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领土面积不仅在南美无可比拟，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尚未耕种；丰富的矿藏非但无人开采，甚至几乎尚未发现。倘若要估计巴西的巨大潜力，一个统计学恐怕会输给一个异想天开的人。这个有着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究竟能容纳多少人，五亿、七亿还是九亿？这个问题的答案千差万别，却也正反映了巴西未来的不可限量。谁又知道在一百年或者仅仅几十年之后，它在我们的世界中会占据怎样的地位呢？我们开心地认同詹姆斯·布莱斯(1)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由欧洲人统治的大国拥有如此丰饶的土地，能够为人类生存与工业发展提供如此巨大的空间。”
巴西的形状恰似南美洲，就像一架巨大的风琴。在这片国土之上，有高山、平原、森林、海岸，河流四通八达，土壤肥沃富饶。在这里，可以遍历热带亚热带与温带气候，既有湿润的地方也有干燥的区域，沿海地区还是海洋气候，内陆却能感受到高山气息，有些地方雨水稀少，有些地方暴雨如注。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拥有最多样化的植被类型。亚马逊河与拉普拉塔河气势恢宏，是世界上水量最充沛的河流；伊塔提亚亚的山峰高达三千米，足以与阿尔卑斯山并肩屹立。伊瓜苏与塞特克达斯大瀑布比尼亚加拉瀑布的能量更大，尽管名气不如后者，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利资源。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发展迅猛，论其美丽与奢华，足以与欧洲各大城市一较高下。巴西的景色美丽独特，每看一眼都会有全新的体验；动植物类型丰富多样，几百年来不断给学者们带来新的惊喜：仅仅巴西的鸟类就足以单独编目，而每一次勘探又能补充上百个品种。只有未来才能揭示这里究竟蕴含了多少矿藏。我们只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存地，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仅仅这里的铁矿就足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在这个强大的国家，不可能缺少任何一样地理资源，无论矿产、岩石还是植物。尽管近年来已经对巴西进行了第一次全面勘探，真正的探查与评估却还没有正式展开。巴西不仅国土广袤，而且所有的资源都尚未触碰。对于在许多地方都已疲惫不堪、消耗殆尽的世界来说，巴西正代表着未来最值得期许的希望。
这个国家给人的第一感觉十分有冲击力。太阳、光线、色彩，一切都是那样强烈。天空的蓝色如此耀眼，满眼的绿色如此丰富，土地的红色又如此密集。这里的鸟儿有着五光十色的羽毛，这里的蝴蝶有着彩虹一般的翅膀，即使是最天才的画家，也无法在调色盘中创造出更加耀眼的色彩。无论是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还是在划破苍穹的电光里，又或是在如瀑布般的大雨下以及骤然形成的丛林中，大自然都发挥到了极致。沉寂了千百年的土地，为了响应一声召唤，释放出了惊人的活力。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欧洲建造花园或是耕种田地要花费多少的辛劳、努力、坚持与技巧，我们就不得不感到惊讶，因为在这里反而要控制花草作物的生长，才能避免它们变得过于繁茂。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促进它们的生长，反而要抑制它们，避免它们的茂盛干扰了人工种植的其他东西。这片土地上随意生长的作物，就已经提供了大多数食物：香蕉、芒果、木薯、菠萝。而从其他大陆引进的所有蔬菜水果，也都能马上适应这块处女之地。
但现实却充满了悖论。事实上，正是这种极致与繁盛，使得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许多实验，最终都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源于生产过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规律，就是因为这里的发展太快也太容易了。巴西一旦开始生产某样东西，就必须懂得克制自己（将咖啡投入海中和火里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因此巴西的经济史充满动荡，甚至比其政治史更赋有戏剧性。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特点从一开始便隐约固定下来。每个国家就像一名乐手或者画家，即使经过了几个世纪，他们的乐器与色调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个国家是园林之国，那个国家盛产木材与矿石，另一个国家畜牧业发达。生产曲线虽然会上下浮动，总体方向却不会有太大变化。对于巴西，这个规律却并不适用。它不仅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且每次转变都很突然。在这里，每个世纪都有不同的经济特点。仿佛这是一出戏剧，而每一幕都是一种产品的名字：蔗糖、金矿、咖啡、橡胶、棉花或者木材。每一个世纪，更确切地说是每半个世纪，巴西的富饶都会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喜。
在历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十六世纪，是巴西木带动了这里的发展，并赋予它“巴西”的名字。最早的几艘船靠岸之后，欧洲人失望极了。因为在这片大陆之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巴西对于他们而言，值得称道的唯有自然环境。这里的大自然茂盛、猛烈、混乱，还未曾向人类屈服。“既无黄金，也无白银”，这则简短的消息足以从一开始便将新大陆的商业价值压缩为零。别想从这里的土著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们除了皮肤和头发外一无所有，只会惊奇地望着穿着衣服的白种人。巴西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那两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文明形式，而圣十字地赤裸的食人部落连文明的初级阶段也算不上；那里的人们懂得纺织布料，知道如何从土地深处开采金属来制作装饰品，巴西的土著人却连耕作土地蓄养牲畜都不会，更不会建造房子。他们在树上或者水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除了木薯什么都不会种，如果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完了，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既然这些人一无所有，水手们自然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绝望地回到船上，抛弃了这片毫无价值的土地，包括那些没用的人们，因为如果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在皮鞭下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会倒地身亡。
最初的几艘帆船给旧世界带来的只有一些有趣的动物、几只小猴子和五颜六色的鹦鹉。欧洲的贵妇将它们关在笼子里，当作奢侈的宠物，所以这块新土地也被称作“鹦鹉之国”。直到第二次航行，航海者们才发现了一种值得进行远途贸易的产品，那就是“巴西木”(2)。将这种木材命名为巴西木，是因为在它的切面处会呈现一种红色，看上去就像烧红的木炭，可以用来制作颜料。由于当时还没有其他红色颜料问世，市场上对这种异域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葡萄牙政府却过于忙碌，没有时间管理巴西木的出口活动。为了撬开印度亲王的宝库，葡萄牙政府集中起了一切军事力量。而巴西木的垄断经营权不仅微不足道，还要耗费更大的精力。可是这项贸易毕竟有利可图。即便算上所有的开销与风险，里斯本的一担木材也只值半个杜卡多(3)；而到了法国或者荷兰的市场里，一担木材便要两个半到三个杜卡多。然而对于葡萄牙宫廷而言，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事业，所有利润必须迅速兑现。因此，它将巴西木的垄断权租给了费尔南·德·诺隆亚，以此换得了一笔现金。在新入教的基督徒中，诺隆亚最为富有。他同其他刚刚入教的兄弟一起到巴西避难，在伯南布哥从事巴西木贸易。可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这项贸易的规模依然不大，根本不能吸引外国的大代理商入驻，也无法全面推动殖民地的建设进程。单单一种颜料还不足以带动这块遥远的土地。如果巴西想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找到利润更高的产品，以更加迅速、广泛的生产替换掉这属于巴西木的时代。
可是巴西——更确切地说，是当时已经得到开发的沿海地区——并没有这种产品。这块土地若想为欧洲经济做出贡献，就必须先接受欧洲的贡献。所有的作物若想繁荣生长，也必须先引进过来。除此之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肥料，那就是人。从巴西生活的最初一刻开始，殖民者便扮演了最富活力的角色，成为了必需品种的必需品。他们引进什么，巴西便生产什么。然而无论是作物还是人力，欧洲向新大陆投入的一切，都收到了千百倍的回报。东方有无尽的财富可以掠取，巴西却给葡萄牙带来了难题——要想在毫无组织的新大陆上殖民，首先要有足够的投资。
葡萄牙人尝试移栽的第一批作物是从佛得角带来的甘蔗。这次尝试立即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巴西的自然环境为甘蔗生长提供了一切条件。对于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来说，甘蔗简直是最理想的作物，因为它的生长丰收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对经验技术的要求也少之又少。只要将它栽在地上，它便在那里生长；不需要任何照料，它的直径就能达到两英寸。待到成熟之后，只需用最简单的方式就能榨出珍贵的汁液。将两根圆木并排放置，并在上面安装一根横杆。将甘蔗放在两根圆木之间，再找两个奴隶——因为一头牛要花很多钱——推着横杆不停地走，带动圆木不断转动，直到将最后一滴甘蔗汁榨尽。将这种混浊的黏性汁液慢慢加热沸腾，使其中水气蒸腾出来，就会成为糖块。蔗糖渣也能物尽其用，将它同叶子一起焚烧，作为滋养土壤的肥料。这种原始的榨汁方式经过多次改进，很快便有人将蔗糖作坊建在水边，以便用水流代替人力。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方式，蔗糖生产的过程之简单、利润之丰厚都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奴隶们榨出的蔗糖很快就变成了金子。从十字军东征开始，欧洲第一次接触到东方的高雅与文明。他们之所以对东方如此向往，一方面是为了令人振奋的香料，一方面是因为那里的珍馐。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斯巴达人朴素单调的饮食已经不能满足欧洲人的胃口，他们开始寻求更丰富的口感与更精致的享受。在那之前，只有蜂蜜才能提供些许甜味，如今已经不能使人满足。自从品尝过蔗糖之后，人们都变成了被宠坏的孩子，对这种美食的需求越来越高。由于直到三百年后的大陆封锁时期才开始从甜菜中提取糖分，此时的欧洲人只有到遥远的大陆寻求这种奢侈的产品。商人们面对不断增长的顾客群体，愿意以任何价格收购。巴西就这样一下子成为了全球市场上的重要角色。这种原始的蔗糖生产成本几乎为零，因为土地资源完全免费，种植也丝毫不费力气，作坊里的奴隶又是最廉价的动物。蔗糖生产的利润飞速增长，为巴西——更确切地说，是为葡萄牙——创造了大量财富。蔗糖的产量每天都在增加；在这三个世纪里，巴西的垄断地位从未动摇。要想知道巴西的出口量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某几年里，巴西一共出口了价值三百万英镑的蔗糖，比英国在同一时期的出口总值还多。直到十八世纪末，蔗糖的利润才慢慢降下来。因为巴西的产量过高，才最终将“白色黄金”的定价权让给了买方。这是所有殖民地商品的共同命运。无论辣椒还是茶叶，开始的时候都“物以稀为贵”，最终也都因为生产过剩变成了家常便饭。从甜菜中提取糖分的方法给了蔗糖产业最后一击，不过那时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在巴西经济史上的任务。最主要的产品衰落了，巴西经济却并未因此停滞不前，因为这里已经发展起了其他产业。从旧世界带来的甘蔗用它们纤细的腰杆支撑着巴西，在三百年的时光里，巴西不断发展壮大，已经能够脱离这一产品的支撑，独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蔗糖生产开始之后，很快便有了第二种出口产品——烟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同第一种产品非常相似，同样用于满足欧洲人的恶习。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就看到过土著人吸烟，后来的航海者则将这个习惯带回了祖国。欧洲人最初觉得咀嚼烟草、抽食烟叶或者吸食烟粉都是野蛮人的习惯；水手们嘲笑那些嚼食烟草的人，对他们吐出的肮脏汁水嗤之以鼻。少数吸烟者用烟斗来营造烟雾氛围，也会引来疯子般的嘲笑；而在上层社会，尤其在宫廷中，吸烟更是绝对禁止。欧洲人迷上烟草并非出于享受或者模仿，而是因为恐惧。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里，瘟疫席卷了欧洲各个城市。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细菌感染，但却相信“以毒攻毒”，相信不断地吸烟才是抗击感染的最佳方式。尽管瘟疫结束之后，恐惧也随之消失，可烟草却像白兰地一样，由药品变成了习惯，令人欲罢不能。欧洲对烟草的需求量逐年上升，巴西也成为最大的原产地。这里的烟草如野草般生长，却有着最上乘的质量。烟草同它的兄弟蔗糖一样，一点关心都不需要。只要将烟叶从上面拽下来，晾干卷起之后送到船上，这种一文不值的东西便摇身成为价值连城的商品。
蔗糖、烟草以及同样为了满足欧洲口味但规模稍小一些的可可，是十八世纪之前巴西经济的三大支柱。在欧洲人学会棉纺织技术之后，便又增加了第四大支柱。棉花是巴西的土著作物，生产在亚马逊丛林及其他区域。但是巴西的土著人不像阿兹特克或秘鲁人那样拥有文明，也不懂得任何纺织技术；仅仅在战争时期，他们会将棉花放在箭上，用来点燃敌人的住所，而在马兰尼昂地区，棉花则是一种特殊的货币。开始的时候连欧洲人也不了解棉花的作用；尽管哥伦布曾向西班牙带回过几朵棉花，却没人知道它作为纺织材料的重要性。而巴西的耶稣会士却早在1549年就已经知道棉花的用途，并且开始教授土著村庄纺织技术，这一定是得益于墨西哥的消息。但是直到纺织机器发明以后（1770—1773），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棉花的商业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棉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出售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其中最大的买家就是英国，那里有一百万人从事纺织工业。曾经在亚马逊丛林里自由生长的棉花也被系统化地移植到农田里，十九世纪时的出口量已经达到了巴西出口总额的一半。在这个巴西经济快速变革的时期，是它维持了巴西贸易的平衡，弥补了蔗糖价格下滑所造成的影响。
蔗糖、烟草、可可、棉花，所有这些产品都作为原材料销往国外；若想建立起自由完善的工业结构，巴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巴西的一切经济活动仅限于种植、收获，仅限于装载所谓的“殖民地产品”，仅限于单纯依靠劳动力的初级产业。在这片土地上，人类成为最不可或缺的资源，比所有的自然物质都要宝贵。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口到巴西。这也许是巴西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特点，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源都不得不依赖进口——最初的几个世纪是人力，十九世纪时变成了煤炭，现在则是石油。在历史初期，人们自然倾向于寻求最廉价的能源。殖民者们先是希望将土著人变为奴隶。然而由于他们纤弱的身体构造，根本无法承受繁重的劳动，耶稣会士又不断向宫廷呼吁，请求对土著人口进行保护。因此从1549年开始，非洲的“黑色象牙”便不断运往巴西。那些恐怖的货船被称为“灵柩”，因为船上的黑人们手脚被缚，有一半人都会在途中丧生。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一批黑人被运往巴西，他们是活着的原材料。通过这种血腥的运输方式，三个世纪里巴西至少进口了三百万黑人，占到了新大陆进口总数的十分之三。确切的数字我们无法知晓（也有人说一共进口了四百多万黑奴），因为在1890年，鲁伊·巴尔博萨(4)为了废除这一恶行，下令烧毁了所有与奴隶制相关的档案。
很长一段时间内，奴隶贸易在巴西尽管并不荣耀，但却十分有利可图。由伦敦与里斯本出资，船主与商人的收入都能得到保障，因为对奴隶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在巴伊亚的集市上，一个黑人奴隶最早的价格在五十到三百米雷斯之间，而一个土著奴隶的价格则从四米雷斯到七十米雷斯不等。尽管黑奴的价格相对较高，里面却包含了运输费用、奴隶中途死亡的损失、猎奴者、中间商贩与船长的利润以及葡萄牙从中抽取的税收。在这项黑色贸易之中，每个人头要交三到三个半米雷斯的税，由海关直接缴给葡萄牙国王。而对于庄园主来说，黑奴就像镰刀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健壮的黑人奴隶，只要时不时用鞭子抽打几下，一天就能工作十二小时；除此之外，对黑奴的投资还有其他收益，因为即便在他们短暂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主人的财产。购买于十六世纪的一对黑奴夫妇，可以在这两三个世纪中为主人的家族生养一大批奴隶。这些黑奴代表着巴西发展的动力。由于巴西地域广袤，土地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黑人的数量便成了财富的坐标。就像封建时代的俄国一样，庄园主的财产并不取决于他拥有的土地，而在于他拥有多少“灵魂”。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巴西经济都依赖于不断增加的黑人奴隶。葡萄牙人仅仅充当了商人、家仆与监工的角色，起着指导与监视的作用，而真正支撑着殖民地生产的，却是一个个黑色的臂膀。
这种黑白主仆之间的严格划分一直是殖民地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是内陆地区的殖民成就，势必会影响到巴西的完整与统一。历史初期，这片广袤的土地尚缺少一种稳定的平衡。在第一个世纪与第二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的所有活力都集中在北部，那里也吸引了大量人口。与现在的观点不同，对于那时的世界而言，巴西热带才代表着真正的财富。殖民初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集中在那里，以便满足欧洲对于殖民地产品的贪欲。巴伊亚、累西腓、奥林达都由单纯的落脚点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在内陆地区还只有棚屋与木制教堂的时候，那里就建造起了豪华的教堂和宫殿。欧洲的船只在那里不停地装卸，作为货物的黑奴源源不断地抵达；那里建立起了最初的办事处，十分之九的殖民地产品都由那里出口；作坊与农场也集中在那里，以便享受到最便捷的交通。无论在1600、1650还是1700年，如果有人在欧洲提起巴西，那么他一定指的是巴西北部，是那里的沿海城市，是那些因着蔗糖、可可、烟草、贸易而举世闻名的地方。由于群山遮蔽，内陆地区对船员与商人来说仍是一个谜。那时的欧洲没有一个人，甚至连葡萄牙国王也不知道，原来巴西腹地也在缓慢发展，虽然从商业角度看利润不高，但却比沿海更加稳定。这是耶稣会士的巨大功勋。土著居民在他们的指导之下，有条不紊地推动着巴西的殖民化进程。在那个时代的税收官与中间商眼中，只有立竿见影的利润才能转化成财富。然而耶稣会士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巴西的经济不能完全依赖不稳定的商品垄断，也不能依靠单纯的奴隶劳作。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首先学会耕种土地，将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而只要看看巴西初期的一无所有与如今的举世瞩目，就能知道这项事业究竟有多么伟大。正是这最原始的农业与畜牧业，才能成为民族经济的稳定基础；也正是由于游牧部落得到了教化、学会了劳作，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巴西民族。
这项事业完全是从零开始。当诺布莱加与安谢塔到达巴西的时候，看到的只有无人耕种的土地与不懂劳作的野人，却缺少一种将两者整合起来的力量。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旧世界引进，包括所有的牲畜、牛羊、工具、作物以及种子。只有在这之后，才能以无尽的耐心教育这些天真的人们，教授他们如何耕种收获、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建造棚舍。在传授基督教义之前，先要教会他们如何劳动；在灌输宗教理念之前，先要能使他们愿意工作。耶稣会士原本怀着崇高的精神纲领，但到达巴西之后，却变成了一项谦逊烦劳的任务。只有这些有着自律精神、愿意毕生效忠于理想的人才能完成这番事业：通过耕种土地来教化世人。他们从欧洲带来了书籍、药品、工具、作物、牲畜，但促进巴西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却来自于他们本身。巴西的一切都发展迅速，这些最初的村庄与居民点也不例外；耶稣会士很快就可以在信中自豪地宣称，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实现了白人与土著人的融合，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混血人种。神父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成功；圣保罗作为第一个城市和第一个省份，已经拥有不少居民；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向内陆延伸。可是真正征服这块土地的时候，却并不如耶稣会士所料想的那般和平安定，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历史，倘若要实现某种思想，通常不会按照人为设定的计划，而是要遵循自己的道路。这一次也是一样。耶稣会士在这里培养了一代新人，希望由他们来耕耘这片国土。可是这批混血儿们却贪婪地越过了教士定下的界限。在他们的血液中还蕴藏着印第安人对游牧生活的爱好，还保留着殖民者们未曾驯服的野性。为什么我们要亲自耕作，而不是由别人来干？这些半土著人很快便成为土著人最大的威胁。耶稣会士曾经保护印第安人免受奴役之苦，可他们的儿子却成为了最可怕的奴隶贩子；耶稣会士曾希望将圣保罗变成纯洁的精神圣地，可是圣保罗人却变成了新一代的征服者，成为了耶稣会士与殖民活动的仇敌。他们组成了好战的部队，就像非洲的黑奴猎手一样不断行进，破坏沿途的村庄，搜寻可用的奴隶。他们不仅抓捕丛林里的土著人，甚至连居民点中的也不放过。圣保罗人就用这种更加快速、野蛮、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耶稣会士向周围推进的目标。在每一次破坏性的行动之后，都会有一些圣保罗人留在道路交汇处，在那里建立居民点甚至城市，用以接纳强盗般的部队以及成千上万的奴隶。南方的肥沃土地上开始有了人类与家畜的踪迹。这些比沿海居民更贪图安逸的人渐渐成为了内陆的牧民，成为了腹地开发者，成为了真正拥有祖国的人。这是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地迁往内陆地区，对巴西的平衡与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次迁徙活动却要部分归功于圣保罗人的贪婪。善行与恶意在这番事业上并肩协力，虽然乍看之下十分矛盾，却在事实上深化了巴西的融合。十七世纪时，内陆的种植与畜牧业已经足以同北部相抗衡。热带的产业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永远摆脱不了全球市场的影响。而巴西则越来越意识到，它不能单纯地生产殖民地商品，而应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它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生产，而不是听从宗主国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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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巴西已经十分富庶。随着葡萄牙帝国的衰落，由非洲开始，葡属殖民地都渐渐落到了英国与荷兰手中。巴西对于葡萄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正如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当印度贸易带来的财富数不胜数，里斯本的黄金时代也渐渐远去了。自十七世纪开始，巴西便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人们早已忘却了在最初的岁月里，巴西总督要为每一个克鲁萨多写信恳请，诺布莱加则要乞求里斯本为新入教的信徒施舍一些旧的衣物。巴西人是优秀的供应者，他们为葡萄牙船只装满价值连城的商品，用自己的酬劳供养葡萄牙宫廷的官员，收税官也为葡萄牙国库增添了大量财富。巴西人同样也是优秀的消费者；一些“蔗糖大王”的财产与信誉甚至超过真正的国王，而对于葡萄牙生产的红酒、布匹、书籍，在其所有的殖民地之中，也再找不到更好的销售地。巴西就这样平静地成为广袤富饶的殖民地，它几乎不需要葡萄牙的流血牺牲，不会给宗主国造成任何困扰，也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无论在里约热内卢、巴伊亚还是伯南布哥，都不需要强大的驻军维持秩序。尽管巴西的人口不断增加，但除去几次小骚乱之外，从未有过正式的反叛。这里与印度或非洲不同，无需建造昂贵的堡垒，也不用送来巨额的投资；它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
我们无法想象出一个比巴西更舒适的殖民地。这里的经济增长平稳安定，国内发展温和内敛，在世界上丝毫不引人注目。巴西的一切如此平静，产品又如此单调，在仓库里只有大包大包的蔗糖与烟草，自然不能激发出欧洲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墨西哥的征服、印加的黄金、波托西的白银、印度洋的珍珠、美洲农场主与印第安人的争斗以及加勒比海上的抗争，这一切成为了浪漫的诗人与编年史家写作的动力，吸引了年轻人不羁的思想，赐予了他们冒险的欲望。而巴西在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从未赢得世界的关注。但是这种低调的隔绝却正是巴西的幸运。巴西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财富、它的黄金和钻石，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发现。如果这些金子在十六、十七世纪便为人所知，那些大国一定会为此产生激烈的争吵；征服者会从秘鲁、委内瑞拉以及智利出发，偷偷潜入到巴西境内；这里就会变成万恶的战场，就会被奴役、被撕裂。而直到1710年，巴西才突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黄金储备国。冒险家与征服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维列盖格农、沃尔特·罗里、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们也都同那个野蛮的时代一样，永远不会回来。曾经少数几个意志坚定的冒险者，仅靠四五艘船只就能征服整个国家，如今永远成为了历史。1700年，巴西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拥有自己的城市、要塞、港口。而比这些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民族团体也已经渐渐形成。它就像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愿为捍卫巴西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抵抗外国入侵牺牲最后一个人。即便是对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愿意缴纳赋税。如今，他们只需要两样东西——时间，以及更多的人。对于富有耐心的国家而言，时间会使它变得更加强大。
米纳斯·吉拉斯金矿的发现并不单单是巴西与葡萄牙的国内事务；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经济形势。根据维尔纳·桑巴特(5)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末期，如果不是巴西金源对欧洲经济命脉的强烈刺激与渗透，就不会有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直到那时，巴西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可它骤然抛向市场的黄金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几乎无法想象。按照罗伯托·西蒙森(6)的计算（这个结果十分可信），在1852年发现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之前，美洲其他地方所出产的黄金总和都抵不上米拉斯·吉拉斯山谷这半个世纪的开采数量。墨西哥与秘鲁的黄金点燃了十六世纪的狂热，使全球的货币总值增加了一到两倍（伟大的孟德斯鸠在著作《西班牙的财富》中描绘了这一情景）。可是这些金子只占到巴西——这个一直受到歧视的殖民地——献给宗主国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依靠这些金子，废墟中的里斯本才得以重建；依靠这上缴给国王的“五一税”，巨大的玛芙拉修道院才能够建立。英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正是得益于这金色的肥料；欧洲的商业与转型也正是由于这突然的暴富，才获得了即刻的动力。只用了短短五十年，巴西便成为“旧世界”的宝库，成为欧洲最富有也最值得嫉妒的殖民地。在那一瞬间，仿佛殖民者的所有梦想都得到满足，仿佛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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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故事从开端、发展到结尾都如此富有戏剧性，所以最好使用戏剧的形式描绘它的每一场、每一幕以及每一段情景。
第一幕开始于1700年前不久，在米拉斯·吉拉斯的山谷中。那时的米拉斯·吉拉斯还没有成为一个州府，只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一天，从圣保罗的一个小居民点陶巴特出发，几个人骑着马或驴子朝远方的小山前进。维利亚斯河也流经那里，在山谷中留下曲曲折折的印记。与无数其他的圣保罗人一样，这些人的启程十分随意，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切的目标。他们只是希望带回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者奴隶，或者牲畜，又或者是贵金属。接着便是出人意料的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不知道是已经得到密报还是仅仅出于偶然，竟在河沙中发现了几粒黄金。他将这些金沙装在瓶子里，带到了里约热内卢。就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这种神奇的金属带有令人嫉妒的色彩，只要看上一眼，就会引起狂热的迁徙。从巴伊亚，从里约热内卢，从圣保罗，成千上万的人匆忙赶往那里。他们或骑着马和驴子，或徒步行走，或乘坐圣弗朗西斯科河上的船只。这时，舞台监督需要在台上增添大量演员——水手抛弃了轮船，士兵逃离了营地，商人丢掉了买卖，牧者离开了神坛；而那些黑色的群体则是赶往郊野的奴隶。起初，这表面看来的幸运差点酿成史无前例的灾祸。蔗糖作坊废弃了，烟草生产也停止了，因为它们的负责人离开了这里，带走了奴隶。他们期待在米纳斯·吉拉斯，只用一周甚至一天的时间，就能得到耐心劳作一年的财富。船只不再装卸货物，往来欧洲的交通也中断了。一切都陷入停滞之中，中央政府不得不下达法令，禁止劳动力向内陆转移。就在沿海地区因为人口撤离而面临灾难的时候，内陆地区却因为移民的突然到来而遭受到与米达斯王相同的厄运：尽管拥有金质的餐具，却不得不忍受饥饿。这里有充足的金沙与金块，却没有面包玉米，也没有牛奶干酪。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没有水果、牲畜、粮食，无法养活这几万乃至十几万的移民。所幸的是，商人们也付出了十倍的努力，因为他们预计这里的货物能买到五倍甚至十倍价格，还可以用纯金作为交换。通过水路与陆路，运往这片荒野的食品与工具越来越多。人们开辟出了公路，利用起了圣弗朗西斯科河。这条夹杂着泥沙的河流此前一直做着平静的白日梦，几个月中都不会有一条船经过，如今却成为了最繁忙的河道。由奴隶推动的船只在河中来来往往，牛拉着车子在地上不断穿梭，而梦寐以求的金子则在小皮革袋中旅行。这项狂热的活动突然侵袭了这个平静的、几乎在睡梦中的国家。
然而，淘金热一直都是恶性的高烧。它刺激着神经，燃烧着血液，使眼神变得贪婪，让意识变得浑浊。短短一段时间，便出现了血腥的争斗。圣保罗的发现者抗击着后来的外乡人，一个人辛苦得来的财富会被另一个人用匕首夺走。然而在悲剧之中还混杂着荒诞可笑的因素。那些昨天还在乞讨的人们，如今却穿着奢侈可笑的服装卖弄；掘金者刚刚获得的财富，又在赌场上一输而空。第一幕的结尾十分有戏剧性：在狂热地挖掘了成千上万个地方之后，居然发现了比黄金更为珍贵的东西——钻石。
第二幕。一个新的主角登上舞台：这是代表葡萄牙权利的巴西总督。他视察了新发现的州府，以便保障国王能从中抽取五分之一的黄金。为了维护这里的秩序，在他身后站着成队的士兵和凶猛的骑士。他建立起了一个铸币厂，规定开采的黄金必须如数上缴铸造金币，以此保证严格的税收。尽管这些乌合之众不愿交税，但他们的反抗遭到了镇压。就这样，冒险者的无序活动慢慢变成了王权下的稳定产业。在黄金产地渐渐发展起数个广阔的城市：富镇、皇镇与阿尔布克尔克镇。这些城市迅速建起了棚屋与泥房，为十多万人提供了庇护；在当时，无论纽约或是北美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之匹敌。对于这些城市的生活状况，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甚至那个时代的世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葡萄牙决定保护自己的财富，下令禁止任何外国人靠近金矿，甚至一个钟点都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地区都被钢铁包围起来；在每个十字路口都设置了关卡，随处都能见到日夜巡防的士兵。没有一个旅行者能够进入这片区域，淘金者在离开前也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以防他们私带金沙外逃。一切违反政府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关于巴西金矿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能透露；寄往国外的信件，一封也不能发出。安东尼尔(7)所写的那本关于巴西财富的书籍，也在审查中遭到禁止。只有葡萄牙了解巴西的价值。它使出了一切手段进行监视，避免引起其他国家的贪婪与妒忌。只有王室与金矿的官员知道哪里能够开采钻石与黄金，也只有他们知道国王究竟从中获取多大的利益。葡萄牙在那一个世纪中所得到的利润，直到今天也很难估计。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绝对是笔巨大的财富，因为五分之一的金子都流向了空荡的国库，而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的钻石也都直接归政府所有，突然暴富的殖民地还从宗主国购买了大批商品，还有奴隶进口的高昂税收——为了尽快开采出黄金和钻石，奴隶的进口数量也成倍增长。葡萄牙这才发现，当它失去印度与非洲统治权的时候，恰恰是这块土地——《葡国魂》从未为它歌唱，乞丐和流氓才是真正的殖民者——成为了它最宝贵的殖民地。
这出黄金悲喜剧的第三幕持续了近七十年，并渐渐转向了悲剧。第一个场景是既相同又不同的富镇。说它相同，指的是自然风光，是荒芜的深色山丘与流经峡谷的河流。说它不同，指的是这座城市，是那些高大的白色教堂与伫立在山巅的雕塑。在总统府邸周围建起了奢侈的别苑，这里的居民富有而受人尊敬，却不再是乐天的挥霍者。这里少了一样能够给街道、酒馆、商业带来活力的东西，少了一样能够点燃人们的眼睛、使气氛活跃起来的东西，这样东西就是黄金。河水仍在流动，依旧荡起泡沫，依旧将沙子冲积到河岸旁边。可是这里的沙子，无论经过怎样的冲洗筛滤，都只是无用的沙子而不是闪光的黄金。曾经只要派遣几十个奴隶在这里淘金，就能够一夜暴富。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维利亚斯河中淤积的金子，也已经消耗殆尽。若要开采山下的金子，则需要更高的技术与繁重的工作，那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都不具备的条件。于是，转变出现了：富镇变得日益贫穷。昔日的淘金者穷苦而又悲伤，他们带着驴子、黑奴及少许家当离开了这里；四散在山峦各处的奴隶窝棚，也都在风雨之下冲毁坍塌。骑兵们撤离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值得守卫的东西；政府也没有工作需要处理，甚至连牢狱都已经空置，因为富镇已经没有值得偷抢的居民。黄金的闹剧已经散场。
第四幕有两个场景同时上演：一个在葡萄牙，另一个在巴西。第一个场景开场于里斯本的王宫。宫廷议会正在召开。在国库报告中，议院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从巴西运来的黄金越来越少，国库的亏空越来越大。由于无法得到资助，彭巴尔侯爵建立的工业联盟已经濒临破产；开端宏大的里斯本重建工程也已经陷入停滞。既然无法从巴西获得黄金，那么钱从哪里来？这其中的损失又如何才能弥补？葡萄牙驱逐了耶稣会士，没收了他们不值一文的财产。在《葡国魂》的理想之国消失之后，“黄金国”的美梦也破灭了。世人总是为黄金迷惑，它许人幸福，却一个字也不予兑现。葡萄牙又退回到原先的模样，成为一个平静的小国。而正是因为这平静的美好，它才值得喜爱。
另一个场景发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同第一个场景完全不同。淘金者们带着骡马、奴隶和全部家当从荒凉的山上下来，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就此停留，建立起小的居民点与城市；船只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上来来往往；商品运输繁忙。在这块曾经无人耕作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新的州府，各种产业如火如荼。葡萄牙的灾难成为了巴西的幸运：为了代替消失的黄金，他们找到了更加珍贵的东西——一块能够开花结果的崭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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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这场米纳斯·吉拉斯的淘金热是向内陆地区的第一次大迁徙，对巴西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形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不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迁徙，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很难保持国民的同一性。在巴西，从南大河州到亚马逊地区，各地的方言几乎没有差异；从大西洋沿岸到几乎无人到达的戈亚斯，每个地方都保持着同样的习俗；尽管气候不同职业不同，这里的人民却拥有相同的特质。这里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像欧洲，人民不用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之上，而是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一样可以自由迁移。尤其是在巴西，土地尚且没有主人，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占领，每个人都是这里的开拓者与流浪者。他们不像欧洲的农民，无需为传统所禁锢；他们愿意背井离乡，乐于抓住每一个机遇。因此，巴西经济史上的重大变迁，不只是从一个垄断商品到另一个垄断商品（也就是所谓的产品周期），也同样反映了不同地域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仅可以使用商品的名称，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区域来命名每一个历史阶段。木材时代、蔗糖时代与棉花时代发展了北部，创造了巴伊亚、累西腓、奥林达、塞阿腊与马兰尼昂。米拉斯·吉拉斯则建立于黄金之上。里约热内卢的兴盛得益于国王的避难。“咖啡帝国”则推动了圣保罗的崛起。而昙花一现的橡胶产业促成了马瑙斯与贝伦的迅速繁荣。在下一个时代，在钢铁冶炼的时代中，哪一个城市将迅速崛起，如今还是一个未知之谜。
这种寻找经济支点的过程如今仍在进行，因为巴西人天性热爱迁移，而外来人口的融入又使得这种倾向愈发强烈。先是非洲移民，继而是欧洲移民，他们不断促进着巴西的扩展，缩小着社会等级间的隔离程度，并将民族精神置于地域差异之上。无论在哪里都常常听说某人来自巴伊亚或南大河，可是如果仔细调查，就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其实出生于另一个州府。得益于这种混合与迁移，巴西统一的奇迹才能持续到今天。如今，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广播报纸作用的日益增加，维持国家的统一也更加容易。尽管西属南美领土面积不及巴西，人口也没有巴西多，却由于各州府的区别统治，分裂成阿根廷、智利、秘鲁与委内瑞拉，它们分别讲着不同的方言，奉行着不同的习俗，拥有着不同的人口构成。而巴西中央政府则从一开始便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因为无论民族还是经济层面，“统一”一旦赢得人心，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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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列出宗主国与殖民地、葡萄牙与巴西之间的收支平衡表，就会看到十九世纪初期之前，收支关系一直在不断移动。从1500年到1600年，是巴西在接受葡萄牙的给予；宗主国需要派遣船队、官员、士兵、商品、商人及殖民者，并且那里的白人数量也是殖民地的十倍。1700年左右，收支开始向巴西偏移。到了1800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九万一千平方公里的葡萄牙同八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巴西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巴西，仅仅黑奴的数量就比葡萄牙总人口还多；而在经济层面上，日渐衰落的宗主国更无法同新大陆相比。凭借着国内的黄金钻石，凭借着棉花、烟草与蔗糖，凭借着牲畜、矿石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巴西的经济不断增长，已经不需要任何援助。母亲已经不再养育儿子，而是由儿子供养母亲。在里斯本地震期间，巴西至少向葡萄牙提供了三百万克鲁萨多用于重建；而葡萄牙的所有富裕人家，若不是在巴西拥有产业，就是同那里的城市港口有贸易往来。对于这小小的卢济塔尼亚故乡而言，巴西就是一个世界。
然而巴西越是强健有力，葡萄牙就越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而脱离宗主国的保护。巴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葡萄牙却还将它当作小孩，企图控制它的行为，阻止它的独立。那时的美国早已实现了区域自治，巴西却不能生产织物，只能从葡萄牙进口；也不能建造船只，以保证葡萄牙商人的利润。对于学者、技师与实业家来说，在巴西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里不能印刷书籍，不能出版报纸；随着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最后一个传播教化的人也离开了。葡萄牙必须遏制巴西的经济独立，切断它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使它继续扮演奴隶与殖民地的角色。因此，如果巴西越不独立、不开化、不团结，对葡萄牙而言就越好。所有争取独立的运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葡萄牙驻巴西的军队早已无需抗击外国入侵，因为本土军队会完成这个任务；而葡萄牙军队的真正使命是与殖民地对抗，捍卫国王的经济领地。
然而历史又上演了同样的剧目：谨慎与理智数年不得的目标，依靠暴力便可以一蹴而就。恰恰是欧洲的独裁者拿破仑解放了这个南美国家。凭借着迅捷的法国部队，他迫使葡萄牙国王匆忙离开里斯本，也迫使他第一次来到巴西——这个为他建造了王宫别苑，为他的家族、他的帝国效忠了几百年的地方。对于这个殖民地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到达这里的不是收税官或者警察，而是布拉干萨家族的后代，是国王若昂六世，以及所有的贵族、僧侣与王室成员。
十九世纪，巴西已经不再被看作殖民地。若昂六世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是它向自己伸出了援手，安慰了这个不幸的避难者。在“联合王国”的称号之下，巴西开始同葡萄牙分庭抗礼。而在这十二年中，联合王国的首都也从特茹河畔迁到了巴伊亚的瓜纳巴拉。巴西与世界贸易之间的壁垒迅速消除，充斥着特许与禁令的时代也随之终结。自1808年开始，外国船只可以在此停泊交易，而无需向里斯本国库缴税。巴西终于可以自由发言、写作、思考，终于在经济发展之余开始了文明启蒙，而在之前这些都是严令禁止的。在荷兰人的短暂占领之后，巴西第一次迎来了学者、艺术家以及有名望的技师，以便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这里创建了许多全新的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艺术协会以及科技学院。巴西终于能够在全球文化界自由展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人们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就会爱上它，在得到完全无限的自由之前就不会罢手。即便是同海外“旧世界”的松弛联系，也让巴西感到无比煎熬。直到1822年成为帝国，巴西才开始了真正的独立。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那时，巴西才开始具备了独立的条件，因为它的独立仅限于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巴西对英国和其他工业国的依赖程度比对葡萄牙更甚。里斯本的禁令一度阻碍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使它未能投入到十八世纪末改造世界的工业革命中去。在巴西独立之前，其殖民地商品出口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这里拥有奴隶，劳动力价格低廉。在经济层面，巴西依然是美洲的龙头老大。直到宣布独立之后，巴西的出口总额依旧在美国之上，有几年中甚至与英国不相上下。可是在十九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要素——机器。在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只需一台蒸汽机与十几个工人，就能抵得过上百甚至上千个奴隶创造的价值。从那之后，手工生产便再也不能同机器工业相抗衡，就像赤裸的土著人无法用弓箭战胜大炮一样。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落后是致命的，而另一个不利条件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尽管巴西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品种，却恰恰缺少十九世纪最具决定性的能源——煤炭。
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乎所有的机械与交通工具都要依靠煤炭驱动；可在巴西广袤的国土之上，居然连一个煤矿都找不到。每公斤煤炭都要从远方进口，用巨额的蔗糖作交换，而蔗糖的价格却在不断下跌。因此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变得十分昂贵。不仅如此，由于群山遮挡，铁路建造也十分落后，而且进程缓慢。在欧洲与北美，工业生产与运输速度逐年加快，已经提高了百倍千倍；可是巴西的土地却不肯出产煤矿，连绵的山脉制造了巨大的困难，蜿蜒的河流也仿佛在同新世纪作对。结果很快显露出来：每过五年巴西就会落后一大步。尤其是在北部地区，由于交通不够发达，已经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中。在这个时期的美国，从东向西、由南向北都建起了密集的铁路网络；可在几乎同等大小的巴西，十分之九的地区都不得不依靠步行。在密西西比河、哈得孙河与圣洛伦索河上，蒸汽机船川流不息；但在亚马逊河与圣弗朗西斯科河上，却连一根烟囱也很难见到。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与美国，煤炭、工厂、商业中心、钢铁工业、城镇、港口齐心协力，抓紧每分每秒工作生产，全国产能也在逐年提高；而巴西在进入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依然像在十八世纪、十七世纪甚至十六世纪那样停滞不前，只能生产单一的原材料，在世界市场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就这样，经济贸易衰退了，巴西也从美洲国家的龙头老大掉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十九世纪初期巴西的经济状况有些自相矛盾。尽管巴西是世界上铁矿石最多的国家，可它的所有机械工具却必须依赖进口。尽管这里棉产量十分丰富，可棉织品却必须从英国购买。尽管这里有着无尽的森林资源，可它却连一张纸都生产不出。所有无法通过原始手工生产方式获得的产品，都必须从国外进口。巴西同之前一样，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才能组织起工业生产，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可自从金矿枯竭之后，巴西资金缺乏，所有的铁路、工厂以及大型企业都必须由英国、法国或比利时建立，仿佛巴西仍是一个殖民地，不得不受到全世界的盘剥。在那个时代，以丰富能源为支撑的生产活力是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而巴西却仍然保留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与贸易手段，几乎完全陷入衰退之中。巴西经济又一次跌入谷底。