓉山。
芙蓉山最终失守，加重了日军撤退时的狼狈。
各种狼狈中，菱田元四郎、关根久太郎、重广三马，各自带着残部一路向东溃逃。
关根虽逃出雪峰山，但在一个多月后，于永州被击得重伤而死，成为日本投降前正面战场被毙杀的最后一名日军将领。
现在，在湘西，溃逃中的日军唯一的梦想就是别再看见中国兵，当然这本身确实是一个“梦想”。日本老兵有这样的回忆：“最厉害的还是中央军，冲入阵地后，一把就抓住了我们，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满眼直冒金花，有时还拳打脚踢，还用枪托打人，打人最厉害的要算74军的58师！”
第58师，蔡仁杰的部队，前任师长张灵甫。
在会战后期，由于重庆那边要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蒋介石催促芷江的何应钦回重庆报告雪峰山大捷的情况。何便急于结束会战，叫王耀武想办法。王虽然精明，此时也难住了，说：“那怎么办？”
何应钦说：“我已向重庆报捷，但如果我向大会做报告时，前线战事还很激烈，那不就矛盾了么？”
这话说出来，王耀武也就明白了，何应钦叫他下令，放开一个口子，叫日军残部自动溃去。
但王耀武没说话。
见王耀武没表态，何应钦说：“佐民啊，抗战八年，你战功卓著，抗战胜利后，你也需要向政治家转，这就要明白，军事最终是要服从政治的，况且此番会战，我军已取得大胜，歼敌很多了，又有几百名俘虏，这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杀敌一万跟杀死八千，终是没有太大区别。现在召开六全大会，5月21日就要闭幕，如因前方战事仍烈而无法进行会战报告，我既没办法向委员长交代，大会代表也无法及时了解到我们这次大捷。再者说了，我回重庆后，你仍可以布置追击作战嘛！”
王耀武说：“我给胡琏去电吧，叫他们军在杨伯涛第11师那边放开个口子。”
何应钦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说：“我在大会上作完报告，你是必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啊，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委员中最年轻的！另外，你跟邱维达再研究一下，在第74军这边也想想办法，古人说的‘穷寇莫追’总是有道理的。”
王耀武没办法，只好给辰溪的邱维达去电话，婉转讲了何的意思，问：“会战还有多久能结束？”
邱维达似乎没明白，说：“至少还得需要五天。”
王耀武说：“这样说吧，第18军正面已向敌人开了缺口，你在洞口方面再开个吧。战果已经不小，穷寇难以聚歼。就这样吧。”
王耀武挂了电话。
王耀武走出安江的司令部，又下起了雨。
王耀武往雨幕深处走去，一个卫兵在身后默默地跟着他。湘西的雨季里，他突然出现一种幻觉：好像战争从没发生过，他还是个少年，正在天津卖水果糖。另一个幻觉是：他带着第51师抵达淞沪战场，八年的战争刚刚开始……而现在，抗战快胜利了，战争结束后，他该何去何从呢？像何应钦说的那样，从军人转型为政治家？王耀武虽然精明圆通，但确实没想过这件事。在某个瞬间，他甚至想：还是回山东泰安老家种地吧。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他反身走回司令部，此后的人生终不免继续被裹挟进大时代，在一步步往前走中，去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命运结局。
湘西的雨，更大了。
5月20日以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追击渐渐放慢。
进入6月，日军残部完全退回邵阳。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5,000多人，俘敌300多人，其中军官17名。
这是抗战时代的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俘敌最多的一次。
中国军队取得大胜依赖于三个方面：高昂的士气、先进的武器（包括制空权）、完美的后期保障。对日军来说，当然是相反了，如第11师师长杨伯涛所言：“这时日本的空军在我国大陆上残留无几，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丧失了，因此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迟钝，不像过去那样灵活敏捷了。”有一次，杨伯涛带着师部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到一线侦察，发现对面大约700米外过来十几个日军，用杨伯涛的话说：“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在侦察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后，就钻进树林隐蔽起来，我们哈哈大笑，从从容容指挥部队向其进攻。”
正面战场上，继缅北和滇西后，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岁月里，无论如何是需要这样一次大捷的。雪峰山会战的胜利，正逢其时。在重庆做完报告的何应钦又奉蒋介石之命飞回芷江，主持表彰会，周志道第51师获武功状两轴、荣誉旗一面；杨荫第19师获武功状两轴，杨伯涛第11师获武功状一轴。作为会战总指挥，王耀武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金质自由勋章。几天前，41岁的王耀武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果然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雪峰山会战后，一切都成定局。
<h4>
英雄无名</h4>
1945年春，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之“大和号”被击沉。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沉没。那个岛国的绝望正进入加速度中。他们的军部、政府和国民不得不接受从“明治时代”坂上之云般的欣欣向荣而堕进“后昭和时代”的深渊这样一个现实。
雪峰山会战结束后的6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飞抵大连，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开了一次末日会议，主题是各军分工据守问题。
此时，冲绳日军几乎已被全歼。而两个月前，苏联那边也通知日本：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纳粹德国5月投降后，苏联红军随时可能进攻关东军。在东京，军部的全部精力都投在“本土决战”上，一些有长年作战经验的将领被抽调回国委以重任，如田中静一、内山英太郎、横山勇、赤鹿理、山本三男、岩永汪、毛利末广等人，但首相铃木贯太郎则在幻想体面的和谈。
大连会议后，关东军完全进入对苏战备状态，山海关内的日军此时分工如下：
长衡地区的坂西一良第20军准备撤向宁沪杭，与先前由关东军调来的十川次郎第6军，同在松井太久郎第13方面军（由军升格为方面军）指挥下，应对“预想中”的美军在江浙的登陆；冈部直三郎第6方面军司令部计划撤向山东，指挥鹰森孝第12军和细川忠康第43军，应对“预想中”的美军在山东的登陆；田中久一第23军依旧在珠三角，但冲绳之战后美军已不可能在华南登陆；长期驻山西的澄田赉四郎第1军、根本博驻蒙军则应对即将可能出现的苏联红军的进攻；武汉地区的第34军调往朝鲜；广西地区的笠原幸雄第11军，则作为应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部队，重新撤向武汉地区，此时它所辖的只剩下第58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了（独立混成第22、88旅团）。
日军在华两大主力辰巳荣一第3师团、吉田峰太郎第13师虽然还在广西，但已经脱离第11军系统而归中国派遣军直辖了，它们计划入夏后北撤。但在雪峰山会战中，日本人发现，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士气旺盛，战力猛然翻了几倍，几个师团被打得苦不堪言，由此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5月16日，第6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下令提前北撤。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给最远端的第3、13两师团下了这样一个通知：“进攻芷江的第20军已陷入苦战，虽停止了继续进攻的命令，但已无法抽身，陷入中国军的包围。我军应立即向北反转！在芷江方向，猛追我第20军的重庆部队很快就将进入湘桂公路，在未来一个月内，湘桂沿线预计至少出现30个全美式或半美式装备的中国师，我军若失去此次战机即不能通过！”
在这前后，东京大本营也向冈村宁次去电，命令尽快把广西、江西和湖南地区的第3、13、27、34、40师团调往华北和华东沿海地区，其中第3和第13师团由向徐州以北的京津地区集结改为向华东转进待机。驻宜昌的第39师团等部队调往东北，并入关东军序列，加强对苏联的战备。
在这种情况下，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开始从广西撤退。
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命令河池、宜山最远端的第13师团撤退前，对当面中国军队发动一次反击，造成要进攻贵州的假象。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人会相信他们要打贵州吗？服部卓四郎第65联队奉命断后，一手制订“一号作战”的服部，此时面对士兵们的窃窃私语，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说：“不要慌张！自古以来，凡为殿军者，均系最强之部队。”
随着雪峰山会战的结束，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大反攻也开始了。
在前面说过，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局部反攻从1944年就开始了；在正面战场，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要求抓住雪峰山会战大胜的机会，由战略相持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湘西会战我军士气日盛，敌之战志消沉，要求迅速收复桂柳，以开拓总反攻之机运。”
无论是从河池、宜山经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13师团，还是从宾阳、南宁经柳州、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3师团，一路上都狼狈不堪，《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自此情况发生恶化，没有一天不受到重庆军的攻击。”这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3师团二神力第34联队，虽然一路上被不停地追击，但也抓了几名中国俘虏，结果抓完后，反而给了俘虏很多钱，然后开欢送会般地释放，地点选在广西平乐顶北12公里之大角塘，时间是1945年6月1日。这支从1937年8月最先登陆淞沪战场的日军，终于知道他们的末日来临了。
6月12日，在广西某个地点设立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带着人进入南宁。
这一天，南宁阴雨连绵。薛岳突然下令，在南宁机场，追悼在八年战争中殉国的第9战区的将士和中国的军民（接下来，在7月，反攻江西赣州、遂川、上高等地，是第9战区的最后一战）。
相比于薛岳，汤恩伯在战争尾声，竟又奇异地逆转了在“一号作战”中溃败的形象，先是参加了雪峰山会战，后又指挥他的第3方面军，在广西发起追击反攻战。老汤明白：这是发力的最好的时候，他似乎一贯是乐观的。有一张照片，是陆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的人物合影，除作为第3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外，照片上还有总司令何应钦、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照片上，柏德诺有着美国人那种特有的放松，何应钦则多少端着架子，杜聿明表情腼腆，张发奎神色泰然，卢汉则是豪爽，王耀武属于各种分寸拿捏得很好的，唯一咧着嘴旁若无人大笑的是老汤。一张照片虽然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但即时捕捉的镜头却也能道出几个人不同的性格。
接着说仓皇北撤的日军。第3师团的动作快一些，师团司令部在6月中旬时到了衡阳，途中还意外收容了雪峰山会战中几乎被全歼的第68师团关根支队独立步兵第115大队的残部。说是残部，其实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第3师团的士兵问：“何以如此？”
关根支队的士兵回答：“中国军士气旺盛，使用全自动冲锋枪，我军还没冲锋到其对面，就都被射杀了。”
这叫第3师团的士兵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3师团撤走后，日军在广西的分布是：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88旅团在全州，第58师团在桂林，独立混成第22旅团在柳州。在桂林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计划：6月末撤出柳州，7月末撤出桂林，8月末撤出全州。
独立混成第22旅团从柳州北撤时情况还稍微好些。
进入7月后，以汤恩伯第3方面军为主力的各路中国军队开始总反攻。
第13师团断后的服部联队遭汤恩伯部追击，按服部本人的描述：“重庆军很凶，一直追到距我后尾200米处才开始射击。”这已经算好的了。更多的中国士兵在追击时，到距日军100米的地方才开枪。
7月15日，为第13师团主力断后的服部联队进入桂林。
他们是在5月份从河池开始行动的，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从河池到桂林其实没多远，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反攻之情势。此时，在桂林、全州间的兴安地区，丁治磐第26军猛攻日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此战中，该旅团被第26军打得望风而逃，对日军北撤价值重大的湘桂公路上的五旗岭阵地亦被攻占。北撤的服部联队正沿桂林、兴安、白沙铺、全州一线追赶师团主力，遇到被击溃的独立混成第88旅团。随后，服部联队残部投入五旗岭争夺战，不得手，经白沙铺夺路向全州而逃。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时候，第13师团已撤离全州，穿过湖南地界，进入江西，到达了南昌；难兄难弟第3师团此时撤到了九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美国人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炸弹”，把广岛和长崎摧毁了。
多少年后，面对一些指责，参与投掷原子弹的美国空军少将斯文尼进行了一次阐述自己内心想法的著名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到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养了多年的关东军一触即溃。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对日军进行最后的反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各部队向当面之敌进行全面反攻。
一时间，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燃起了万里烽火，反攻的枪声响彻日军的每一个昼夜。
晋察冀军区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天津，一部攻石家庄、保定，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一部攻大同、集宁、商都，一部配合友军包围太原；晋绥军区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晋冀鲁豫军区的太行部队向新乡、太原等地进攻，太岳部队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进攻，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线；冀鲁豫部队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并配合山东部队进攻济南；山东军区组成山东野战兵团，以五路向津浦路山东沿线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地日伪军展开反攻……在华中，新四军苏浙、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及鄂豫皖湘赣、河南等各军区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日伪军发动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集中主力向广九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进攻，直逼广州、汕头、海口……在最后的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了县以上城市250多座。
其中，新四军发起的高邮战役非常具有代表性（战役发起时，新四军第1师已扩编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此战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2月。
面对拒绝向新四军投降的日伪军，司令员粟裕在电请中央并得到批准后，决定发起高邮攻击战。抗战期间，古城高邮是日军在江苏的主要据点，经营了多年，易守难攻。此时，盘踞高邮的是日军独立第90混成旅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兵力1100多人，由岩崎学大佐统领；伪军则有5000多人。与高邮成掎角之势的邵伯，驻扎着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团。在高邮和邵伯间的车逻坝，有伪军一个营。
1945年12月19日入夜，新四军以15个团的兵力对高邮一线的日伪军发起全线猛攻。其中，粟裕亲率部队突袭邵伯，并在两天后顺利拿下。敌人的车逻坝也失守。高邮之敌的退路被完全封死。25日夜，新四军对高邮发起最后的总攻。一开始，我军就集中了所有炮火猛打城内的日军守备司令部。而在攻城前，新四军还进行了攻心战，用牛皮纸制成巨大的风筝，上面绑了大包传单，每包传单上点了线香，线香烧断绳子后，传单自动散落下来。
此时孤城困兽般的日伪军，早已全无斗志。
经过半夜的战斗，原本拒不投降的岩崎，最后不得不狼狈地从炮楼里爬下来，老老实实地双手过顶献刀。
这一战，毙伤日军300多人，俘虏892人，是一次性生俘日军最多的战役。此外，还歼灭伪军8000多人。
接下来的高邮受降规模很大。仪式中，作为总指挥的粟裕，身着普通士兵的衣裳，在队伍中不动声色地观看了整个过程，继而一笑离去。
回望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作战12.5万余次，建立了土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的解放区，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牵制了数目庞大的日军有生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此时的正面战场，从华南两广开始的反攻仍在进行中。
退到广西全州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带着剩下的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和第88旅团，盘算着怎么北撤。但8月12日，全州遭到中国军队围攻。此时，驻越南的一部分日军退入广西，又遭丁治磐第26军拦截，一直打到8月14日。
在东京皇宫地下室，天皇和大臣们面面相觑。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打下去，海军大臣丰田副武表示支持。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用沉默点头。首相铃木贯太郎认为他们完全疯了。他们确实疯了，对日本人来说，“本土决战”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毁灭。
天皇最后的决断是：投降。
15日中午，昭和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
在此前，东京经过了他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夜。8月14日晚，近卫师团的几个下级军官策动拒绝投降的政变，遭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镇压，田中随后亦自杀。投降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杉山元开始没想要自杀，当得知他已被列为战犯，随后自杀了。
日本宣布投降的15日中午，在广西，丁治磐第26军正准备对当面日军再次发动攻击。
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发表题为《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电台讲话：“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蒋介石走上重庆街头，两旁是兴奋的市民。
天上是静伏的白云。和平真好。
在延安，庆祝胜利的火炬则排成了长龙，燃亮了8月15日的夜空。
这一夜，中国人不醉不归。在抗战岁月里，有多少黑暗和绝望，就有多少坚持和奋战：
从北国的杨靖宇率领抗联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到南方的王耀武指挥铁军在雪峰山痛歼顽敌；从毙杀阿部规秀于太行山上，到击落塚田攻于江南长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赢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石，其间虽然有过摩擦和纷争，但最终还是共赴国难，一起走过了八年里程，正如《五月的鲜花》中唱的那样：“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8月15日当天，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此时日军各联队开始焚烧军旗。
虽然日本已投降，但在广西全州东南白沙铺，第58师团河野一马独立步兵第106大队不服从命令，丁治磐下令命第26军对其发动进攻，这是整个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
由于玉山机场被大雨冲坏，接洽点改为湖南芷江。湘西的这座小城见证了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自武汉会战后，湖南大地硝烟不散，当真是正面战场的第一主战场：长沙、常德、衡阳、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雪峰山……每一个名字都滚扬着热血与硝烟。而雪峰山会战，又是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会战，日军攻占芷江的计划完全挫败，现在令日本人来芷江，何其宜也。
8月21日，在芷江，冈村宁次的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献上山海关内105万日军的番号、驻地、部队长等名录。官职得对应，所以何应钦是不会现身的。这一天，出席接洽的是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以及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美方人员则是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
美国人也应该分享这光荣的时刻。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陈纳德率领飞虎队在中国的蓝天上与日军死斗。太平洋战争爆发，尤其是缅甸被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飞行员冒着危险，驾驶运输机飞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向中国运送了8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据昆明机场总站站长郭汉庭回忆，在最高峰时，昆明巫家坝机场差不多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由于驼峰航线地理和气象条件恶劣，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美军共损失飞机563架，牺牲飞行和机组人员1500多人，散落的飞机铝片落在冰峰和峡谷中，在仰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熠熠的光芒。
雪山冰封上的亡灵，至此可安息了。
重庆军委会派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飞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
作为先遣部队的廖耀湘新6军由芷江被空运到南京。一别就是将近八年，作为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和脱险者，作为滇缅战场上的风云人物，廖耀湘之感慨又何止万千！
进入9月后，在2日，密苏里战舰上，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军部、外长重光葵代表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兹上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英国福莱塞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依次签字。
在中国，新6军之后，被空运到南京的还有第74军李琰第57师。
周志道第51师和蔡仁杰第58师则奉第4方面军总司令官王耀武之命，开入了衡阳，接受堤三树男第68师团等部队的投降。整整一年前，这座城市在47天的锥心泣血之役中被毁灭。作为长衡地区的受降主官，王耀武在长沙面对的是日本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蔡仁杰第58师开至镇江，接受了第3师团投降。这支作战时间最久、参加战役最多的侵华日军部队，最终还是向老对手第74军缴了械。周志道第51师则在芜湖接受了第40师团的投降。第34师团亦在浦口向第74军投降。第74军随后全部进入南京，驻孝陵卫，成为首都警备军，就这样结束了他们铁血抗战的旅程。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
重庆军委会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军委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投降。冈村宁次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想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冈村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向何应钦呈递了冈村的资质证明。何应钦过目后，叫人将日本降书的正副本交给冈村，后者起立双手接捧，埋头逐字阅读。小林在一旁研墨。随后，冈村在《降书》正副本上签下名字……
这里是1945年初秋的南京。
这是一座曾被毁灭的城市。将近八年前的冬天，同样是在这座城市，在雨花台的硝烟中倒下怒睁双眼的朱赤和高致嵩，在水西门和中华门一线的白刃肉搏中倒下程智和胡豪……
悲怆和光荣同属这座城市。
战争结束了。
往前推，距1937年7月7日已经整整八年了，距1931年9月18日已经14年了。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的八年，更没有那么多的14年。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在抗战烽火中，从正面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到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白山黑水间的抗联战士，到缅甸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没有光荣能够白白获得，一切的荣耀都是勇士们前仆后继换来的。
八年抗战中，在山海关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33万人，其中击毙45万人。加上东北战场和缅甸战场，总共击毙日军人数在50万人以上（日本厚生省根据户籍所公布的数字是：八年全面战争中，日军在山海关以内战死45.57万人，在东北战死4.67万人，在缅甸和印度战死16.19万人。东北战场和缅甸战场，去除苏军、英美军击毙的部分，即为中国军队的战果）。中国军民伤亡则达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在正面战场，伤亡将士321万多人，其中战死132万多人（国民政府军令部数据）；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伤亡58万多人，其中战死超过16万人（《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数据）。
佟麟阁、张自忠、姜玉桢、姚子青、朱赤、高致嵩、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周志开、柴意新、张德山、徐声先、杨靖宇、左权、彭雪枫、赵尚志、包森……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钢筋铁骨。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成为战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盟国在东京进行了审判，国民政府列出的战犯中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和未被列入的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处以绞刑，畑俊六、梅津美治郎、桥本欣五郎等多人被判处无期（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点出发，没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天皇制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甚至唯一的温床）；同时，国民政府在多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抓捕并审判了2435名日军战犯，最后145人被处以死刑，其中著名的有酒井隆、田中久一、谷寿夫。直接参加大屠杀的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则被从日本国内押解回南京，公审后处以极刑。作为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虽被多轮庭审，但因“战后良好地执行国民政府的各种命令”而没被法庭定罪，这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